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恩／政治人物的職業道德——馮先生，此事不能「到此為止」

最近（27日），馮光遠先生在臉書上談論了他最近遇到的一件事，整件事情讓我從埋頭讀論文的日子中驚醒。

他說，發生了一件讓他「非常憤怒的事情」，一位計程車司機對他說：「馮先生，我警告你，不要把你的髒手伸進校園。」馮先生非常生氣，認為這是威脅，因此也威脅要客訴計程車司機。這位計程車司機則回應他「隨便你。」

馮先生客訴以後，對方客服不斷來電致歉，並且表示「已經解除該司機的叫車權利。」馮光遠並不因此滿足，他在臉書上持續數落這位林姓司機的不是，警告：「下次，別怪我不客氣。」這篇近況，獲得了13000以上的讚數。

大概15小時後，馮先生又發了一篇近況，表示林姓司機已經道歉，因此「這件事情就到此為止了」。並進而表示：爭取這種消費者權益、為制度爭公道，也是民主工程的一部份，和大家共勉之。

兩篇近況寫得大義凜然，讀得我寒毛直豎。時值馮先生立委選舉前的重要時刻，我猶豫著是否該撰寫此文指出他的嚴重弊病，畢竟相較起來，他依然是位富有理想、有著許多貢獻且值得敬重的政治人物。但或許，正因為他是這樣的政治人物，才有撰寫此文的必要。

一來，希望他能重新省思自己做的這件事情，二來，希望能讓這場民主社會的胡鬧劇場有一個更好的收尾——不能讓這件事情「到此為止」。

1.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先來看看計程車司機究竟犯了什麼錯。從馮先生的敘述中，可以找到這兩個：一、對客人的電話內容進行評論；二、與乘客起衝突，讓他覺得不自在。

我們可以用一種方式來試探這種錯誤的型態：假想，你今天在咖啡廳裏面講電話，當你把電話掛了以後，一個路人走過來，「先生，我警告你，你買那隻手機一定會後悔。」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有好幾種可能：

• 詢問「你為什麼這樣覺得？」
• 質問「你憑什麼這樣說？」
• 嗆他「關你屁事！」

這三個可能性的存在，建立在一個理由上：這是我自己的事。

這和原先馮先生所遭遇的場景，有兩個重要差別：一、林姓司機所質疑的，不是他自己的事，而是表達對該政治人物的立場與作為的嚴厲反對。二、林姓司機是「司機」，他對乘客有某些義務；之所以他有這樣的義務，單單因為「他是計程車司機」。

前者是政治對立衝突問題，後者則是職業道德問題。

隨後，馮先生採取的手段有兩個：

1. 客訴：使司機失去了「叫車權利」。
2. 上網指名威脅：司機最後終於道歉，「事情到此為止」。

從頭到尾，他似乎始終未理解到與司機的衝突，本質上包含了一個政治對立衝突問題，甚至他根本上認為這單單是職業道德問題。

他主張該司機的錯誤有二：

一來，乘客（我）的手機談話（我跟朋友說，崇光女中的演講之後，就會去他們的餐會），不是司機可以亂下評論的內容。

二來，如果今天一名司機可以用語言暴力羞辱乘客，明天，他用肢體暴力對待乘客，不是不可能發生的事^註1。

他認為自己站在穩固的立場，認為該司機作為「司機」，明顯違背了本該遵守的職業道德規範^註2。這一點，我或許可以同意，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馮光遠先生隨後的作法和說法都同樣成立。

我主張，只指出計程車司機的職業道德瑕疵，並不公平，我在這裡要追問的核心問題是：那，政治人物的職業道德是什麼？

2.政治人物的職業道德：「權力濫用」的分析

政治人物，包含所有以「宣佈參選、正在競選、已經當選、正在當官」等政治活動為職業的公民。他們因為這樣的身份，獲得了許多好處、實質利益、各種權力與敬畏等，以及馮先生現在所擁有的強大的——話語權力。

我們試著來假想幾種政治人物使用權力的情況：

1. 一名立委，出示身份為自己的酒駕女兒向警察局長求情。
2. 一名立委，出示身份為自己的酒駕女兒，對基層警員說，「你敢開單信不信我搞死你？」
3. 在標案中，部長對兩家廠商說：「你們兩個出的價碼和內容一樣好，你給我一些好處，我就把案子給你」。
4. 總統在就職典禮的時候，對媒體說：「現在加入我家族俱樂部的會員，可以享有總統級待遇。」
5. 一位官員在質詢台上說：「我覺得，我們黨的那位候選人的政見不錯，可以投給他。」

我的道德直覺告訴我，以上這些狀況，都違反了政治人物的職業道德：即濫用權力。

為什麼「不能濫用權力」會是包括參選人在內的政治人物職業道德的規範？

我們可以首先想想這個簡單的例子：一位銀行家，對他的客戶們說：將你們的錢借給我，我可以讓我們的錢變得更多，並且我不會亂花。後來銀行家說服了大家，大家因為信任而將錢交給他。這個銀行家就有了一個義務，他必須一絲不苟地將這筆錢用在原先承諾符合「能讓錢變多」的事情上。

同樣地，政府官員，表明自己為民服務，透過國家體系獲知機密、掌握第一手開發情報、指揮警察，獲得使用各種國家機器的權力。

參選人，則表明自己主張某種理念下的社會公益，透過記者會、宣佈參選、宣佈競選總部成立、採訪、版面露出等形式，讓社會上有限的媒體資源投入在他身上。他的語言、思想和作為，成為公領域中與「正義」衡量的對象而被談論。他本人因此得到更多關注，獲得更多話語權力。

因政治人物主張社會公益，而得到關注與實權。即使他只是參選人也是如此，當他宣佈並且被採信為政治人物，社會便出於信任而「將麥克風交給了他」，那麼，他就因此有合理行使權力的特定義務。

政治人物不應該將這些權力使用在純粹與私人利益有關的事情上，因為這將造成社會權力上的不平等。

社會權力，在人與人之間利益衝突的場景中最為明顯。但事實上，它可用於各種各類的社會場景：凹一下賣演唱會票的人偷偷插隊、用「不然你告我啊」來欺壓僱用的勞工、搶先購買要都更的土地等——這些都是權力集中的風險，政治人物有義務不讓這些事情發生。

但光是指出「社會公益」與「預防不平等」，還沒將概念釐得夠清楚。因為，顯然這個質疑是成立的：政治人物難道連一般的市民權利都沒有嗎？

我們來設想兩種情況：

1. 「喂？我要客訴一位外送員，他的名字是......，是的，他做了這樣的事。」
2. 「喂？我是立委OOO......對。我要客訴一位外送員，他的名字是......，是的，他做了這樣的事。」

在這兩種情況下，產生了並不平等的權力使用的後果，在前一種情況，客服人員不會一直打來跟我道歉；而在出示政治人物身份的情況，客服人員很難忽視我的意見。

我同意政治人物可以第一種方式行使市民權利，但不包括第二種。即便對方要求顧客必須出示身份，他也必須補充以「請將我如同一般顧客般處理」來進行彌補。

我給濫用權力的簡單定義如下：

一名政治人物，主動行使因他的特定的政治人物身份而來的權力，達到不符合（包括無關乎）社會公益的不平等效果。^註3

3.權力觀點下的再分析

我們再一次回過頭來看這個事件。

按照我的定義，要是無法符合公益的話，馮先生至少做了兩件疑似權力濫用的事：

1. 客訴的時候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註4。
2. 上網以臉書公開譴責此事。

為什麼？因為這兩個行為造成了下述不平等結果，而這是因為馮先生利用了自己身為政治人物的身份與相應權力。

結果一：因為「馮光遠」的身份，使林姓司機的生計受到更大影響。

結果二：因為「馮光遠」的話語權力，計程車司機被迫道歉。

甚至，我們如果仔細觀察兩人的權力關係，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政治人物的權力濫用的一個常見境況，即主張：因你具有某特定身份，我合理地可對你行使這些權力。也就是，馮光遠利用了對方的相對弱勢的身份，而目的是為了對付一個政治立場衝突問題。

為了展示我的主張，我想請你想想這幾個不同的場景。在這些場景中，我將原先場景（馮先生遭遇的狀況）的一些特徵調換，並透過與抽離後場景的比較，揭露原先場景的某項特徵在權力觀點下是本質性的：

1. 咖啡廳裡，一個路人對馮光遠先生說：「我警告你，不要把你的髒手伸進校園！」
2. 一名歷史系老教授在路上對巧遇的吳思華部長說：「我警告你，不要把你的髒手伸進校園！」
3. 計程車上，哲學系畢業的計程車司機對馮光遠先生說：「馮先生，我反對你的政治立場，或者，即便我同意你的政治立場好了，我也認為你不應該去校園演講。」

我們可以看看三個情況的差別。

在1的情況中，這和原先場景很類似，但是差別在於，路人與你的關係是平等的，此時，他對你沒有特定的義務、而你對他也沒有特定的義務。你無法客訴他。

在2的情況中，我們更明顯地看出「我警告你，不要把你的髒手伸進校園！」作為一種政治立場的對立與衝突，雖然用語依然是羞辱性的。這樣的用法和原先場景的司機的用法並無二致。但我們不一定覺得教授在這裡需要被譴責，雖然這真的很沒禮貌。

在3的情況中，計程車司機使用了非羞辱性的、精確的用語，表達了他的想法。這比起原先場景，衝突變得比較溫和。

以這樣的分析，我在原先場景中，歸納出以下特徵：

1. 計程車司機作為服務提供者，處於權力上的弱勢。
2. 這是一個尋常的政治立場衝突的場景。
3. 計程車司機使用了很沒禮貌的、讓人反感的不恰當的表達方式。

因此，從權力觀點來看，馮光遠先生所做的事情不外乎是：利用對方的弱勢身份來面對一個政治立場衝突的場景，以對方的職業道德瑕疵為理由，使用來自政治人物的話語權力與身份逼迫對方道歉並危害他的生計。

最後，如果我們要檢視這樣的事情是否算是權力濫用，我們最後一個要檢視的問題就是：這件事情符合社會公益嗎？

4.政治人物的品質：作為與理念合乎一致嗎？

馮先生認為自己做了這樣的事情是在「進行台灣民主小工程」。這有辦法透過主張「符合公益」，逃脫「權力濫用」的批評嗎？其實不行。

首先，他並沒有幫台灣人爭取到任何新的權利。客訴的權利是我們原來就有的，而大車隊也不會因此之後就比較重視客訴，只會將這次事件當成個案處理。

可以看到，他除了衝破計程車司機對自己尊嚴的堅持外，沒有衝破任何東西；除了建立自己的自尊外，也沒有建立任何東西。除了他個人行使了本來就有的權利以外，台灣消費者權益沒有任何的提升。也就是說，他搞錯了衝撞制度的方向。

其次，他並沒有讓社會變得更好，反而，讓一個基層勞工失去「叫車權利」、危害他的生計，然後滿足了自己的利益，整體來說，這只對社會帶來負效益。

根據以上兩點，我主張這樣的權力行使無法稱得上是「符合社會公益」。

於是我到此論證了：馮先生在這次事件中，並未恪守政治人物的職業道德規範，因為他濫用了權力，後果是影響到另一個市民的生計與其尊嚴。

如果我的論證是正確的，那麼他所做的與宣揚的，在兩方面來說，不僅稱不上是「民主工程」，甚至是反民主政治人物的錯誤示範：

1. 不尊重與他相異的政治立場，濫用權力對付衝突立場中的人：這就如同台北市長開記者會教訓罵他「狗政客」的「暴民」，如同以「今天違法集會，明天衝撞警署也不是不可能」的理由支持「預防性羈押」。

2. 缺乏反思的政治語言無限上綱：他並未好好地思考自己作為政治人物應負的責任，反而過度檢視對方的計程車司機的職業道德，並且上綱到各種政治與道德語言去指點、數落一個與他政治立場不同、起了政治衝突的小市民。

這符合馮先生一直以來的政治理念嗎？符合他一直想要打倒他認為的腐敗政治人物的核心思想與動機嗎？恰好相反^註5。如果馮先生還是未對這樣的事情做出深刻的反省、持續自我感覺良好，他只證明了，自己和他所反對的政治人物的差異，只停留在理念的層次，並且這樣的層次完全無法落實在他作為政治人物的行為之中。

因此這件事情不能「到此為止」，必須要請馮先生給出更進一步的清楚交代。

• 作者為偉恩與咖啡哲學部落客，清大哲學所碩士生。
• 本文寫作期間感謝沃草烙哲學社群的建議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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