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害應變不能只要標準答案

今年七月底高雄發生氣爆後隔一天，我受邀到一所臺灣的公立大學演講。演講開始前，一位教授問我：這次高雄氣爆案的應變過程你看到了什麼問題？什麼才是正確的做法？我正色的告訴他，一來現場救災行動還在進行中，目前要對救災行動做出評斷並不公允，最重要的是：

處理災害並沒有標準的答案，因為現場狀況與災害類型不斷地改變，我們只能依照過往的經驗與科學的精神去找出較好的做法，絕不可能有一套正確的標準做法。

美國災害管理學界近幾年來最熱門的討論主題是：第一線救災人員應該聽命行動，具備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紀律（discipline），亦或是視現場情況發展，具備臨場應變（improvisation）的能力，以找出比較適合現場的救災方式？以我過去從事多年救災工作與研究多場災害的經驗顯示，從應變災害的戰略角度來看，這兩者並不衝突，而且第一線人員最好兩者能力皆具備，方能應付各種類型的災害。

舉例來說，如我之前的專欄中提到，應付常態性的事故，如每日均會發生的交通事故或是小型建築物火災，標準化的作業流程可以確保救災的效率，可以傳承過往前輩的智慧與經驗，幫助新進的救災人員快速上手，當然也方便管理，確保災害應變的品質與內容。但面對大型多變的災害，例如本次的高雄氣爆案件與稍早之前的復興航空空難事件，現場救災人員因無往例可循，災害影響範圍過大，而且狀況不斷變化時，整個救災行動就應該更為彈性（flexible），視現場狀況而調整整體救災的方式，甚至救災組織。

從戰術的方向觀之，許多國人習慣以自然科學的角度來思考許多社會問題，包括政府應變災害的做法。這樣的人認為凡事都有一套標準答案，所有的事情背後都有一個單一的解決方法。彷彿世上所有的問題都各自獨立，進而簡化甚至窄化了複雜的問題。災害應變也是如此，太多人關注在找出單一正確，或是標準的做法，卻忽視了現場救災人員面臨的多變環境與各種困難。於是乎在復興航空空難後，某位已退休的消防官員侈言打開消防車大燈即可提供現場照明。高雄氣爆案後，許多名嘴大談應該在爆炸前疏散民眾，一發現洩漏後就應該以應變丙烯外洩的方式來救災。

然而，這些事後往前推的想法一來忽略了現場環境限制（如巷道狹小消防車開不進去），二來忽視了第一時間資訊取得的困難（高雄氣爆案現場救災人員第一時間無法偵測出何種氣體外洩，也無法確認的外洩的範圍與洩漏地點），更看不到只著眼在解決單一的問題（如照明與疏散）卻不注重整體救災方向（應該先把人力投注在現場管制避免更多人受害，與找出洩漏的源頭）將衍生出更多的困難。

如果把眼光拉遠，眼界放大，就算可以把消防車開到現場，開了大燈後的照明也僅限於前方「固定距離以內」的範圍之中，現場救災人員在不知道遺體散落位置的情況下，要四處翻找還是得使用手電筒，而用來照明的消防車在耗盡電力後如何移走，挪出空間給其他車輛進入現場可能是比提供現場照明更嚴重的問題。提早啟動疏散聽起來有道理，但要如何安置這些受疏散的民眾，要多少人力才有辦法將所有民眾在爆炸前疏散至安全地點？還有要離現場多遠才算安全？這些問題都沒辦法以單一的想法與答案來解決，只能依現場的狀況，盡最大的努力，而不論我們怎樣努力，如同其他的社會問題般，一定會有缺點，必定無法面面俱到，面對天災人類終究只是血肉之軀，不可能做到災害零死傷，風險全消除。

在臺灣的升學制度下，定出一套以正確答案作為公平考試的標準，但如把眼光拉到處理各種社會問題上，包括所有災害應變做法，就不像參加考試般單純。面對天然災害，除了思索單一應變的做法，更要理解並鼓勵大家提供其他的可能方式。應變災害時，著眼在解決一個個單獨的問題之外，更要從更大的角度思考整體應變行動的優先順序與策略。

想好大戰略後再來發展個別戰術比較容易，用一個個戰術來拼湊整體戰略必定不夠完整，當談到災害應變時，戰略與戰術絕對要加以區分，除了找標準答案外，其他的可能與考量也要一併討論，先確立了核心的戰略想法後（如我之前文章所說的以人為本的原則），即便面對預料之外的大型災害，也可以發展出相對應的戰術出來（如現場需要管制人車進入，以避免傷亡人數增加）。如不斷地在戰術層面（如何照明與實行避難）鑽牛角尖，自然看不到更廣更深的戰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