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式管理」下的大型移工宿舍，為何仍成防疫破口？

當相鄰的馬來西亞宣布從3月18日開始實施全國限制行動令（movement control order, MCO），每日往返新馬工作的馬來西亞籍勞工，連夜趕往新加坡以維持工作。

不料從4月7日開始，新加坡也開始限制非必要行業外出工作，為期一個月；4月21日，眼看單日新增確診數持續攀升，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宣布延長限制至6月1日，使得限制外出期限長達約兩個月。面對新馬兩國幾乎同時限制行動，當時趕往新加坡的馬國勞工，只能夾雜其中、進退兩難。

從2019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蔓延以來，新加坡一直與韓國、台灣，各自作為不同防疫模式的代表，並列為亞洲防疫模範。4月下旬新加坡疫情反轉，很大程度與外籍移工宿舍群聚感染有關。4月5日，在S11榜鵝宿舍與PPT Lodge 1B宿舍分別累積63例與62例時，新國政府宣布將這兩間宿舍列為隔離區。

宿舍成為隔離區後，移工不再受外在感染源影響，然而之後的確診數不僅每日節節攀升，更於4月20至23日連續四天的單日確診數破千。截至今（27）日，新加坡確診人數已達1萬3,000餘例，其中高達9,000多例來自移工宿舍。新加坡為了集中管理而設的移工宿舍，為何忽然成為群聚感染焦點？那麼，這是否也表示新加坡「防疫失敗」呢？

移工宿舍的設立，本就為了「社會隔離」？

針對近日暴增的確診人數，新加坡衛生部表示，目前新增的數字並非來自新的感染源，而是針對移工宿舍區集中檢疫時，從輕度或無症狀的移工體內，驗出陽性反應。

新加坡全國有43間「專門建造宿舍」（purpose-built dormitories），截至4月25日，其中24間已成隔離區。「專門建造宿舍」是依2015年《外籍僱員宿舍法》（Foreign Employee Dormitories Act），用以管理人數超過1,000人的大型宿舍而設，宿舍居住者大多為WP工作准證持有人（WP即Work Permit，無學歷要求，月薪低於新幣2,000元）。

該專法的設立，可追溯到這十年來的數起移工抗議。2012年，171名中國籍公車司機，為抗議住宿環境與薪酬問題展開罷工，最終遭遣返。影響更深的是發生在2013年12月的「小印度暴動」，該「暴動」是指發生在小印度的一場騷亂，當時一名印度移工遭私人巴士撞倒喪命，引起約400名憤慨移工抗議與騷亂，雖然在短短兩小時內遭警方鎮壓，但因騷亂在新加坡極為罕見，而受公眾矚目。

根據當時成立的諮詢委員會所撰寫的報告，認定騷亂起因並非更深層的積怨，而是群眾誤解、警方判斷失誤，以及「酒精」造成移工情緒失控。針對最後這點，也直接催生《2015年酒類管制（供應與飲用）法》（Liquor Control (Supply and Consumption) Act 2015）的立定，禁止晚上10點半至早晨7點間於公共場合飲酒。值得注意的是，移工宿舍在該法案中被視為「公共場所」。雖然宿舍內仍允許飲酒，但在《防止危害公共秩序法》下，「公共場所」的酒醉者亦將受到制約。政府期待法案上路後，移工能減少夜晚逗留在外的誘因。

《外籍僱員宿舍法》也是當時的產物，此法是用以規範1,000人以上的「專門建造宿舍」，並為增建床位給予指引。低於1,000人的宿舍類型——包括工廠改建宿舍（一般居住50人至100人）與工地臨時宿舍（一般低於40人）——亦有相應規範，唯專門建造宿舍規模大，可以容納更多設備需求。「專門建造宿舍」常附有雜貨店、飲酒區、煮食與娛樂設施（如戶外運動場）。在居住人數最多的大士村宿舍（Tuas View Dormitory，4月17日憲報為隔離區），官網上就顯示宿舍附有健身房、羽球場、籃球場和電視廳等設施，住宿者可以自行煮食或到餐廳用餐。

就如諮詢委員會報告所建議的，政府應增加移工活動地點，減少人群聚集；並建議既然人們去小印度是因為商品價格較便宜，就應調整宿舍附屬雜貨店價格，鼓勵移工多留在宿舍。綜合而言，這些建議與法規，都是以增加移工逗留在宿舍的時間，與減少社會接觸為考量。如今有三分之一的移工，即約30萬人住在這類大型的「專門建造宿舍」。

密集的居住環境，成群聚感染溫床

一間宿舍房間大多可容納10至12人，如此密集接觸的環境，被視為容易造成群聚感染的主因。當年推動《外籍僱員宿舍法》時，時任人力資源部部長陳川仁表示，該法案將規範「（宿舍）執行者必須按照衛生部指引，一旦爆發傳染病，能制定檢疫計劃，並提供足夠的病區設施。」雖然不確定此規定是否有落實，但去年宿舍區亦出現麻疹病例，只是當時病例之間無明確接觸關係，不被視為社區感染。

宿舍區目前有9,000多宗來自「專門建造宿舍」的確診案例，在計算確診數除以住宿總人口後，會發現截至4月25日，宿舍人口確診率高達3.26%。非居住於宿舍的WP准證勞工確診率只有0.07%，而新加坡社群（國民與永久居民）只有0.02%。雖然病毒不分國界與階級，但住在密集的大型宿舍，顯然有較高的機率被感染。

原本作為新型安全管理的大型宿舍，反而成為群聚感染發生地。數據也顯示，新加坡暴增的單日新增確診數，絕大部分都集中在宿舍區，例如4月20日創下單日確診數最高的1,426人中，有1,371人來自宿舍區，非宿舍區30人，而新加坡社群只有25人感染。同一國內的不同群體，呈現出完全不一樣的疫情。

即便同樣發生在國內，但已成隔離區的宿舍，實際上不會再對宿舍外造成明顯威脅。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衛生部網站數據將感染人數分為新加坡社群、非宿舍區WP勞工，以及宿舍區三大類，似乎也有意區隔。雖然所有WP准證勞工已被勒令停工，但不是所有宿舍皆出現社區感染；而出現社群感染的宿舍，也並非都是嚴重感染。

「勞工」與「雇主」涇渭分明的關係

不久前，當地一篇媒體投書認為，宿舍爆發疫情，並非政府或宿舍管理不當，而是外籍勞工不注重衛生（類似主張是許多國家公民對「外籍勞工」的常見認知）。該投書引來內政部長尚穆根（K.Shanmugam）抗議是「仇外」，因為造成宿舍傳染的不是個人衛生，而是共同居住的環境。較早之前，人力資源部部長楊莉明在臉書發文，也承認需提升宿舍標準，並表示雇主與公眾需意識到，提升宿舍水準並不只因為是「對的事」，也是「我們的共同利益」。

此外，李顯龍總理在4月10日的電視演說時提及：

（政府）確保他們獲得醫療和其他方面的照顧，同時也與他們的雇主合作，讓他們能够繼續拿到工資，並把錢匯给家人。他們離鄉背井到新加坡打拚，辛勤工作只為家人能過上更好的生活。新加坡人能擁有優質的政府租屋、世界一流的機場和四通八達的地鐵網絡，他們有很大的功勞。

李顯龍的講詞維持一向簡潔有力與目的分明的論調——外籍勞工為新加坡做基礎建設，新加坡不會虧待他們——尤其挑明移工能「拿到工資，將錢匯给母國」，彷彿移工在新加坡的敘事裡，是「勞工」與「雇主」涇渭分明的關係與責任，而不是「勞工」與「公民」的溫情敘事。

民眾發起募資同舟共濟

不過，這並不表示公民忽略疫情下的外籍勞工權利。新加坡的公民團體、非政府組織，也透過向民眾募資，為遭疫情所困的外籍勞工提供物資與金錢支援。例如「移工救助基金」發起目標80萬新幣的募資活動，在未截止前已籌得百萬，其他組織也在短期內，獲得超過目標金額的款項。

而在2月8日的第一宗外籍勞工確診，以及隨後的宿舍內傳染發生後，長期耕耘移工權益的組織「客工亦重」，在3月底就投書媒體，希望政府留意12至20人一房的移工居住環境，但不確定是否得到新國政府的積極反應。平常往往被忽視的公民組織，很可能因為深耕，而最早發現問題。

依據法律規定，新加坡移工居住面積為至少為4.5平方公尺（含衛浴），意味著不可能維持安全社交距離。相較於台灣，勞動部去年曾計劃提高移工居住面積，但遭反彈而維持不變，僅得3.2平方公尺（含衣物櫃）。網路流傳的多國語言防疫宣導或許有些傳播效果，但恐怕都無法避免密集居住接觸感染的問題。

雖然政府常說「法律規定只是最低限制」，但在重視成本效益的行業，恐怕無法取得太多優於最低限制的機會。而當公民組織仍能維持動力，在疫情艱難時刻，依然可以勉為彌補政策的缺失。只是疫情之後，外籍勞工權利是否仍能映入眾人眼中，或只是共患難下一閃而過的同舟共濟，只能待時間驗證。

小結

雖然媒體常以「封城」形容新加坡現況，但自4月7日宣布的限制行動，只是呼籲民眾減少外出，要求非必要行業改為在家上班，直至4月22日才禁止理髮店營業，然而當時新加坡已累積過萬確診案例。從疫情初期，新加坡就存在無法判斷感染源的病例，並隨著時間增長累積。原本期望透過維持社交距離，在兩週後降低無來源的病例，但未見明顯成效。

大型宿舍、集中管理並非壞事。新加坡政府已承諾將改善宿舍環境，並考慮增加居住面積。只要土地面積不大的新加坡仍需密集的勞動人口，大型宿舍似乎是無法免去的方案。與工廠改建和工地臨時宿舍相比，「專門建造宿舍」住宿者的住宿與工作地點分開，在追求身心健康與生活便利上，似乎還是最佳選擇。

規範化可以維持一定程度的安全與整潔，人力資源部也能抽檢以確保業者遵守規範，然而直到今年3月，才出現第一宗因違反《外籍僱員宿舍法》而判定開罰的案例（業者未維修廁所與電燈等）。或許疫情後，外籍勞工的居住環境可望改善，但地位恐怕還是維持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