被民族主義敘事遮蔽的「慰安婦」

上週五，立委費鴻泰質詢閣揆林全微調課綱議題時，詢問林院長「慰安婦」是自願還是被迫。¹林院長答道有些自願，有些被迫，都有可能。晚間，林院長又二度更正，強調無論自願或被迫，「都是國家暴力戕害人權造成的歷史悲劇」，但輿論早已一陣騷動。聯合報黑白集說「慰安婦不僅是個尖銳的歷史議題，在經數十年的討論後，已是一個基本歷史常識，在台灣、在全球皆然」、「林全作為行政院長，竟對此『沒有特別瞭解』，且大剌剌說出『有些是自願』，令人瞠目結舌。」作家張大春說：「當林全說出『慰安婦有些可能是自願 』這樣的話來之後，我們幾乎已經可以斷言：這恐怕是史上最沒有常識或最沒有人性的一個閣揆。」；由夏珍擔任總主筆的風傳媒，則在風評中要林全「為他的無知無覺無感道歉，若非如此他也得為自己馬屁拍在馬腿上道歉。」

一時之間，彷彿去年8月的紛爭再起。

微調課綱的慰安婦論爭

去年7月31日，反微調課綱學生林致宇與王曉波在廣播節目上激辯。根據報導，王曉波在節目中表示：「連課綱加了『強迫』成為慰安婦都不行，一定要是自行去當慰安婦嗎？『101的課綱寫成這樣子，我們才要去微調，這樣汙辱台灣婦女，你能忍受嗎？我不能忍受！』」，林致宇則反問「慰安婦一定是被迫的嗎？就像性工作者，有可能為了經濟等因素而下海，『你把性工作者看得非常卑賤！』」。

儘管兩週後，林致宇在臉書上公開道歉。但他將慰安婦與性工作者類比，認為可能有自願者存在的論點，引起宣然大波。支持微調課綱的一方，普遍認定「被迫」為真實，並將其與日本的殖民壓迫連結。這一種論述，可以以馬英九、王曉波、張亞中、宋國誠等人為代表。在他們眼裡，否定此種認識的言論，在道德上十分可議。其中有些更進一步與「中華民族」的抗日苦難相連接，透過強調共同的受難經歷，證成臺灣歷史進程與中國緊密相依，以強化臺灣作為中國一部分的現實主張。對於這些人而言，林致宇的發言被視為反對者抱持皇民史觀的佐證。

相較於支持微調課綱陣營的統一看法；反對微調課綱的人士，則出現許多不同的回應。吳馨恩認為爭論「自願」是男性霸權的遊戲，男性霸權下的慰安婦，無論自願或被迫與否，都必然是「被迫」。劉夏如則從實證史學的角度出發，認為學生對於課綱的證據質疑才符合慰安婦研究的現況，進入慰安婦體制的女子確有不同的原因，但無論如何，日本政府都有一定的責任。此外，陳美華雖未明確表態支持或反對微調課綱，但也投書表示否定自願，強調「被迫」事實上僅是污名再製。

在這三種帶有女性主義色彩的論述之外，還有一種聲音，是自稱當年耳聞、或親眼目睹自願者的敘述。也經常有以「八三一」反擊「慰安婦」道德指責的言論，試圖呈現國日一樣爛，或者國比日爛的歷史論述出現。

二分邏輯下被消失的受害者

事實上，依據朱德蘭教授幾乎可說是臺灣慰安婦研究決定本的《臺灣慰安婦》書中統計，59位婦援會可訪查得知的前慰安婦中，有29人因詐欺拐騙、9人自願應徵（多為原花柳業從業者）、3人親人逼迫、3人區役所抽籤、3人人口販賣、1人強迫奉公、11人警察強制（皆為原住民族）而成為慰安婦。²婦援會在去年的聲明稿中進一步表示，自願應徵的9位中，只有1位確知工作內容，其餘亦屬詐欺就業。以當前對臺籍慰安婦可能有2,000人左右的推估來看，自願應徵的案例可能更多。儘管存在著自願應徵的案例，但在去年的慰安婦論爭中，朱德蘭並未主張自願與被迫共存，而是表達了支持「被迫」表述的立場。

或許有些人會認為，既然只有僅有一人能確證稱得上是「自願」，使用「被迫」表述亦亦無妨。但強調「被迫」的敘述，一來無法與事實貼合，二來帶有描述動機性質的「被迫」，反倒激起「自願」、「被迫」的無謂論爭，模糊了慰安婦體系作為非人道獸行的本質。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自願」的不可能，甚至將自願者排出受害者的範疇之外。朱德蘭投書中曾提及「坊間有關慰安婦是『職業娼妓』、『自願』的論調，其實是日本社會對日籍慰安婦的認識，也是日籍婦女沒人出面指控的原因」，正是此種排除邏輯的極致展現。³正如陳美華所指出的，這種論述加深了「無辜的受害者」和「有罪的性工作者」的區別，從而抹殺了自願成為慰安婦，但卻同樣受到日軍暴行的受害者的存在與聲音。⁴

儘管「被迫」的敘事存在著誤導的問題，但對民族主義者來說，「被迫」可以滿足將慰安婦視為「民族創傷」的需求。捍衛我群女性的貞節，往往能激發陽剛的民族主義情緒。許多人為慰安婦可能「自願」而憤愾，但仔細解讀這些人的言論，卻會發現他們在意的並不是這些「慰安婦」真實的經歷，而是「我們的女子不能受外人玷污」。藉由民族創傷而激發出的民族情緒，凌駕於慰安婦本身的經歷之上，又反過來強化「被迫」的表述。前總統馬英九說「死也不相信自願」、立委費鴻泰說「這是丟中國人的臉，這些都是中國的女人」，正是這種民族情緒凌駕歷史事實的表現。

人們在意的從來不是女性權益的提昇，而是女性的貞節作為民族的象徵神聖而不可受外人侵犯。這也是為什麼一些評論在提及慰安婦問題時，忽略了日本本土受害者的存在，而將此問題視為單純的殖民剝削。對殖民地的慰安婦是雙重剝削，但只把慰安婦當成殖民剝削的討論，卻忽略了慰安婦作為父權壓迫的一種極致表現。作為民族創傷的慰安婦敘事，更在滿足了人們「保護我群弱女子」的心態之餘，隱匿、乃至強化了「慰安婦」問題背後的父權體制。媒體網站的留言中，一句句意味著媚日賤女人的「你（家人）自願做慰安婦」。正顯示了慰安婦汙名如何在這種與民族、父權體制共謀的自願、被迫二分邏輯中進一步被強化。

莫再消費慰安婦

長期以來，作為民族主義創傷敘事的慰安婦，無可避免地陷入貶日褒國與貶國褒日、親中親臺的史觀爭議之中，而一再被消費。這也是為什麼不斷地會有自稱當年耳聞、或親眼目睹自願者的敘述，也一再有以「八三一」反擊「慰安婦」道德指責的言論出現的原因。只要我們仍然以民族主義的創傷敘事來討論慰安婦，慰安婦議題，就永遠無法擺脫「被迫」與否的低級爭議。

成為慰安婦的臺灣女性，多數原先就處在社會、經濟的弱勢地位，或是不識字，或是家境貧困。而日本政府一面透過行政體系，以及花柳業者或其他協力者募集慰安婦，一面透過臺灣拓殖會社與福大會社提供融資，主導此一壓迫而非人道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之中，慰安婦失去人身自由（強制隨軍，通常不能自由脫離）、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脅（敵軍攻擊）、大量接客，乃至日軍的各種獸行造成的身心傷害、經濟上的壓榨。

正如去年187位國際學者連署的公開信所言，我們應當認知體認到問題的核心在於體制「如何壓迫」這些女性，而非這些女性最初是自願或被迫。若是我們不願放棄以民族主義綁架慰安婦議題，我們將永遠無法貼近、面對慰安婦的歷史經歷，以及他們所處的複雜時空背景，乃至那些延續迄今的壓迫與污名。

可惜的是，當「被迫」敘事成為民族主義教條之後，許多政治人物、媒體關心的，只是如何藉慰安婦議題之名，鬥爭彼此的民族認同，而不願促使人們更進一步地反思殖民統治、本地社會與軍國主義之間如何緊密共謀交織，也無意促使人們進一步反思父權體制下的女性地位，甚至是邊緣女性地位是否真正改善。這樣的作法不僅對促進大眾理解慰安婦議題毫無幫助，也無助於女性地位的提昇。這，是我們要的政治、媒體與歷史教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