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家的司法改革：法官評鑑的困境跟《國賠法》修法爭議（上）

《法官法》修正，賦予案件當事人就請求法官個案評鑑，迄今一年，622件請求案，一件都不成立，儘管外界有所質疑，這個結果完全合乎預期。輸不起的當事人（學名「法官之友」，俗稱「刁民」）想空想縫（siūnn-khang-siūnn-phāng）地干擾訴訟程序，早就是司法日常；法官評鑑不過是多一個告法官的管道，濫行請求評鑑，也不過是司法日常的延伸。

《法官法》第30條第2項規定：「適用法律之見解，不得據為法官個案評鑑之事由。」揪著裁判書上的法律見解，找上法官評鑑委員會（下稱法評會）的當事人，光是評鑑事由就不合法，請求不成立只是理所當然的結果。無論你是否滿意這個答案，問題都可以繼續問下去：為什麼要有這樣的規定？¹

「第四審」有何不可？

關於這個問題，法律人有幾個制式答案：認事用法是審判核心事項、法評會不是第四審、維護司法獨立。這些答案都沒有錯，不過，它們在法學上有一定的前提預設，而外行人對於這些前提預設一無所知，因此很難對這些制式答案產生共鳴；相反地，外行人會反問，第四審有何不可？

同樣地，我們也可以反問：假使可以拿法律見解請求評鑑法官，會發生什麼事？每當有人主張個案裁判裡的法律見解錯誤，並據以請求法官評鑑，評鑑委員就必須對相同的法律問題提出自己的法律見解，比對一下法官的見解，要是不一樣，就是法官的錯。問題就在於，如果可以這麼做，為什麼不一開始就讓評鑑委員來當法官就好？

法官評鑑是關於法官的人事行政事務，法評會的職權，其實屬於行政權。評鑑委員不是法官，沒有審判的職權，這就是為什麼法律人常說，法評會不是第四審，當事人不能把案件拿到法評會，尋求翻盤；法評會既然不是上訴法院，就無權審查法官的認事用法。

「如果法官無法做出令人滿意的判決，其他部門就可以取而代之」的想法極其危險，蔣介石在軍法判決上批示「應即槍決可也」時，就是這麼想的。危險不只在於這個決定極其恐怖，更因為它使得審判不再是審判，卻淪為有權者的傳聲筒；法評會握有開啟法官懲戒程序的鑰匙，一旦取得插手法律見解的權力，那是不是它就可以做蔣介石當年做的事？

這就是為什麼法律人會說，認事用法是審判核心事項，不容其他權力介入；這也正是獨立審判的訴求所在：一旦其他權力介入審判核心事項，就沒有獨立審判可言了。

難道這一切只不過是法律人照著教科書死背、進而脫離現實的理想嗎？我們不妨這樣問：為什麼法官下判決的時候，後面還有（不是法官的）別人在下指導棋，而且這個下指導棋的人，還可以叫「不聽話」的法官走路？如果你是當事人，你希望法官審判的時候，看著眼前的證據、事實、法律，還是一直在意背後的法評會、監察院，還有那個毛骨悚然地叨唸著「不解決就是逼我們彈劾」的聲音？

法律見解的貧困

所謂「法律見解」，就是對於法規範的理解、解釋與適用所表示的意見。法律需要解釋，跟法律條文訂得好不好，沒有太大的關係。因為抽象的法律跟具體的事實，分別屬於不同的範疇，它們之間的關係，天生就需要透過法律解釋加以釐清。

法律規定的是「你應該這樣做」，而事實則是「你就是那樣做」，後者是否合乎前者，有待判斷，這個判斷的過程就是法律解釋適用的過程，對於這個過程的說明，以及判斷的結果，就是「適用法律之見解」。

如果法官無法確信自己的法律見解是正確的，就不該讓這個見解成為裁判的一部分；但正如康德一再提醒我們的，人類對於事實或規範的任何判斷，都存有無法克服的偶然性，人類也無法確知，自己是不是真的把所有應該考慮的事情都考慮過了。無論生而為人的我們多麼相信自己是對的，我們的「相信」都有其侷限，而我們首先是人，接著才是司法官。

有趣的是，大多數的法官其實很清楚這一點，但刁民不知道，職業司改家則假裝不知道。傳統伊斯蘭法將這一點推到邏輯的極致，從而否定了上訴的可能：裁判不過是法官的意見，而比起阿拉的智慧，人類的思考必然是不完美的，既然沒有理由認為，這個法官的意見必然會好過另一個法官，那麼上訴基本上毫無意義。

我們的法律制度並沒有採取這種極端立場。在我們的訴訟制度裡，大多數的案件都可以上訴或抗告，讓另一組法官審查原審法官的判斷，但上訴是有限制的，法律規定的各種程序要件是其一，上訴次數的限制是其二。

一旦我們允許當事人把法官評鑑當成第四審，假使評鑑委員不認同，不認為裁判裡的法律見解有什麼錯，接下來當事人要去哪裡找第五審？難道他要再到法院或地檢署去告評鑑委員嗎？

這個問題還有另一個甚少被提及，卻更加微妙的面向：訴訟有兩造，假使我們允許一方當事人以法律見解作為評鑑事由、他的訴求也獲得法評會的肯認，那麼被法評會翻盤的另一方當事人，又要去哪裡找第五審來審查法評會的法律見解？又該找誰來評鑑評鑑委員的法律見解呢？

自由心證的貧困

所謂「心證」是指對於事實的認知，而認定事實，應依證據為之，所以心證就是，關於證據的判斷。自由心證原則的核心內涵在於，一個證據能證明哪些事實、要證明一個事實又需要哪些證據，法律原則上不預先規定，而由法官個案判斷。

基於自由心證原則，我們的法律並沒有規定，一個男人的證詞可以抵得上兩個女人、一個運動選手的證詞可以抵得上七十個街友；同樣基於自由心證原則，我們的法律並沒有規定，性侵必須要有四個跟當事人毫無利害關係的目擊者，才能成罪（你各位或許知道，這是傳統伊斯蘭法的證據法則）。

自由心證固然可能遭到濫用，但一個人有沒有濫用自由心證，卻必須透過另一個人的自由心證，才能判斷。換句話說，即使將自由心證的濫用列為法官評鑑事由，評鑑委員也必須透過自己的自由心證，判斷被請求評鑑的法官有沒有濫用自由心證。

所以，同樣地，一旦我們允許當事人把法官評鑑當成第四審，假使評鑑委員不接受當事人的主張，不認為法官有濫用自由心證，接下來當事人要去哪裡找第五審？假使評鑑委員接受當事人的主張，認定法官濫用自由心證，被翻盤的另一方當事人，又要去哪裡找第五審呢？

事情到這邊還沒結束：假如法官評鑑是第四審、評鑑委員成了第四審法官，評鑑委員的評鑑又該由誰負責？評鑑委員的法律見解或自由心證能不能作為評鑑事由？假如可以，負責對評鑑委員進行法官評鑑的機關，起不是成了第五審？誰來評鑑第五審法官？接著是不是還會有第六審、第七審，以及第六審、第七審法官的評鑑機關呢？

▍下篇：

輸家的司法改革：法官評鑑的困境跟《國賠法》修法爭議（下）

• 同樣的問題還有另一個版本：為什麼監察委員不得基於適用之法律見解而彈劾法官？基本上，以下關於法評會的討論，都可以套用到監察委員身上，茲此不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