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鎖國以後：星馬邊境防疫下的「移動公民」

3月15日，新加坡宣布境外隔離措施擴大至全東南亞，但從馬來西亞透過陸路或水路入境者，則不在此限。新加坡隔離措施正式上路隔天，馬來西亞即宣布更嚴格的「行動管理限制」措施，即自3月18日起至31日實施出入境管制，取消集會活動，及停止大部分不必要的商業行為。

這表示，在馬來西亞的「鎖國」政策下，新加坡不限馬來西亞人入境的但書宣告失效，因馬來西亞人已被馬國政府限制出境。新加坡的這項但書自有其考量——有將近40萬馬來西亞人，每日往返新加坡工作與求學。此外，也考量新加坡國土面積對人力與物資的需求，周遭國家的異動都會造成影響，因此在馬國宣布封鎖的隔日，新加坡政府緊急說明糧食儲備無虞，兩國物流不受影響，以穩定民心。

馬來西亞的臨時性鎖國政策並非突如其來。自從多起確診案例均被追溯至一場2月28日的伊斯蘭萬人宗教活動，已可預期群聚感染終成定局。在發佈封鎖命令前，馬來西亞陸續新增300例左右曾參與此宗教活動的確診案例。相鄰的新加坡、印尼與汶萊，也紛紛出現參與者返國後確診之案例。

由於參與者名單難以追溯，馬國政府只能一再呼籲人們主動前往檢驗。而封鎖14天的用意，是基於病毒潛伏期特性，並爭取找出確診者的緩衝時間。

新加坡的防疫政策

2月初，新加坡一度是中國以外確診數最高的國家。第一波確診數急升是2月初的群聚感染，包括教堂與企業會議群聚；第二波是在3月初，發生在戰備軍人俱樂部感染。

第一波感染後，總理李顯龍發表健康者無需戴口罩、輕症者在家修養維護醫療資源的談話，被放在與台灣的嚴防政策相較下，一度被解讀為自我放棄的「佛系防疫」。佛系防疫，這個帶有貶義的形容，如今也被用在日本和英國。僅僅在一個月後，新加坡確診案例趨於穩定，又被解讀為另一種防疫模範：政府高效調度、醫療分配以及人民信任。

「公共衛生防範診所」（PHPC）是其中重要的醫療政策之一。因應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下稱新冠肺炎），新加坡全國大約900家全科診所（GP Clinic）啟動為「公共衛生防範診所」。在此合作框架下，醫療人員平日即接受政府訓練以應對緊急狀況，過去也曾因霧霾問題（空汙）與H1N1啟動過。

出現呼吸道症狀者被要求先前往此診所做初步檢驗；一旦出現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就能以最小單位全面關閉與消毒，減少傳染之餘，也能迅速恢復運作，達到患者分流目的。高醫療覆蓋率與國家面積小優勢，都有助於短時間內追蹤病毒來源。

學校未曾停課、大型聚會維持但限定在250人以下，以及鼓勵職場和外出時的安全社交距離。只要體系未崩潰，早已形塑的官僚防疫體系仍可持續運作。而要讓體系不崩潰，除了預防與降低感染人數，也需要保持經濟運作，才足以維持昂貴的防疫開銷。隨著戰備軍人俱樂部晚宴的群聚感染發生（至今有38起關聯確診），新加坡的防疫模式最終會被如何解讀，還會持續變化。當透過新聞理解他國疫情，可能更多是以結果論來回溯理解。

對新加坡而言，除了必須考量自身脈絡，國際與區域互動與變化也會深受影響。而基於地理因素，新加坡每日有大量來自相鄰的馬來西亞柔佛州（Johor）與印尼巴淡島（Batam）人口往來工作，雖然有國界之分，但交流極為頻繁。

星馬兩國的防疫合作

星馬兩國在防疫初期就已展開情報合作。新加坡第一例確診者為武漢遊客，家屬在其確診後繼續旅遊至馬來西亞，接獲新加坡通報的馬國政府將遊客帶往檢驗後，成為該國的首三例確診者。2月初，兩國高調宣布成立聯合防疫，不過在複雜因素下，仍舊無法避免兩國疫情後續發展。

在東南亞各國中，星馬兩國是新冠肺炎蔓延初期，最早積極限制外國人入境的國家。新加坡除了自2月1日禁止中國大陸入境，往後分別在2月26日針對韓國大邱；3月4日伊朗、韓國全國與義大利北部；3月16日瑞士、英國、日本與全東南亞國家；3月18日法國、義大利全國、德國與西班牙都相繼禁止入境。

一海之隔的馬來西亞，禁止令則是1月27日武漢與湖北（之後增加浙江與江蘇）；3月5日伊朗、義大利、南韓與日本各別城市、3月13日提升至全國；3月14日丹麥；18日則落實14天全境封鎖。雖然時序上稍有落差，基本與各國確診病例數增長成正相關。

不過，除了最初擴散的中國，後來禁止入境的國家清單多為防疫作用，而不是基於已有案例實際擴散至本土。又如義大利與韓國，最初仍是以城市（北義大利與大邱）為單位禁止。新加坡作為航空樞紐，平日接受繁忙國際轉機航線，疫時仍盡可能地維持運作。

直至3月以前，星馬兩國都有一段高出院比的時期。2月27日，馬來西亞總數24例確診者中，就有22人重複測得陰性而康復出院；新加坡則是96名確診者，其中66人出院。眼看疫情得到最佳控制，但新一輪感染擴散，患者的康復速度至今無法趕上病毒感染的增長，星馬兩國也在各自防疫脈絡下實行進一步封鎖，卻也同時息息相關。

星馬人口的流動關係

新加坡的570萬人口中，外來人口約168萬，相等於30%。近年外來人口持續增長，新聞裡不時出現零星的文化衝突，導致新加坡人對外來者的增長更為警惕。2016年，政府制定減少外來人口政策，曾創下連續兩年負成長，並在政策上持續降低特定領域的外來名額。不過，歷年永久居留權的取得人數則變動不大。

由於星馬兩國歷史與文化相似，馬國人自然成了與星國文化最相近的「外來者」。在現有組成人口中，有將近100萬人是馬來西亞移民。馬來西亞實施禁止出境命令後，首當其衝的，正是每日往返新加坡的馬來西亞人。

除了政治與文化，經濟無疑是促成往來頻密的因素之一。隨著近十年來馬幣疲弱而新幣步步升高，不少馬來西亞人傾向到新加坡工作，同時居住位於馬國邊境的柔佛州。每日往返通勤，得以藉由兩國消費水平差異，一方面領取新加坡薪水，另一方面在馬來西亞消費，間接提高收入效益。與此同時，新加坡也不必承受居住負擔。

理論上此生活形態是一種可持續的長遠方案。新加坡一般會讓長期工作者取得永久居留身份，雖必須履行繳納相應稅率義務，但也能享有大部分等同國籍的權利，例如防疫期間制定的每戶四片口罩政策，國民與永久居留皆列為優先對象。唯獨不可碰觸的是政治權利，在「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政治」的方針下，永久居留者無法投票，且依然被視為「外部干涉」。

瘟疫蔓延時的「移動公民」

人們一方面可以理解疫情時期維持工作的重要，另一方面又對於因為錢（工作換來的「薪水」，此時常被簡化成「為了錢」）而外出者較低容忍。這其實是日常與例外出現交錯的結果。

過往我們習於全球化時代提供的人口遷徙便利，讓以旅遊、學生與工作為目的的出入境變得便捷，免簽數量更常被視為國家外交成功與否的指標之一。一份標準的長期外派職缺，會說明一年可獲得的返國機票次數或相應假期。除非是特殊目的國，一般不會將出入境困難視為考量因素。「出國」這個舉止由「移動／流動」代替，異地的工作崗位往往只是在權衡下所做的一個職場選擇，無關忠誠或共同體。

在防疫時代，「國家／邊界」重新佔據明顯可見的位置。當地住民往往會要求政府實施更嚴格的邊界控制，無論對象是已確定或只是潛在可能的疫區。邊境管制更可作為一種明顯「有感」的控制力，來防止疫情入侵。國籍所意味的共同體，在此時展現了它之於現代國家的意義，雖然很少人真的會自行選擇國籍，但國籍仍與自身權利相連，比如透過本國國籍的身份，可在封鎖邊境時被允許入境（除非所在地已禁止出境）。

移動公民在防疫時代，還能移動嗎？移動後，還是公民嗎？以馬來西亞邊界封鎖為例，若任職的國外機構為必要產業，依然可以出境，但必須在邊境封鎖結束後方可入境。減少外部輸入病毒在防疫上似乎有其必要。新加坡更曾以檢疫者擅自離境而剝奪其永久居留權，但永久居留與國籍畢竟有異。主觀來看，人被分為國民與非國民，但在瘟疫蔓延時期，境內與境外的區分似乎變得更為重要。境內自然地形成共同體，人們更意識到對境內移工（包括無證件移工）和弱勢者保護的重要，而對境外入境者抱有警惕。

新加坡在最近一次提升入境令時，曾表示意識到有人特意入境尋求治療，會對醫療造成負擔。除了擴大禁止令，也要求持旅遊或短期簽證者在確診後，需全額負擔醫療費用。境內者成了優先守護的對象，而隨著確診數增加，即便是少數的境外移入案例也會顯得刺眼。這點不僅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在其他國家亦是如此。

小結

為應對馬來西亞的禁行令限制，新加坡政府趕在正式實施前，呼籲國內僱主協助提供馬來西亞籍員工臨時居住地，以度過限制期。人力資源部宣布已為超過1萬名馬來西亞人找到住宿。

新加坡兩大運輸機構SBS與SMRT（包含地鐵、輕軌、公車與計程車業務）緊急安排馬來西亞籍僱員暫住飯店，也在臉書強調感謝願意留在新加坡服務，並喚起合作共同體。目前，網路輿論均呈現正面態度，比如網路媒體SGAG，略帶煽情地以「選擇出走新加坡，以確保他們所愛的人回家後不會挨餓」來描述這群連夜過境者，也贏得多數讚賞。

馬來西亞封鎖邊境的本意是避免病毒移入與輸出，但一時間大量因工作而在封鎖前連夜過境到新加坡的馬來西亞人，卻給予邊境防疫莫大壓力，反倒可能造成防疫缺口。積極維持日常經濟運作、且近期本土案例已趨於和緩的新加坡，是否能避免病毒因此移入，都需視政府接下來的反應而定。若是最終造成擴散，又要如何維持上述的溫情評價？

馬來西亞的禁出國命令雖暫定3月31日結束，但國家安全委員會不排除延長的可能性。新加坡無從決定時間，而是取決於馬來西亞內部能否在封鎖下達到防疫效果。只是一旦政策被看不到終點似地延長，屆時除了物資上的負擔，也會對心理造成巨大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