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女高中生，兩種想像：父權社會對年輕女性的意淫與管制

高雄女中於本月初舉辦畢業旅行，學生疑似因為對房型安排有疑問而向住宿飯店反映，沒想到這件對一般人來說尋常不過事情，卻意外遭到網友「爆料」，又經媒體轉載而成為「新聞」。新聞報導所著重的資訊也並非事件本身或相關議題，而是以獵奇的口吻，大量引用爆料網友帶有貶低意味和性暗示的言詞，把整起事件打造成一則「展覽」女學生的軼聞。

報導登出後，雄女學生隨即提出抗議，認為這則報導在透過性暗示議論女學生的同時，也強化了性別刻板印象，因此要求媒體下架新聞（在文章登出此刻，該媒體已撤下這則報導）。

這起事件令筆者想起另一則和女高中生相關的新聞：去年12月，北一女中舉辦校慶園遊會，有班級選擇在攤位上提供「收費陪聊」服務。這項和傳統高中生園遊會不同的創意引起正反回應，有人認為別出心裁、充滿創意，有人則批評女學生自我「物化」、賺取「父權紅利」。

隨即再有人為女學生辯護，認為她們的原始動機十分「單純」，當人們光是從來訪客人主要為男性，就判定這些服務必定帶有性意味時，反而才落入了父權的陷阱。另一方面，針對上述的說法，也有另一派意見指出，就算帶有性意味，也不代表這件事情就是負面，一味把性想像成骯髒、羞恥的事情，反而箝制女性的性自主。

儘管雄女和北一女這兩起事件看來截然不同，但若我們觀察兩起事件所引發的輿論——還有它們可以引起媒體注意、進而被報導、討論——卻可以察覺一些相同的趨勢，包括人們為什麼對女學生的生活如此高度感興趣，以及我們對女學生的討論中，透露出哪些刻板的想像，這些想像又建立在怎樣的性別規範之上。

同時被「幼體化」與「妖魔化」的女高中生

首先，這兩起事件其實都對國家社會沒有任何重大影響，甚至對女學生本身來說，可能也不過就是生活裡的小插曲，卻莫名受到媒體關注。

儘管在這個以追求點閱率為目標的時代，媒體以各種瑣碎軼聞填充內容早已不是新鮮事，但某些類型的事情卻特別容易成為被獵奇的對象，而不論是雄女還是北一女的事件，都滿足了其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事件中的主角（女高中生）一方面讓報導與閱聽者得以填充某種性別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又在其他層面上違反了社會對她們的期待和規範，因此得以引發騷動，甚至是人們譴責、懲罰她們的慾望。

換句話說，在和兩起事件相關的報導中，報導者必須描繪與打造某種單一、扁平的女學生形象，與此同時，也強調這些女學生「不守規矩」之處；透過這個同步將她們「幼體化」又「妖魔化」的過程，重新鞏固、強化父權社會裡的性別權力位階。

在畢旅事件裡，儘管在旅行過程中，和住宿單位發生誤會或不滿，並對此進行溝通，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司空見慣之事，甚至在某些情境裡，這樣的行為還會被視為替自己爭取權益的表率，但記者卻直接引述網友的匿名言論，把女學生形容成嬌貴、吃不了苦、愛抱怨的；她們不只驕縱、難以取悅——例如許多評論就批評女高中生要求太高——更是需要他人給予保護和安慰的對象。

這樣的言論近年來在台灣網路上並不少見，「人家女森耶」或「台女不意外」這類言詞經常被用來諷刺、貶低女性，不論女性的主張正不正當、訴求合不合理，從發聲那一刻起，女性就已經被定位成是沒有聆聽價值的對象。這起事件也不例外，女學生的經歷是否真實、待遇是否合適都不再重要，重點是她們被塑造成一個可以被放進「台女不意外」框架中的女性形象，進而在此基礎之上，被否定、批評與約束。

而在陪聊事件中，我們則看到另一種用來貶低女性價值，讓她們不被聆聽和重視的手法，也就是給予女性一個懶散、不勞而獲、依賴父權生存的樣貌。如同某些論者提到，女學生的聊天服務立刻被許多人打發成不專業、不需努力、可以輕鬆賺錢的「歪道」，然而，言語諮詢可能涉及許多專業知識和技能（如校方所說，女學生可以分享學習經驗），但女性卻立即被假設不可能具有這些專業能力，反而勢必是想要透過「偷懶」的方式獲得好處。

另一方面，就算十分鐘的聊天就「只」涉及情感支持、安慰和陪伴，這也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反而高度仰賴個人的專注力、同理心和溝聽技巧——事實上，把「聊天」當成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正好反映了，我們的社會長期貶低某些被歸類為陰柔屬性的勞動，視這些工作為沒有生產力與價值的，更把情感勞動當成女性理所當然、天生就具備的技能。

被消音的女性當事人

於是，在這兩起截然不同的事件中，我們看到女學生雙雙被簡化成在理性上無能力、需要被教育的個體，同時在情感和道德上，她們也分別因為被打入「嬌貴」和「投機」的刻板印象中，進而成為需要被提醒或規訓的對象。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相關報導裡，兩校的女學生都徹底遭到消音。沒有記者主動採訪女學生，詢問她們的真實經驗與看法，反而都選擇從他人——網友或校方——的角度出發進行詮釋，彷彿女學生要不是沒有自己的主張和看法，就是沒有能力說明自己的立場。這樣的作法再一次展示，父權社會習慣將女性「幼體化」和「弱智化」的伎倆：透過幼體化女性，讓女性的意見不被聆聽與重視；在掩蓋、消除這些聲音的同時，則得以進一步把女性的無能當成一件既成的「天然」事實，合理化幼體的想像。

另一樣串起兩起事件的元素無疑就是「性想像」，或者可以說，女學生和「意淫」之間的距離，而在此我們可以察覺兩種看似對立、但其實同源的態度。報導畢旅事件的媒體之一，顯然對事件本身和女學生的意見沒有興趣，選擇把焦點放在網友對女性的慾望和調戲之上，在這些文字之中，把女學生打造成性想像的客體，她們的青春身體被當作商品與父權社會裡的財產，理所當然地要供應並滿足男性的情感和性慾需求，為他們所掌控。

一件引人深思並警醒的事情是，性暴力的相關迷思往往會主張，女性之所以被當成性客體，是因為女性本身已經先做了某種舉動——例如穿著特定服裝、從事特定行業——傳達出了性的訊息，才讓男性遭到擾動與誘惑。但在此我們卻可以發現，事情顯然並非如此。事實上，女性不必有任何行為，她們甚至不需要和男性有過任何實際的接觸——如女學生和網友們素未謀面——卻仍舊可以成為性慾望的對象。

陪聊事件裡「太主動」的女性

這是因為，父權社會所賦予男性的強烈資格感，讓男性得以把女性的身體、情感，和性當成隨時為他們準備好、為他們所取用和享受的服務。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在陪聊事件中，得以觀察到另一種趨勢，也就是當女性選擇主動決定付出自己的情感勞動、自主決定付出給誰、怎麼付出，甚至以此收取費用的時候，這就威脅到了男性的資格感，因此引發男性的不滿和批評。

在陪聊事件裡，與其說某些人的憤怒來自於認為女高中生太過「服從」父權規則，把自己變成父權社會裡的商品，倒不如說，這些人之所以感到不安與憤慨，其實正好是因為這些女性沒有遵守父權的性別角色想像——她們沒有被動且安靜地等待父權社會的吩咐和安排，把自己的傾聽、專注、關懷，付出給經過審核而合格的男性對象，並且是以「愛」之名，進行無償的、親密關係形式的勞動。

相反地，她們取回了主動權，自行太過「任意」地決定要怎麼利用這些情感勞動技能，並且利用這些技能為自己獲得好處，而這大大地顛覆了父權社會的性別想像與規則，也引發人們巨大的不滿和譴責——畢竟當女性得以自由選擇時，某些男性的資格感就可能無法獲得滿足了。

一旦我們意識到這點，我們也會發現，在這個情境中，試圖去消解陪聊服務中任何可能的性意味，可能不是最好的回應方式，因為當我們試著把「性」這個元素從事件中移除時，我們有可能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衝突的並不是女性和性本身，而是男性在父權社會賦予他們的資格感下，搶占了話語權，試圖單一、霸道地詮釋和分配女性的性。

洗白與抹黃，父權社會如何獨占對女性的性詮釋？

事實上，在許多類似事件中，我們經常可以察覺一組相互呼應的反應：女性的身體、情感與性，經常不是被「抹黃」，就是被「洗白」。女性的身體被高度「性化」，成為父權社會裡男性可以自由取用、享受的商品，進而合理化男性對女體的意淫、騷擾，甚至是攻擊；另一方面，這種過度性化也讓父權社會得以基於「保護」的名義，對這些「危險」、隨時帶有性意味的身體，進行約束和管制，甚至是貶低、羞辱。

也正因如此，當女性確實掌控、展現或利用自己的身體、情感、性，以及其他陰柔特質時，就會讓許多人感到不安，因為這代表女性可能得以擺脫上述的控制。於是，此時「洗白」就成為一個有效的手段，將女性「純潔化」與「去性化」。這樣的手法看似讓女性得以擺脫來自父權社會的凝視，但卻並沒有把自由還給女性，反而可能否認女性的自主意識，並奪走女性繼續自我探索的機會。

不論洗白還是抹黃，不論去性或是過度性化，關鍵的問題都在於，誰有權力詮釋女性的身體、情感和性自由的權利，而女性主義所追求的，並非讓女性和性絕緣，而是讓詮釋的話語權重新回到女性自己的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