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開戰後處置的地雷：拆彈少年 Under Sandet
日正當中。
荒涼的沙灘上，一群軍人渾身沙塵，小心翼翼地匍匐前進。但他們不找掩護——這不是諾曼第，沒有來自高灘地堡的砲火；他們不戴緊鋼盔，手中沒有步槍——那裡沒有敵軍。
他們匍匐前進，拿著手中的長棍，規律地往眼前的沙土戳探。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鏗地一聲。
他們高叫著，放下手中的長棍，以發出聲音的點為中心，小心翼翼地徒手挖掘。
幾十秒後，他們活了下來。
※
這不是諾曼第，這是諾曼第東北，遠離主戰線的丹麥西岸。地理因素使然，它從未成為德軍與盟軍評估中登陸的可能位置。但德軍仍在這裡佈下防線：地堡、砲台與障礙物——還有數百萬枚的地雷。
北起挪威，南抵法國，過去納粹宣傳自豪的大西洋壁壘，沒有為第三帝國擊滅多少敵人，卻在戰後成為德國戰俘們返家路上的難關。戰敗的德國不僅要面對各國的索賠，也被認為應為佔領期留下的地雷負責。最終，在各國的要求之下，英國決定令德國戰俘負擔這項工作。在海上、在陸上，一批又一批的戰俘，為他們「祖國」留下的問題扛起了責任。
沒有戰爭的戰爭片
Under Sandet（臺譯《拆彈少年》）講述的，便是這樣一段故事。對德國人充滿仇恨的丹麥士官長Carl，接收一隊接受簡易掃雷訓練的少年兵戰俘，在荒涼的沙灘從事掃雷工作。一次又一次的意外死亡後，士官長漸漸體認到這些人雖是德國人，更是未經世事，無辜捲入戰火的少年。他對少年的同情、對命令的自責，漸漸超越對德國人的仇恨。最後，在一次裝載廢雷的意外令多數隊員身亡後，士官長做出了他的最後一道命令：將僅存的隊員們送回德國。
素昧平生，甚至互相敵對的一群男子、面臨共同的困境、產生情感、歷經考驗、最終為他人付出，是典型的軍旅成長故事架構，不同的是長官與部屬身分相異，互為敵國，共處一隊的設定加深了張力。組織內在的張力、掃雷工作的高風險，使得本片成為沒有戰爭，卻仍張力飽滿的戰爭片。1雖然整體而言，演員的表演並未特別突出，但片中演員們眼神之間的訊息仍令人觸動。士官長Carl（Roland Møller飾演）與少年兵Sebastian（Louis Hofmann飾演）的心境變化，尤有可觀。
困在異鄉的少年們，反覆掙扎於返鄉的希望、現實的無常；還在家鄉的士官長與農場女主人，雖然熬過了戰爭的苦痛，家鄉卻已變貌，未知何時能歸復正常。人們歷劫歸來，但除了驚恐徬徨、憤恨敵意、期待返家之外，看不到戰爭對人們的細緻影響。五年的佔領，彷彿只是教科書上的知識；戰鬥的經驗也未令少年兵們對生命、戰爭有更深的體認。2欠缺故事的鋪陳，連Carl的憤怒敵意都顯得生硬單薄，無法直接感受到應有的深厚。3
或許，丹麥觀眾有足夠的背景知識，能在觀影同時，以背景知識補完這份缺乏，但海外觀眾卻無法如此。相較於另類的設定、工整的結構、計算精確的情節，劇本稍顯匱乏的背景縱深，令這部片欠缺更豐滿的情緒，而略顯匠氣。
戰後處置的正義探問
同為探究戰爭道德難題的電影，相較於《索爾之子》（Son of Saul，掃羅之子，2015）一路採用在主角肩後貼身拍攝的主觀鏡頭，欲使觀眾如同身受、見證受難猶太人苦痛的手法；《拆彈少年》則以冷色調、第三人視角、適度的配樂介入，以較為旁觀抽離的手法，將這段正反角色互換的歷史帶上觀眾心中的法庭，要人們靜觀發展，仔細衡量眼前所見：這一切，應該嗎？
Under Sandet，沙之下，那些表面上看不到的東西，那些外表看似平靜，卻隨時可能帶來深深震撼的東西；英文片名Land of mine，也指涉了一個表面平靜，卻危機四伏的情境。丹、英片名不僅指涉整個困局，更語帶雙關。只是無論是臺灣金馬影展上映片名「拆彈少年」，又或香港片商取名「十個拆彈的少年」4都過於著重於主要行動者面對的矛盾，傳達著「沒有未來的少年們努力求生，卻被命運擺佈」的訊息。
但本片的企圖從不僅限於此。如同一次次往返於盟軍營區與排雷營地，在上級權威與現實之間探求答案的士官長Carl，導演Martin Zandvliet也要觀眾凝視、探問關於戰爭的總總難題。
作為納粹侵略的受害國，有向德國求償的權利，但，尋求賠償，能建立在違反國際法的基礎上嗎？
本片雖略顯匠氣，與史實也可能有所出入5，但導演仍將戰後處置的正義問題帶到檯前，並將其推往更細緻複雜的討論。6無論掃雷隊伍中是否存在青少年，但令戰俘進行掃雷工作，即有違反1929年日內瓦《關於戰俘待遇的公約》第32條「禁止使用戰俘從事有礙衛生和危險的工作。勞動條件不得因紀律措施而予以加重」的可能。導演將這段故事搬上大螢幕的同時，也是質問著：受害國尋求賠償能建立在違反國際法的基礎上嗎？
挖開「地雷」
少年兵們小心翼翼地撥清沙土、打開地雷，取出雷管的場景，是整部片的核心關鍵。導演一再將鏡頭對準這一吋差池都可能葬送性命的緊張場面，不僅要觀眾感受那高度緊繃，製造下一個驚悚的意外，也要觀眾直視緊繃的兩端——被捲入戰爭、有著無限可能、天真而期待返家的少年，與幾乎無可防備、死亡如影隨形的廢棄雷區。這緊張的兩端，不只繫於一弦的生死，也是個人與國家、無辜與罪責的叩問。
深埋的地雷不除，土地無法回覆正常運用；戰爭在人與人、國與國間留下的仇恨不除，國際社會也無法重建往來。講述少年兵悲慘際遇的片子，也折射著戰後責任與互信重建的種種困局：戰後處置是單純的洩忿，還是尋求正義？又應該由國家，還是個人來承擔？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才能夠化解戰爭留下的對立與敵意？被捲入戰爭的下一代，得為上一代發起的戰爭扛起多少責任？藉由張力十足的戲劇，導演帶出如地雷般深埋而震撼的議題。這議題的爭議與敏感，也需要人們如少年兵除雷般謹慎對待。
掃雷不僅僅是物理的，也是社會文化的，英、丹片名精準地對象電影背後的深刻主題，從而完整了整部片背後的設問。由此，士官長Carl設下的任務區，便不再只是實質的任務，更帶著戰爭責任劃定的意味。
Carl最終採取了他的行動，撤走了界定任務區的黑旗。即使他未寬恕德國罪行，但卻認定剩餘的隊員不應再負擔這些責任，「他們已經完成了他們的任務」。在終戰七十年時，無意講述一個「好國」故事的導演，卻不免安排一個「好民」闡述了「好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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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歷史中的丹麥，德國戰俘們在1947年結束丹麥的掃雷工作。Carl小隊殘餘隊員後來抵達的、滿是泥濘的Skallingen半島海岸，則持續封鎖，直到2012年才完成除雷。戰後六十七年，丹麥宣稱成為無雷國家。
但，一年後，仍有地雷被發現。
宛如這一切難以釐清的戰爭遺續一般。
人們仍為此，在記憶的荒土中，匍匐前進。
▲ 少年兵悲慘的際遇，折射著戰後責任與互信重建的種種困局：是洩忿，還是尋求正義？應該由國家，還是個人來承擔？
- 這也使得本片無須大量資金。本片預算僅3,350萬丹麥克朗，折合約美金500萬、新臺幣一億六千萬。
- 影片設定中，這些少年似為戰爭最後幾月才獲徵召入伍，但其中至少有一位Helmut Morbach是身經多次戰鬥的。導演確實安排了他與其他少年兵不同的態度：對任何一切不抱希望，但表現仍有過於扁平的問題。全片唯一正面提到戰爭對自身影響的，是Sebastian。
- 丹麥基本上沒有大規模參與戰事，但無論是軍事經驗或統治經驗，到底是什麼因素，使得Carl對佔領的德軍如此憤恨，仍舊欠缺交待。
- 筆者忍不住要吐槽一下：Carl的掃雷小隊最初有11個德國士兵，這是一個預告片就很清楚的數數問題。如果看了電影，可以發現後續仍有增加。香港片商實在取了個很怪的片名。
- 本片歷史背景最主要的參考為丹麥Helge Hagemann所著之Under tvang. Minerydningen ved den jyske vestkyst 1945(Under duress: mine clearance on the Jutland West Coast 1945. Akademisk Forlag, 1998)，該書有一篇Peter Scharff Smith以丹麥文發表的學術書評。2013年，丹麥TV/Midt-Vest電視臺曾經對這一段歷史做過半小時的紀錄片。惟這些資料皆是以筆者不能解讀的丹麥語配音。筆者不諳德文、丹麥文，在有限時間內所能查到、解讀的相關資料，僅有一些網路報導、討論。專研德軍制服的軍武研究者Dan Mouritzsen在2001年發表的英文短文"German Mine Clearing in Denmark 1945-47"（或參考另外一個比較易讀的版本）。而該文認為從事該工作的德國戰俘多為合格、適齡的自願者，配有坦克等動力車輛幫助除雷，隊伍也由德國軍官帶領（丹麥僅是控制，並未直接派員擔任部隊指揮），死傷亦為數百人，未到電影所宣稱的近半。對此行動的細節，與電影描述頗有出入。此外，在reddit網站的AskHistorians上，亦有網友enochian指出，片中為了戲劇效果，做了大量的改動，包括將士兵年齡降低。至於導演本人在鹿特丹影展的專訪中提到創作劇本的過程，提及為了戲劇效果而在史實基礎上做了不少更動，但並沒有針對這些爭議作回應。不過，在法國從事掃雷工作的德軍戰俘，則控訴與本片類似的經驗。見明鏡週刊網站：Georg Bönisch, "Surviving German POWs Seek Compensation", Spiegel Online (International), Aug. 25, 2008。在這裡，讀者必須注意戰爭賠償問題，至少可以簡單分為國與國之間的求償、與個人對政府的求償。以臺灣情況來說，中華民國在1952年《臺北和約》放棄了對日求償權，1972年日中建交時，中共也聲明放棄國家賠償請求權；日方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也無法進行國與國的交涉。因而日後如慰安婦、臺籍日本兵等求償運動，都是主張個人的賠償請求權。
- 丹麥在1940年即迅速被德軍佔領，成為德國的保護國。1943年以前，丹麥政府保有一定的自主性，直至1943年雙方因對處理反納粹人士的方針產生衝突，納粹方全面干預丹麥內政。2003年，丹麥總理Anders Fogh Rasmussen在1940-1943協力政府結束六十週年演講時，表示丹麥與德國的合作是「欠缺道德正當性的」（morally unjustifiable），「如果各國政府都當年的丹麥政府一般思考，那麼納粹可能贏得戰爭」。在丹麥已經對戰爭責任做出如此的反省的背景下，該片更進一步追問：丹麥是否存在戰爭犯罪？這犯罪不是過去受害國的思考方向，而是丹麥對德國戰俘的責任。去年年底，此片在丹麥上映時，丹麥報紙Politiken曾以此段歷史製作大幅專題，就史實與是否觸及戰爭罪的進行討論。（詳見以色列《國土報》：Nir Levitan, "The Untold Horror of How Danes Forced German POWs to Clear Mines After WWII", Haaretz website, Dec 15, 2015。）在片中，導演提出的戰後處置是否正義的問題，不僅是存在戰爭罪與否，也涉及「正義戰爭」（Just War）的政治哲學問題。但以臺灣的情況來看，在國族主義作為最主要的究責視框的情況下，鮮少由此角度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更強調「國族」之間的欺凌與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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