淫靡歌舞下的國恥：中國如何締造民族主義？
日本入侵滿洲後，國民黨必須暫停廢除治外法權與收回租界的努力。上海以及其他在天津、漢口、廈門等有損主權的島嶼，當時還看不見外強掌控終止的日期，遑論香港和台灣兩個殖民地。因此，雖然就在門外的戰爭造成極大壓力，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和法國租界的公董局1開始管理這片領土。
1938年，上海工部局的年度報告表示為了改善社會與工業福利，他們參與日內瓦的國際勞工組織、開設新的公共圖書館分館、搬遷老舊墓園、推動校園交通安全活動，並在上海首處圓環實驗交通管制。地方納稅人年度大會花了大把時間討論工部局交響樂團的未來，廢除交響樂團的議案徹底受到反對。所以上海依舊正常營業。
更不用說，這座城市繼續生產、交易，繼續扮演抵抗日本的角色，或單純維持中國的經濟活絡——認真工作，也認真玩樂。
1939年3月，恐怖分子的目標是舞廳和夜總會，因為中國打仗的歲月就是中國跳舞的歲月。炸彈落下時，上海在跳舞。就連手榴彈丟進舞廳、餐廳、飯店時，上海也在跳舞。1937年後，整座城市在日軍包圍之下變成「孤島」；雖然危險，但在外國控制之下仍舊保持中立——上海的人民仍在跳舞。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被轟炸之後，日軍終於進入上海，在高聳的大樓升起日旗，從前的上海電影也曾以那些高樓象徵現代。上海人還是在跳舞。12月的那天他們跳舞（很多人的舞伴此刻已經換了），直到1945年8月，這座城市再度回到國民政府控制。那是雞尾酒、現代音樂、現代造型與現代人的流水年華。中國從未如此國際化，如此繁忙，如此受到摧殘，如此身負重傷。
中國舞蹈狂潮
中國的舞蹈狂熱從國民政府1927至28年確立政權開始。專為歐洲顧客設置的跳舞場所之前就有，但是從這個時間點開始，中國老闆眼見快速成長的中國跳舞市場，紛紛開設新的夜總會和舞廳。1922年，瑞典裔的美籍樂隊指揮「小白」史密斯（’Whitey’ Smith）抵達上海，他表示「中國人還沒學會西式舞步。」
1937年「小白」離開時，中國人已經停不下來。橫越太平洋的船運越來越便宜且快速，貨物、想法與外國人從美國來到中國的速度也更快（比從歐洲來更快）。戰爭期間與戰後，美國城市的舞廳宛如雨後春筍，風潮也迅速地吹向海外。
1922年，年輕的美國記者伯奈．賀許（Burnett Hershey）說：「裝著爵士的貨櫃輪船正通過金門大橋。」他大膽地說，「沒有爵士樂的上海，就不是上海。」音樂化為樂譜與唱片，隨著樂手一起旅行，可見大眾喜好。舞臺上的舞者跳著一起飄洋過海的新舞步。中國也有一群又一群的學生航向海外留學。他們帶著學位證書與海外生活歸國，他們的觀點變了，衣服、髮型與習慣也變了，而且迷上了爵士樂和舞蹈。
愛國主義者的焦慮
沒有什麼比上海的爵士世界，對英國文化控制權產生更迅速且全面的破壞。住在通商口岸的外國人過去在飯店的舞廳跳舞，到了1920與30年代，專門的舞廳和夜總會也加入不斷變化的夜生活。1939年3月，永安百貨的大東方舞廳等場所引起了民間治安組織注意，這間舞廳建於中國人熱舞高潮的1928年。這是針對學生與都市居民的平民文化事業，他們聘請知名女舞者當家，舞廳因而聲名大噪。霓虹招牌高掛在南京路，招牌上有穿著舞衣的女人和穿著燕尾服的舞伴。
走上新新百貨的五樓就是天堂舞廳，這也是另一間高貴精緻的舞廳，採職業伴舞制度，共有60位舞者，客人買票輪流跟她們跳舞。對照之下，1936年開幕的仙樂斯宮殿可稱為極致奢華的夜總會，目標客群是中國與外國菁英。仙樂斯以裝飾派藝術風格，閃閃發亮的霓虹高聳建築物是沙遜爵士投資的地產之一，外灘的華懋飯店也是。
在這些公共場合交錯相遇的男女，在當時中國社會可謂相當大膽。而這些地方也代表這座城市複雜的多國環境。大東方舞廳的老闆是澳洲裔的中國人，舞廳深受日本與中國顧客喜歡。在夜總會演奏的樂手有非裔美國人、菲律賓人、俄國人和日本人，之後還會加入德國的猶太難民。
1934年，第一支全由中國人組成、由幫派贊助的樂隊，在中國人經營的新飯店演奏。夜總會和舞伴制的舞廳雇用俄羅斯舞者，這些舞者大受外國色情報導喜愛。記者亨利．錢普利（Henri Champly）寫道：「半裸的身軀穿著夜宴裙衫。隨著世人共享的爵士樂，挽著穿長袍或民族服裝的黃種人旋轉」。
中國的評論者也注意到了。報導曝光後，這個世界便再也難以掩藏：所有夜總會都燈火通明；天堂夜總會甚至聘請了自家霓紅燈設計師，而夜總會在許多層面都代表象徵享樂現代主義閃閃發亮的峰塔。錢普利等歐洲種族主義者、中國的社會評論家與教育家，還有威脅現代主義的愛國人士，這些也是焦慮發作的源頭。
超乎想像的上海
逸園舞廳（Canidrome Ballroom）正是1930年代上海的政治、文化、科技、現代與犯罪關係錯綜複雜又互相影響的例子。舞廳的正式名稱為「法國賽場」（The Champs de Courses Français），公共租界的賽狗事業瓦解，法國賽場正好得利。悉心規畫的賽場蓋在法國租界，這片廣闊土地原為《字林西報》擁有者的地產，1928年末開幕時，館場可容納兩萬觀眾，包括跑道、田徑場和一棟藝術風的飯店與舞廳，從飯店還可遠望燈火通明的賽場。
比賽往往是一瞬間的眼花撩亂，卻如中邪似地大受歡迎，該公司的賭注收益自然驚人。法國租界政府從收益抽成，但須透過獨立的公司，因為法國法律禁止政府單位從賭博牟利。眾所皆知的上海青幫涉入這樁生意，他們透過法國代理人在董事會內運作。每名觀賽的中國觀眾其實都違反了法規，因為現身賭博場合便已是違法，但狗還是照跑。走進場館的大門要花五毛錢，對都市的勞工階級而言是天文數字，而樓上的舞廳又更是尊貴的場所。
1934年4月13日，非裔美國人巴克．克萊頓（Buck Clayton）與他的「哈林紳士樂隊」（Harlem Gentlemen）在逸園舞廳首次演出，蔣介石的夫人和她的姊姊宋藹玲（丈夫是財政部長孔祥熙）也在觀眾席。光是舞池本身就比克萊頓在美國表演過的任何一家夜總會大。克萊頓回憶：就像在「不同的世界」。
松滬會戰後為了讓觀眾回流，舞廳引進燒烤餐廳，放了一個「電視架」播放賽場的賽事，他們吹噓說是「電視的前身」，用餐的人不用離開桌子就能跟上比賽進度。此外，他們也奇招盡出，雇用動物訓練師和猴子團，讓猴子穿上衣服、馬褲再戴上帽子，將猴子綁在狗身上，訓練成騎士。賽場經理吹噓：「整場秀鬧瘋了。」
一切盡是完美的組合：爵士樂與裝飾藝術、幫派與政治菁英、新式賭博與粗俗的特技表演，一切都在法國殖民力量的保護傘下。難怪上海吸引了灑狗血的記者、小說家與電影導演等。他們前來尋求靈感，也真的得到了靈感。他們根本就不需要捏造任何東西，上海本身就超乎所有想像。
道德運動的重挫
熱心督導電影《大地》的杜庭修、認真致力改革全國體育與精神的基督教青年會，以及童子軍運動與協助錄製〈耶穌恩友〉（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的勝利唱片公司（Victor Company），全都一敗塗地。新生活運動呼籲模範公民：早睡早起、準時、排隊、不賭不嫖、向長輩敬禮、遵守禮儀、帽子戴正、鞋子穿好、呼吸新鮮空氣、不酒醉、不亂丟垃圾或抽煙、不在茶室、戲院與車船喧嘩、節儉。然而，都市人嘲笑這些命令；上海也聽不到青年合唱團在被敵軍包圍的西邊高唱杜庭修的愛國歌曲。
上海充斥美國爵士唱片和日漸流行的「黃色音樂」（即上海流行歌曲），在EMI唱片公司的上海工廠製成唱片，整日在1930年代如雨後春筍的廣播電臺播送，當然還有驚人的電影產量。想要在跳舞面前將社會軍事化，相當棘手。在炸彈四射之前，人們難以聽見政治；當炸彈停了，人們只聽見音樂。
在戰前，不斷嘗試勒緊這種都市文化的動作，包括電影審查、廣播與出版管制，以及喊到沙啞的愛國與道德教條。1934年末，新生活運動之一就是上海的大學生組成小隊，追查贊助舞廳的老師和同學。但是修改一部電影或禁止一首歌曲造成的改變微乎其微。上海已經懂得太多，也對自己的世故自信滿滿，對自己的墮落蠻不在乎。
當時社會諷刺劇也拿此開玩笑，說著上海男人為了太多選擇而為難。漫畫家蕭劍青1936年的選集《漫畫上海》帶領讀者進入許多景象：在舞廳、夜總會與澡堂等地，或透過旅遊仲介、在街上、在舞臺上以及穿著摩登的女大學生，滿足肉體的欲望。
1934年一本色彩繽紛的圖畫雜誌《時代漫畫》發行，之後開始有人仿效，而新生活運動幹部與血魂除奸團也正好撻伐。發行三年以來，這本月刊集結身體與政治、社會諷刺與尖銳評論、詼諧與色情。刊物的畫家受到喬治．格羅茲（George Grosz）2、約翰．哈特斐德（John Heartfield）3、詹姆士．瑟伯（James Thurber）4與其他墨西哥、日本的漫畫家影響。這本漫畫就與這座城市一樣，兼容並蓄，完全現代。一篇介紹「現代語言」的文章收錄了探戈、爵士、華爾滋、查爾斯頓與狐步，當然也有咖啡、咖哩、土司、愛克發及柯達，而且當然不會漏了——帝國主義。
民國的遊樂、性與政治
性與政治兩者在《時代漫畫》密不可分。兩者都非常戲劇化，而且顯著。雖然也有女性藝術家，但男性想像的女體滿地綻放——或大或小的色情意象，充斥1930年代中國的視覺藝術。赤裸的女人身穿透明衣裳或衣不蔽體，在讀者面前大方炫耀現代泳裝，或乾脆坦露胸脯令讀者眉開眼笑。
國民政府關注「女性問題」，例如著名的作家魯迅；但仍始料未及種種以現代自由為由的社會奇觀。啤酒、香菸、威士忌、可口可樂和煤油，透過廣告上穿著泳裝或旗袍的女人（喜笑盈腮、嫵媚誘人、短袖、短髮、暴露雙腿），遍布中國的視覺藝術。、中國興盛的電影工業、當地的電影明星（如阮玲玉、胡蝶）及電影雜誌，皆與《時代漫畫》縱橫交錯。漫畫內頁到處可見夜總會、俱樂部和舞蹈。
《時代漫畫》裡的政治傾向則以抨擊得意的中產階級和貪汙的官僚為典型，有時還算安全。這些是無人反對的標的；但雜誌偶爾也會踩到危險的地雷。1936年，該雜誌由於攻擊中國駐日大使因而禁刊6個月，而且越來越常拿日本人做文章。由於國民政府希望在變得夠強之前不要挑釁敵軍，而整個1930年代中期都與日本玩拖延遊戲，所以當不能說出日本國名時，《時代漫畫》就用「XX國」代替。
同時，蔣介石的軍隊展開一連串動作，意圖撲殺共產黨員在中國中部的叛亂。1933年，他說日本是「表皮的病痛」，共產黨是「心臟的絕症」。1937年6月，《時代漫畫》社會文化版一篇漫畫，則是關於載滿槍枝的「XX國」軍艦，拉著和平天使行經無法無天的太平洋。
蔣介石的第三個比喻，我們或許可以稱為「靈魂的疾病」：西化的文化在不受管束的《時代漫畫》扉頁，或在上海的舞廳地板散布；條約國更以武力及細則保護這種文化。當然，多數人沒有跳過舞，或沒讀過《時代漫畫》，甚至不識字（雖然他們可以聽收音機，當時每十戶人家就可以找到四臺收音機）。很多人有閒錢到逸園看賽狗，但廣大的民眾無法。
他們的故事也是上海的故事：貧窮的都市、居留地邊緣的違章建築與難民營。1937年7月後，百萬人湧進公共租界和法國租界就不離開了。這些人需要吃，需要工作。街上的屍體也需要收拾。應付這場危機消耗了上海外國當局許多精力。但至少他們在這方面還有點事要做。
※ 本文摘編自《滾出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國恥，如何締造了民族主義的中國》第六章，更多內容請參本書。
《滾出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國恥，如何締造了民族主義的中國》作者：畢可思（Robert Bickers）譯者：胡訢諄出版社：時報出版出版日期：2019/1/2
- 1862年4月成立，上海法租界的最高行政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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