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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普篩與大搜捕:馬來西亞新一波疫情襲來前的「防疫不平等」

5月開始,馬來西亞政府將COVID-19的檢疫對象,從本國人轉向外籍人士。圖攝於5月7日,吉隆坡。 圖/歐新社
5月開始,馬來西亞政府將COVID-19的檢疫對象,從本國人轉向外籍人士。圖攝於5月7日,吉隆坡。 圖/歐新社

馬來西亞政府從3月18日開始實施行動管制(Movement Control Order, MCO),直到5月4日進入有條件行動管制(The Conditional Movement Control Order, CMCO),允許企業復工。若無延期,有條件行動行動管制將會在6月9日結束。而從5月開始,馬來西亞政府將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的檢疫對象,從本國人轉向外籍人士,使得近一個月以來,超過七成的確診病例來自外籍人士,尤其是移工無證件移民

2月底的穆斯林宗教活動群聚感染,是直接造成馬來西亞施行行動管制的主因。該活動不僅有超過萬人出席,也因難以第一時間追蹤來自各地的出席者,使得疫情在不同地方蔓延。隨後,也陸續出現教堂、婚禮、宗教學校、市場等群聚感染,造成總確診數在4月底時已達2,766例。當時,確診數仍以馬來西亞籍為主,外籍人士只佔全國總確診數的3.8%。4月中,官員否認出現外籍人士群聚感染;直到4月底,衛生部才確認曾出席2月宗教活動的移工,已讓病毒在不同社群蔓延。

截至6月2日,馬來西亞的累積確診數已近8千人。而其實在5月25日以前,馬來西亞已有很長一段時間的確診數維持在雙位數,且大多時候的單日出院數都高於確診數;不過5月25、26連兩日,確診數突然飆升至172例及187例,其中外籍人士感染數為159例、173例。高比例的外籍人士感染,使人們懷疑會否如鄰國新加坡,進入新一輪的大型群聚感染?

截至6月2日,馬來西亞的累積確診數已近8千人。圖攝於4月29日,吉隆坡。 圖/美聯社
截至6月2日,馬來西亞的累積確診數已近8千人。圖攝於4月29日,吉隆坡。 圖/美聯社

馬來西亞移工:「可被肉眼看見」的群體

在馬來西亞,移工一直是一個「可被肉眼看見」的群體。他們不僅從事產業與社福,也包括餐飲服務業。許多日常餐飲往往由本國籍人士註冊營業,為了降低成本,最後轉手交由外籍勞工負責烹煮。隨著這樣的經營模式日漸普及,也曾引起輿論反彈,2014年時,就有州政府以保護地方美食特色為由,計劃禁止外籍勞工烹煮小吃。

在國家政策不明、追求廉價勞動力與提升市場競爭力的情況下,一般民眾首先針對的是被視為競爭者的外籍勞工,而不是難以改變的國家官方態度。其中原因,正好也因為他們是「可見」的明確對象。從事危險、骯髒、困難工作的外籍勞工,也讓他們同時成為危險與骯髒的印象本身,使得移工雖然「可見」,卻不「親近」。

回溯馬來西亞的疫情初期,移工並不在早期的確診感染群裡。最初因武漢遊客入境而開始的前幾筆確診病例,衛生部每日報告裡的「外國人」多指外國遊客。隨著封鎖邊境,只區分境內感染與境外移入。進入5月,隨著移工確診數增加,報告裡的「境內感染」部分,才明確區分本國人(citizens)與外國人(non-citizens)。

4月5日,一名工人出現發燒與咳嗽等症狀,5天後接受檢測,4月12日確診。這起位於不叻士(Pedas)宰雞場的感染案例,直至5月8日才被判定為群聚感染,至今已造成219宗關聯確診,其中206人為外籍移工,也是目前33處仍在持續感染的地點之一。

自從實施行動管制以來,就有不少團體呼籲政府勿忘移工權益,應該一併防疫。由於當時出現多處不同感染群聚,加上檢疫能量有限,使得高感染風險的移工在數據上,反而顯示為低感染率。在這段篩檢的空窗期,究竟有多少仍未被發現的確診案例,或許很快就能知道。由於外籍人士當中有近80%為無症狀感染,因此不見得是故意不篩檢,而是在初期與後續,都沒有得到更多關注。

在馬來西亞,移工一直是一個「可被肉眼看見」的群體。圖攝於5月4日,吉隆坡。 圖/法新社
在馬來西亞,移工一直是一個「可被肉眼看見」的群體。圖攝於5月4日,吉隆坡。 圖/法新社

政府以防疫為由,下令聘用移工的企業必須先讓員工進行病毒檢測才能復工。圖攝於5月5日,吉隆坡。 圖/歐新社
政府以防疫為由,下令聘用移工的企業必須先讓員工進行病毒檢測才能復工。圖攝於5月5日,吉隆坡。 圖/歐新社

平常缺乏政策管制,疫情來了才下令普篩移工?

政策裡最為人詬病的,是對移工居住環境缺乏管制。依據法令規定,只有超過20英亩的種植與採礦業才需要為移工準備住宿。直到2019年,通過修改《員工房屋、住宿和設施基本標準法令》(Workers' Minimum Standards of Housing and Amenities Act 1990),才將居住面積要求擴及到所有產業。即便如此,也不過是提供睡眠空間不低於3平方公尺,或居住面積不低於4.5平方公尺的空間。新規定原本預計今年6月1日生效,不過為了讓雇主有更多時間準備,而延遲至9月。

由於長期缺乏法令約束,移工往往居住在衛生水平低或是擁擠的環境,這不僅使移工生活在各種傳染疾病風險下,也讓社會留下「移工都有傳染病」的印象。甚至更進一步,影響社會看待移工來源國(印尼、孟加拉、尼泊爾等)的方式,並產生不必要的誤解和歧視。防疫人員在調查群聚感染時,發現部分確診案例來自15至30人共住的公寓,才讓人們重新注意到移工們的居住環境。

進入有條件行動管制階段後,政府以防疫為由,下令聘用移工的企業必須先讓員工進行病毒檢測才能復工。由於不可能短時間內為數百萬名移工篩檢,最後改讓工地、保全與服務業優先。檢測費用須由雇主承擔,但可申請社會保險(socso)部分津貼。國防部長沙比利(Ismail Sabri)甚至建議可從員工薪水扣款,表示「雇主可從員工薪水中,每月扣取50元馬幣。」

如果移工確實屬於高風險感染群,就應該由國家制定整體檢測方案。不過,考量到截至4月時,外籍人士只佔總確診數的3.8%,似乎馬來西亞人的感染風險更高。移工的居住環境在防疫機制裡顯得脆弱,當平日就將移工排除在外,如今再以避免傳染而要求普篩,也只是有意地將他們與病毒關聯起來。

大量無證件移工,與長期執法不嚴的邊防、追求廉價勞動力的市場有關。圖攝於5月15日,吉隆坡。 圖/歐新社
大量無證件移工,與長期執法不嚴的邊防、追求廉價勞動力的市場有關。圖攝於5月15日,吉隆坡。 圖/歐新社

5月開始,執法人員以防疫之名,對無證件移工執行搜捕與拘留。圖攝於5月17日,吉隆坡。 圖/歐新社
5月開始,執法人員以防疫之名,對無證件移工執行搜捕與拘留。圖攝於5月17日,吉隆坡。 圖/歐新社

以防疫之名進行的「無證件移工」大逮捕

馬來西亞外籍勞工約為180萬人,無證件移工推估達126萬人。大量無證件移工,與長期執法不嚴的邊防、追求廉價勞動力的市場,以及貪腐的官僚有關。由於無證件移工人數眾多,在討論「外籍勞工」時,就有必要將他們考慮在內,但這又牽扯到另一層難題,比如防疫期間,應該如何對待無證件移工?馬國政府的回答是:為確診者提供治療,但並不承諾不逮捕他們。

5月1日勞動節,執法人員以防疫之名,對無證件移工執行搜捕與拘留。搜捕舉動引起人權組織嘩然,不僅因為造成移工恐慌與漠視權益,也因執法人員進入疫情紅區(出現大量確診數而暫時嚴格限制行動的區域)搜捕,可能進一步加速傳染。這層憂慮後來得到應驗——數處移民廳拘留所發生群聚感染,數百官員遭隔離。

馬國政府堅持無證件移工的「非法」身分,與長期以來對待移工與無證件移民的政策有關。在馬來西亞的外籍勞工議題上,往往同時由內政部與人力資源部(偶爾包含國防部)負責。這暗示著,移工不僅是人力,也是「成為國家潛在威脅」的國安問題。這與新加坡發生勞工宿舍群聚時,總是由人力資源部發言,非常不同。

馬國政府的態度也加深移工防疫的困難,5月初,在一名移工證實確診後,同一工地工作的145人選擇逃走。類似情況一直零星發生,包括5月30日,一名確診者從醫院逃走,8小時後尋獲。所幸的是,大部分已知的逃逸者都有被尋獲,且最終都確認為陰性。這表示,疫情期間嚴捉無證件移工,反而導致不合作防疫。

面對無證件移民,政府歷來的措施只重複在拘留遣返與重新登記(也稱「特赦」或「漂白」)間兜轉。執法者每隔一段時間聯合搜捕,短時間內即可尋獲千至萬人,間接證實平日更多是不作為,而人數亦不見減緩。2002年,《移民法》增加對無證件移民的懲罰,其中還包括鞭刑,但懲罰後重新回到馬來西亞的例子並不罕見。反而由於近年經濟衰退,才使得部分人選擇轉往其他國家。

無證件移民被拘留後並不意味將即刻獲得遣返。由於人數眾多,以及需要與來源國協商,往往有數千人被迫滯留在拘留所內,馬國政府每年需承擔大約2,500萬馬幣開銷,以支付他們的日常飲食。5月逮捕的無證件移民中,估計將花費430萬馬幣進行病毒測試。首相與國防部長連續幾天表示要將人迅速遣返回國,以切割人口壓力,達致防疫效果。

看似無證件移民在無理地侵蝕著馬國財政開銷,但也不禁令人納悶:這筆金額真的是無可避免的嗎?

只要有少數人曝露在感染風險,就可能讓大多數人的生活受影響。圖攝於5月14日,吉隆坡。 圖/歐新社
只要有少數人曝露在感染風險,就可能讓大多數人的生活受影響。圖攝於5月14日,吉隆坡。 圖/歐新社

提升對所有人的保護,才可能保護所有人

此次疫情凸顯出一個事實:只要有少數人曝露在感染風險,就可能讓大多數人的生活受影響。從學校停課到社區封鎖,或是大至讓國家陷入行動管制或封城,都不是因為大部分人已感染,而是基於少數人未得到良好保護。

以總人口千萬的國家角度來看,1,000人也不過是萬分之一。平日,我們透過成本效率計算,很可能不會為了萬分之一的缺漏,而讓其他人停止日常作息;此次疫情卻向我們顯示,只要少數人沒受到體制的平等對待,就會造成多數人的「不平等」。唯有提升對所有人的保護,才可能保護所有人。換句話說,當我們平日因成本效率等因素,而妥協於對少數或弱勢的不平等;在面對疫情來襲時,即證實了這是最沒有效率的行為。

然而,人們不一定注意到這點,更多時候傾向將少數人視為讓其他人曝露在感染風險的「源頭」、或被視為防疫的「缺口」。不僅在馬來西亞,許多國家都出現將曝露在風險的人視為「病毒源頭」的例子,責怪從疫區國返回的國民,或是譴責早期參加宗教集會的信徒,都是常見狀況。相較於「彌補缺口」,社會更常將高風險者視為「病毒」來切割。

雖然疫情對大家造成影響,但每個人的承受能力不一。顯然,較富有的階層擁有更高的承受能力,而越底下的階層或是無法律保護的一群,則更為脆弱。這些差異也讓人們對疫情威脅有不一樣的感知。無證件移工是更為極端的例子,因為他從一開始,就被視為非常規的存在。建立常規的法律,似乎不應該保護非常規的人們,但在病毒與防疫面前,無證件移工與一般人並無差異。

疫情前對移工居住環境、醫療照護與人權等積蓄已久的不平等待遇,直接導致移工無法在疫情來臨時,遵從社交距離、戴口罩等防疫手段,造成移工的防疫不平等。

如今馬來西亞人的R0值已降至0.3,但仍難預估外籍人士的傳染變化。圖攝於5月8日,吉隆坡。 圖/美聯社
如今馬來西亞人的R0值已降至0.3,但仍難預估外籍人士的傳染變化。圖攝於5月8日,吉隆坡。 圖/美聯社

小結

馬來西亞的確診率大致落在1.4%,但是外籍人士確診率則有5.6%左右。在移民廳扣留所,確診率最高的一處甚至達到18.3%,而衛生部目前尚不清楚究竟是拘留前或後感染。如今馬來西亞人的R0值已降至0.3,但仍難以預估外籍人士的傳染變化。

新加坡的外籍移工確診數不斷升高,主要在於移工大多居住在容納人數超過1,000人的專門宿舍(依該國《外籍僱員宿舍法》而設),在無法維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難以避免感染威脅。馬來西亞雖無類似的大型移工宿舍,不太可能出現超大規模的感染圈,但依然會視工廠或工地規模,出現數百人的群聚感染。此外,也由於缺乏管理、居住地點分散,導致一旦出現確診病例,就難以迅速追蹤關聯人士。

在諸多針對新加坡移工宿舍的反思例子裡,曾討論是否因為政府將移工與社會分割,才造成移工被長期忽視。相較於新加坡,在台灣或馬來西亞,移工一直是肉眼可以看見的群體,但如果社會沒有培養起道德敏感度,就不易察覺不平等的存在。

在各國感染率數字裡,移工一直是可見的高風險感染群。除了因社會地位的關係,也與確診統計上的區分有關——數字間往往會區別國內與國外人士,而區別是為了「排除」。然而,本國人之間或許有所差異,但弱勢的本國人與弱勢的移工,卻可能有更多相似。

可惜的是,目前各國的死亡率只以年齡和病史等來分析,無法透過數字得知弱勢族群(無論國內或國外人士)的死亡率,因而難以看到全貌。

數字間往往會區別國內與國外人士,而區別是為了「排除」。圖攝於5月21日,吉隆坡。 圖/法新社
數字間往往會區別國內與國外人士,而區別是為了「排除」。圖攝於5月21日,吉隆坡。 圖/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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