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大挑戰（四）：瑞典錯了嗎？難以論斷的防疫戰略抉擇

2022-09-27 10:53 聯合新聞網徐子軒

圖為2020年10月瑞典COVID-19流行期間，民眾經過寫著「危險尚未結束——...

當COVID-19蔓延為大流行，疫苗仍尚未問世前，大多數國家採取的共同策略主要是封鎖城市或居家隔離，作為打破病毒傳播鏈的措施。然而，位於北歐的瑞典採取了不同的方法，即透過最小干預——小學、餐廳、酒吧等場所仍然開放，並鼓勵公司自行決定員工是否在家工作，對抗疫情爆發。

當時的第三次勒夫文內閣（Löfven III Cabinet），委任國家流行病學家泰格內爾（Anders Tegnell）掌舵，以緩解病毒傳播速度為目標，也就是希望透過拉平感染曲線，避免過多人民染疫，拖垮醫療體系。在此前提下，瑞典政府拒絕執行WHO關於封鎖和隔離的指導方針，而是強調個人責任，才是防疫關鍵。

以低度管控換取群體免疫

這並不是說勒夫文內閣躺平不做事，而是視情況動態調整政策。像是2020年其他歐洲國家在3月中旬嚴格封鎖時，瑞典僅禁止超過五百人的公共集會，並在3月底禁止超過五十人的公共集會。對此，政府表示是為公民提供充分的自主權，因為COVID-19大流行是一場馬拉松，而不是短跑，實施嚴格措施的國家，其公民最終必定不會遵守。

部分瑞典的科學和醫學界人士一直呼籲採取更嚴厲的措施，因為自由放任方法的代價太高。自COVID-19大流行以來，瑞典的致死率與美國相近，政府也缺乏整體戰略、反應混亂，對弱勢族群造成顯著的損失。且即使政府否認，也有媒體披露政府是想藉由最小封鎖，達成群體免疫。

圖為時任瑞典總理的勒夫文。圖／美聯社

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勒夫文內閣並未面臨強烈的政治攻擊，只有右翼民粹政黨瑞典民主黨提出零星批評。雖然瑞典國內染疫致死率偏高，但大多數政黨仍支持政府，這也反映了瑞典民眾的立場——犧牲弱勢、為中上階層打造一如往常的環境。有些學者因此抨擊瑞典由上至下過於保護自身形象，而不是著重於拯救生命或是以科學證據抗疫¹。

如今回頭來看，瑞典染疫死亡人數約為兩萬出頭，死亡率為0.8%。相較於西方諸國，實施嚴格封鎖的澳大利亞為0.1%、紐西蘭為0.1%，實施相對嚴格封鎖的德國為0.5%、法國為0.4%，瑞典的表現不如預期；但對照實施部分封鎖的國家如英國為0.9%、美國為1.1%，瑞典似乎又差強人意。

西方雖然被簡單歸屬為一個文明，但各國文化、社會、政治、經濟條件都有差異。北歐五國生活方式較為相似，通常會進行比較。若對照斯堪地那維亞夥伴，挪威為0.3%、冰島為0.1%、芬蘭為0.5%、丹麥為0.2%，瑞典顯然落後，然而五國人口比例與密度懸殊，將致死率高低簡單歸因於封鎖與否也不見得公允。

「踩著屍體前進」的防疫成果？

更值得關注的，應是所謂的超額死亡（excess mortality），即是可直接或間接歸因於新冠疫情的死亡人數，像是在醫療系統超載下無法獲得常規醫療服務而死、或是因封鎖導致交通事故減少而使死亡率下降亦有可能。由於各國的計算方式、統計能力等因素不一，通常會低估新冠疫情影響，超額死亡較能客觀反映當地實情。

相較之下，澳大利亞與紐西蘭都呈現負數超額死亡，這表示雖然有人感染COVID-19喪生，但卻因為施行封鎖政策，而讓同時期死亡率下降。若不算經濟、社會等損失，對國家反倒是好事，凸顯福禍相倚的古訓。在北歐五國，只有冰島的超額死亡呈現負數，但冰島人口太少、難以類比，瑞典的表現與丹麥、芬蘭差不多，但輸給較為嚴格封鎖的挪威²。

圖為斯德哥爾摩街景。圖／美聯社

同樣的，瑞典的超額死亡也比實施封鎖的法國、德國、英國、奧地利等都來得少。如果將封鎖視為對抗新冠疫情的最主要舉措，瑞典的案例可能代表其人民比一些國家較為健康、也可能是醫療設施較為充足，但更可能是驗證了瑞典政府的論點——部分西方國家的封鎖不如瑞典的自主抗疫有用。

瑞典仰賴人民自主抗疫之所以能得到效果，其實是公眾和政府之間的信任所致。一方面瑞典人民相信政府能保護他們，一方面政府給予人民充分資訊，有助於建立個人信心和自我效能感，增強人民對採取政府建議的預防措施的信念，並藉由改變自我行為以對抗疫情³。

據調查，有超過80%的瑞典人表示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調整了自己的行為，像是保持社交距離、避開人群以及在家工作等，移動數據也證實了瑞典人民的確減少了旅行，顯示大多數人民傾向遵守政府的防疫建議。之後各種病毒變體陸續出現，瑞典政府採取了一些較嚴格的限制，包括關閉所有非必要的公共服務等，致死率也隨之起伏。

然而，無論是死一個人、一萬個人或十萬個人，都是生命消逝，當作統計數字來評斷抗疫成績，不符合積極清零人士的道德觀。從這個角度來說，瑞典放棄封鎖，等於放棄國民生命，勒夫文內閣以瑞典人民當作群體免疫實驗，踩著屍體前進換取防疫成果，難道不必被嚴格究責嗎？

為此，挪威政府成立了獨立委員會，包含公衛、經濟、法律、社會等各方面專家，進行新冠疫情的對策審查。結論是瑞典政府的對策基本正確，但在第一波疫情期間應採取更果斷的行動，如限制公共集會來更有效的地控制病毒傳播。此外，由於長照護理的結構性缺陷等因素，瑞典政府在保護老年人和其他高風險族群的戰略可謂失敗。

據調查，有超過80%的瑞典人表示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調整了自己的行為，像...

誠實面對防疫政策的代價

進一步來看，在COVID-19大流行初期，由於醫療資源不足，瑞典政府考慮到80歲以上或身體質量指數（BMI）高於40的患者康復的可能性較小，因此對斯德哥爾摩地區醫院下令，不應讓這些族群進入重症監護室（ICU）。此外，許多療養院都沒有提供純氧設備，因此不少長照住民只能改為服用嗎啡來減輕痛苦，估計第一波疫情有7%長照居民病故。

再加上，瑞典的長照護理一直遭到忽視，像是醫療設備與人力稀缺、照護人員工作條件不佳等，雖然政府在2020年春季推出了幾項保護老年人的措施，但這些措施往往不足且太遲。種種醫療的不平等導致某些族群無法得到較好照護，且獲得公眾普遍接受。讓批評者抨擊瑞典似乎以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哲學，面對COVID-19大流行。

這讓人想起不久前，著名歷史學家弗爾森（Neil Ferguson）曾撰文表示，COVID-19大流行讓美國人成為心照不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而中國人則是被關進了全景監獄（Panopticon）。弗爾森這樣看待美國人，那麼對瑞典人應該更不會吝嗇使用此詞。瑞典人肯定不想進全景監獄，但大概也不願意被形容為社會達爾文主義者。

然而，到底什麼是社會達爾文主義，還適合應用在當代面對大流行嗎？當各國政府紛紛鬆綁疫情規定、試圖回歸正常生活時，所憑藉的理由不過就是疫苗打好打滿、病毒變體致死率降低等醫學證據，但醫學界普遍不認為COVID-19大流行已經結束、甚至仍舊視COVID-19為嚴重威脅。

如果將致死率當作結束COVID-19大流行的重大標準；或是將COVID-19疫情與流感相較，就此得出因COVID-19病歿者是可接受的死亡數字，足以承擔的風險，那麼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差別又有多少？說到底，人類必須誠實面對自己的選擇，認定一切都盡人事後，只好聽天命，否則社會將難以繼續前進。

當然，雖然許多醫學界人士與知識份子恐怕不會贊同，但他們多半還是選擇服從規則並與之共生，一般人也只能在疲憊抗疫後轉向有利於己的科學證據。瑞典，或許只是提前為世人展示了不帶假面具的生活態度而已。

圖／美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