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政治：星國政府如何防堵「境外勢力」？

在台灣剛三讀通過的《反滲透法》中，人們大多對於內容模糊與施行規則不明頗有爭議，或許因為當時適逢選舉，很多事變得難以說明白。不少人提及類似《反滲透法》的法律，在其他民主國家如美國和澳洲等早已施行，是全球防範境外勢力滲透影響民主憲政的必然反應。

2019年初，台灣學者在美國華府智庫「詹姆斯頓基金會」提及，中國正以強化新加坡華人的中國認同，以提升其在該國的影響力。值得注意的是，該報告特別提及新加坡對於外國干預的防堵能力，部分來自於對媒體的嚴格管控。

被政府點名的兩個網路媒體

新加坡內政部長尚穆根（K Shanmugam）在去年（2019）9月的一場專題演講中，直接點名了《網路公民》（The Online Citizen）和《新敘事》（New Naratif）兩家新加坡網路媒體。尚穆根批評前者招募外籍人士撰寫評論新加坡的文章，後者則涉及收取外國資金。

《網路公民》成立於2006年，由於主要評論新加坡政治，長期以來與新加坡政府在官司上糾纏。去年一篇涉及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文章被控上法庭，其作者正是馬來西亞人。

《新敘事》主要討論東南亞區域文史與政治，共同創辦人韓俐穎（Kirsten Han）事後說明該公司所收取的外國資金，皆來自合法管道。《新敘事》的資金來源之一，還包括索羅斯創辦的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¹

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政治

隨後，尚穆根進一步在去年11月4日的國會辯論中，加以延伸前述言論：

重點是新加坡的政治應該是新加坡人的。這可以維持，而無需說「因此，我們無法與新加坡以外的人接觸」。當然，我們一定要！無論是商業、學術或政治，我們得持續跟進、接觸與暸解發生了什麼事。不同的是收受金錢或允許其他人影響執行。

這段話被媒體以「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政治」入標。早在2000年，時任內政部長黃根成也曾發表類似言論，並通過了《政治捐贈法令》（Political Donations Act），禁止政黨、政治組織與候選人收取外國和匿名捐款。

以此為主軸，只要是在新加坡境內有涉入國內事務的個人與機構，也會加以管控。例如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要求境內網站，只要同時達到——連續的兩個月內，平均每週有一則涉及新加坡新聞，以及每月有五萬個來自新加坡的IP閱覽——這兩個條件，就必須需在廣播條款下註冊，以便掌握管理員身份，及確保其未收取國外資金。

禁止外籍人士參與「泛政治」活動

身為政府，我們不表達支持或反對粉紅點，但我們有責任拒絕外部介入。重點是，這是新加坡人、新加坡公司與新加坡實體討論的事務。

粉紅點（Pink Dot）是自2009年以來，每年於芳林公園舉辦的大型活動，旨在聲援與支持LGBT群體。多年來新加坡政府對LGBT不見得友善，但仍允許活動進行。

2016年，由於該活動獲得谷歌和蘋果等多個跨國公司贊助及活動致辭，引起政府反彈，遂於隔年修訂《公共秩序法》（Public Order Act），禁止外國資金贊助，以及非新加坡籍和非永久居留權居民參與。尚穆根提出的理由很直觀明白：「不要一直期望外國介入。為什麼我們對自己人的組織和公民參與沒有信心？」

顯然，新加坡政府有意管控與防堵的，並不局限於狹隘的政黨政治，也包括LGBT權益的社會政治。與此相比，去年何韻詩到台灣參與遊行，台灣移民署引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認定外國人在台灣亦有權參與和平集會遊行（相較2017年Hydis關廠工人則被驅逐出境），可見台新兩國對外國個體參與本地政治的理解進路有著差異。

宗教領袖與傳教士被排除在外

除了媒體與政治獻金，新加坡也在去年底提出修改《維護宗教和諧法》（Maintenance of Religious Harmony Law）。此法在規範組織結構（宗教組織的領導層需以新加坡籍為主）、資金來源（單次捐款超過1萬新幣的外國資金，需做事實揭露），以及影響評估（需揭露能對其施加影響的境外關聯個人或團體）下，限制外國影響力。值得注意的是，此處所指的外國資金不包括新加坡永久居民。

作為幾乎皆為外來宗教的國家，宗教領袖與傳教士也被排除在「外國影響」的範圍外，因此媽祖和關公不受限。雖然政府聲稱是以宗教之名的仇恨言論增加而修法，但其防堵外國干預的立場則很一致。此次修法也加重仇恨言論與宣揚暴力的懲罰，例如宗教組織以宗教之名攻擊LGBT的話，將適用此法。

但是，究竟誰是「境外影響勢力」？「政治目的」的範圍是什麼？新加坡政府給出的答案是：所有事情都依具體情況而定。

任何試圖為政治與非政治活動下定義的做法，都將使問題變得複雜起來……我們成功與廉潔地執行政府的方式是，讓管理層在許多地方擁有斟酌權，而我們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們則會監督我們是否存在濫權行為。

模糊地帶的確提供酌情權，以避免僵化定義，但同時也讓人難以清晰拿捏。

公民發起連署禁止境外干預

然而，境外干預的說辭不僅僅會被政府引用，也可能由本地公民提出。去年11月，耶魯-新加坡國大學院（耶魯與新加坡國立大學聯合成立）邀請成功挑戰印度第377條文的印度最高法院高級辯護律師（Menaka Guruswamy）前往演講。

第377條文旨在將非自然性行為入罪，而與印度同為前英殖民地的新加坡，仍保有第377A男同性行為入罪一項。演講舉辦的同時期，正有三起訴狀向新加坡法庭申請挑戰該條文合法性。第377A條文的支持者隨後發起連署，以外國干預司法等為由，要求禁止演講，並迅速獲得超過1萬筆簽名。

最後，此事件被內政部長定調為「不干預司法聽審」，演講活動得以繼續進行。不過類似公民連署反對「境外干預」的情況，可以想見不會只出現一次，並會挪用符合當權者所建立的修辭。

被嚴格規範的「政治」組織與活動

與台灣擁有明確指涉對象的「敵對勢力」不同，新加坡防堵的境外勢力，除了地緣上的馬來西亞和印尼、召喚「中國人」血緣親屬的中國，也包含建立區域布局的英美等國。

不過，類似黃靖（認定為外國代理人並驅逐出境）的劇烈反應並不常見，比較常有的做法是將某件行為歸類為政治目的或政治活動後，再要求對方遵守原本針對政治團體的規範。這樣的規範自然較為嚴格，若對方無法遵守，則施以懲罰或解散。

例如前述提及的《網路公民》，由於舉辦線上與線下政治活動，在2011年於《政治捐贈法令》下被歸類為「政治組織」，除了每年需提交捐款報告，也不得接受外國捐款。2018年在網站僅剩一人負責營運時，才移除其「政治組織」地位，但也在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的要求下，就《廣播法》註冊。

另一例子，則是發生在一場有邀請黃之峰的Skype連線閉門討論會，由於講題涉及公民不服從，而被要求申請公共集會准證。

「政治目的」的定義不清

雖然一連串的法令看似對外國人與外國資金堵塞在外，但是「政治目的」的定義不清，變得允許政府只開放所能接受的部分。而從經濟層面來看，也難以證明新加坡對外資不友善。

新加坡常稱自己是一個年輕的國家，活力與脆弱兼存，在建立國族認同上小心翼翼，相關討論也容易迅速上升到保衛國家的層面。面對境外影響時，新加坡政府的直接反應不是選擇完善公民參與機制，反而是更積極防堵限制。

全球跨境干預的情況越來越嚴重與顯著，本文嘗試舉出新加坡的個案，並不是為了引以證明《反滲透法》更好或更差，反而恰好相反——兩國採用不同的治理模式，且地緣政治差異大，不容易對照。台灣同樣很年輕，「台灣人的台灣政治」應該是什麼模樣，以及是以什麼樣的論述語言進行，應該更多加想像。

• 近十年，馬來西亞網路媒體《當今大馬》也因收取開放社會基金會的資金，而遭執政黨攻擊，但《當今大馬》也公認為當地重要的網路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