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文系成為一句髒話：從國文課綱微調談起

上個月搶救國文教育聯盟排排坐召開記者會，要求提高國小至高中國文課古文比例，以及將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恢復為必修，並且以「六沒有」批判年輕世代，視「古文、文化、禮樂」為搶救「低頭滑指」空心世代的萬靈藥利他能，配溫開水吃下去就藥到病除。記者會開完以後，照例又引發一波古文vs.白話文的擂台賽。

古文走後怎麼樣？

彼時，論戰中的「古文」，以及延伸出以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為專業的「中文系」，隱隱然成為與保守、落伍、與時代脫節，甚至是迂腐的代名詞，最近唐捐在與楊佳嫻精彩可期的對談〈文學相對論／唐捐VS. 楊佳嫻（五之一）讀中文系的人〉中，也提及文學意義上的中文系被當成閨秀、封閉、傳統的負面形容詞使用。當然，誠如唐捐所言，這樣的指稱雖然觸及中文學科某些核心問題，卻也有以部分代全體的現象，例如，我自己在求學歷程中所受的中文系教育就很少有守舊、排他的氛圍，這當然也呈現了中文系內部的異質性。然而，在一系列討論中，中文系與古典文學給許多人一種守舊、退步的印象卻已經逐漸成為事實，甚至幾乎要變成一句罵人的髒話。

作為一路坐中文系電梯直升的研究生，當古文／中文系在許多我喜愛的前輩與同輩眼中，快要變成一句髒話的時候，難免情感受傷，說不著急著想替自己的專業大聲辯駁是騙人的。然而，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的訴求與對新世代的批評，卻又正好再一次完美演繹了「天啊！你好中文系喔！」這種代表保守、與時代脫節負面指稱。

此外，過去諸多維護學習古文之必要的論點，包括朱家安在〈為什麼要念古文？暗藏玄機的兩種說法〉所整理且批駁的幾項：先有雞再有蛋之說，不學文言文白話文就學不好；學古文能習得古文智慧；甚至是學古文比學白話文邏輯性更好，或者傳承中華文化人人有責的觀點，等等，不但不能說服我，遑論拿著它們作為學習古文的賣點，向大眾推銷。

雖然，朱家安某些批評可能導向將文言文與白話文完全對立，例如，他不認同「古人智慧論」，提出古文所承載的「智慧」為何不用白話翻譯即可？難道不是某種用古文表達看起來比較厲害的心理作祟？但是，我認為這個問題還牽涉到用哪個版本的翻譯可作為唯一標準？

如果，我們在閱讀非中文文本的時候，被要求盡量不靠翻譯而閱讀原文，以減少誤讀，或者翻譯過程中作品結構被破壞的風險；同理，如果讓學生直接閱讀古典文獻目的是減少誤讀，理解各時代的詮解其實有差異性，學會基本的閱讀、查閱、判讀字詞的方法技巧，使他們往後自己有興趣理解古典文獻的時候，能有自己的詮釋版本，而不是只依賴某種標準版白話翻譯的能力呢？（當然，現階段的文言文教學、考試還是採取單一解答）此外，某些古典文學、哲學所涵涉的美學、思想的確有它在被提出的當下的重要性，並且在當代也能夠發生意義，僅能用文言文書寫／白話文書寫作為刪增標準嗎？不過，這樣的討論方式其實也是在回應過去論戰中許多古典文學維護者將文言文、白話過度對立的看法，背後自有他論述的脈絡。

除此之外，我同意在中學國文教育中將白話文的比例提高，讓一定比例的文言文作品挪入選修的看法。一來是當代人閱讀文言文，始終是一場字詞訓詁、典故解碼的跨欄障礙賽，中文本科系的學生尚有一不小心跨下撕裂傷、跌個狗吃屎的經驗，何況是剛接觸文學的中學生？因此，課程安排由簡入難是合理的，讓學生的閱讀興趣至少不要在中學階段就被謀殺，沒有自主閱讀的動力（過去上大一中文的時候，最喜歡問小大一們：「是不是畢業以後就對天發誓再也不要讀古典文學？」無論理工還是商管科系的孩子們都拈花微笑，莫逆於心）。

再者，是贊同朱宥勳在〈除了歷史和公民，你知道國文課綱也被調了嗎？〉中提出白話文教材優先選擇台灣文學，幫助學生連結舊經驗以提高學習效率，也能夠比較好的回應當代社會議題的多元性。因為，能夠流傳到今日的中國古典文學，大多是文人階層的作品，文學創作是知識分子在面對所處時代的一種生命實踐，常民意識的書寫也經常在辨體過程中被導回言志傳統；如此一來，相較於台灣文學，中國古典文學在題材、創作關懷與預設讀者群各種層面上，能完全貼合當代台灣中學生存在處境，讓他們容易理解的作品數相對少，自然會影響在國文課本中的編排的比例。

不過，除了每隔一陣子文言文與白話文對打的循環賽之外，目前的討論已經開始面向「教學目標」與「選文內容」、「文類」之間的關聯，以及如何讓學生更深刻、更立體的理解作家、作品與其生成時代的對話關係，才能回應把一部份古文送走後，什麼東西應該被留下的問題，而不僅僅是以文言、白話作為唯一評選標準。

請容我將國文課綱微調當作接下來要談的話題的引子，寫到這裡先暫時擱置，沒辦法在本文作更細緻的分析。因為，在此刻更令我焦慮的問題是，身為中文系的學生，在這個與我們學習專業與未來就業切身相關議題上，到底應該站在哪個位置說話？從哪裡施力？如果我們還願意憑著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喜愛繼續努力，又如何面對彷彿逐漸被時代拋下的危機，告訴別人閱讀中國古典文學還是有意義的？

傳承中華文化，是誰的責任？

在企圖說服大眾古文是重要的討論中，最容易讓年輕人一聽就仰天長嘯的理由，應該還是標舉「我們有傳承中華文化的責任」，這句話本身，彷彿就已經自我證成為一句髒話。首先，一定會有人質疑「中華文化」是什麼？傳承中華文化為什麼跟保密防諜一樣人人有責？其中，世代差異或許還是核心的問題之一。我們前一代人在面對「中國」時，的確能將之視為一個與國族、政治無關的文化符碼，中國文化可以作為中國思想、美學的共性，是關懷、探問、尋求人如何在關係網絡中安頓自己的人文精神社會實踐。既為一種普世價值，便是放諸四海皆準了。

如此一來，上一代人在面對西方文化逆襲的困境時，中國文化很自然地成為燈塔式的存在，標誌出「就決定是你了！」作為能夠在競技場上與西方文化抗衡，我有你沒有的特質；同時，也起到了報告班長，單兵集合，抵禦共同威脅的功能。例如，1958年四位思想史上重要學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就在香港提出「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發言對象就不只是香港學術圈，而是拿著大聲公對全世界研究中國學術文化的人說話，其中就指出「中國文化之倫理道德與宗教精神」、「中國哲學思想在中國文化中之地位及其西方文化之不同」為向上一路。

此外，相對於中共徹底摒棄傳統的文化政策，在台灣念中國文學的人反而被激出一種守護文化傳統，爭取文化正統的使命感。也因為「中國」對上一代許多人而言，並不一定代表政權上的中國，比較像是文化上的中國，「台灣」作為一個主體的概念又還很模糊，過去念中文系的人，便很理所當然地嚮往在典籍上讀到的具有美感的中國，那可能是一種回不去的鄉愁，也可能是一種沒去過也去不了的美好想像。因此，回到他們的語境中理解「傳承中國文化」的意義，就可以想像為什麼那對某一群人而言（當然不能忽略同一群人裡面發言位置可能也有不同）是扛在肩上的責任，驚覺下一代人沒有相同的使命感時，馬上會產生一種傳統手藝要失傳的恐懼。

拉哩拉雜說了這一堆，我想指出的是，我不願意完全去脈絡的討論上一代，也不願意被上一代去脈絡的討論。而這種手藝失傳的恐懼，也剛好說明把中國文化視為靜態而非動態的問題，並映照出我們這一代中文系學生大概會有的徬徨，以及上一代人何以誤解我們（或者說從未嘗試去了解）。

其實，任何一種文化思潮經過跨時間、跨區域傳播之後，必定會產生變異。因此，我們這一代中文系學生更應該問的是：如果中國文化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動態發展，那麼它如何在台灣在地化，形成與中國相異的MIT Style？能不能放入整個學術流變史的脈絡中找到特殊位置？

經歷過「認識台灣」教育的年輕人，本土認同主體性慢慢建立，面對中共各方面的近逼，在想像「中國」時，很難不與實存政體連結，並把台灣放在座標中對照著看。所以，在思考國文課綱微調的議題時，我也不得不問自己，在當代台灣閱讀、研究中國文化、文學的意義是什麼？我們如何重新想像中國文學在語文教育中的作用？它與台灣文化、文學的關係為何？能不能將台灣文化視為混種，而中國文化是形構台灣文化的材料之一？最後，台灣經歷原運、婦運、人權、環境保護等各種社會運動，思考問題的方式已經不可能穿越時空回到過去，在國文教育裡強調「復古」，究竟是要恢復誰的古呢？中國古代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統一性，多少忽略差異性的傾向，又應該如何在當代多元議題的社會中發生意義？

想到這裡，我已經焦慮到胃抽筋了。然而，相對於成立時間較短的台灣文學系所，一方面有在國文教育體系中求職受阻的壓力，還有替很長一段時間被遮蔽的台灣文學平反的驅力，使得台文系所的學生在國文課綱微調，甚至是語文教育或其他社會議題上，似乎比我們更有實踐力、更聽得到聲音。我難免這樣想像，從中文系畢業的學生，理所當然地進入中學教國文，也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古典文學在語文教育上還能佔優勢，話語權不受挑戰的日子能有多長呢？

這不是去KTV唱歌唱到一半被咖歌的問題，而是從頭到尾我們都埋頭在吃歡樂吧，等到該付錢的時候，才發現自己變成分母的問題。

事實上，復古、創新之爭並非現在才吵的火熱，相似的論爭在文學史上已經輪迴好幾次，而每一次的古今之辯都有其面向時代要解決的焦慮、擔憂。我們這一代的古今之辨核心意義又是什麼呢？本文還未能提出切實、具體的答案，僅作為我對這個問題思考的開端，想問的是：究竟中文系應該如何用自己的專業「介入」社會？又應該怎麼回應當代，重新定位在台灣閱讀、學習、研究中國文學的意義與特色？

眼看中文系也許在將來就要成為一句髒話，一列被迫下架的過期品，如果百年老店沒有品牌更新，旁邊新店又開得有聲有色，最後的命運到底是該全店出清老闆跳樓大拍賣，還是能有自信地對顧客喊「僅此一家，別無分號」？讓我不禁想搭配羅百吉的節奏，唱一首「中文系中文系中文系，想我中文系的兄弟們在哪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