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婚姻卻曾「祕密結婚」的上野千鶴子背叛了女性主義嗎？

今（2023）年2月，日本媒體《週刊文春》爆料指出，知名女性主義者上野千鶴子早已與歷史學者色川大吉「祕密結婚」，報導隨即在日本社群網站上引發激烈討論。婚姻關係本應為個人私事，為什麼上野千鶴子卻會因為結婚而遭「炎上」呢？

這是因為上野作為女性主義者，主張國家體制下登記的婚姻關係是在讓渡個人的性自由，而一直抱持著反對婚姻的立場。因此，當媒體揭露上野其實最後也步入了她曾經拒絕的婚姻體制時，不免引起許多人的情緒反應——有人感到失望，認為上野「背叛」了自身信仰，亦有人抱持著「看女性主義者笑話」的心態，藉此攻擊女性主義。

最初保持沉默的上野，最後在上（3）月中旬公開發表文章〈15小時的新娘〉（15時間の花嫁），批評週刊爆料作為的同時，也說明了這段婚姻關係的來龍去脈。上野在文章中承認自己確實與色川大吉登記結婚，但該婚姻關係只持續了15個小時。

上野指出，在色川於2021年9月初去世前的數年間，因為色川年邁又健康狀況不佳、獨居，再加上疫情，一直是由上野負責他的照護。然而在照顧期間上野卻發現，兩個人儘管關係緊密，但「友人」的身分讓上野在法律上受到諸多限制，無法為色川處理許多必要事務，包括轉移資產、簽署住院和手術同意書，以及提交死亡證明書等。

因此，為了讓上野可以更自由而便利地處理照護相關事宜，並且隨著色川的身體狀況惡化，兩人希望提前為他的死亡做準備，在和色川本人商討後，上野和色川兩人決定登記結婚。兩人2021年9月6日結婚，而色川於隔（7）日死亡。

上野的「妥協」是對其主張的駁斥嗎？

在這篇文章中，上野同時討論到許多日本社會體制的問題，包括夫妻無法別姓導致色川與她必須有一人改姓（最後是色川改姓為上野）、日本的家族主義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法律設計，與日本的臨終照護制度等。

事實上，上野近年來的學術重心和社會關懷逐漸從女性主義轉為老年社會學。她關心個人如何能夠好好地老去與死亡，主張社會應該要提供更好的臨終照護，給予老年人更有尊嚴的生活，以及「一個人在家臨終」的可能性。

也因為如此，有評論者認為，上野最後的名義婚姻儘管是出於無奈，卻說明了「一個人終老」在當前日本社會下的「不可能性」，這樣的現實恰恰是對上野本人主張的駁斥。然而，我卻認為，其實正是上野不得不屈服於現實的婚姻，給予她的主張更多的正當性，也說明倡議「一個人終老」的急迫性。更重要的是，上野的「妥協」其實讓我們看到，不論是「快樂單身」或「一個人終老」，這樣的人生安排從來不只與個人意願和選擇有關，而需要社會制度的配合與支持。

甚至我們會發現，很多時候我們的社會制度其實拒絕給予個人這樣的空間與自由。相反地，單身和獨自終老被描述成一種悲慘的境況，因此個人也被積極地鼓勵或要求進入婚姻與家庭，好避免這種不幸遭遇。這也說明了，婚姻制度在我們的社會裡，所涉及的遠遠不止於愛情或成家，而是一套社會管制與國家治理的工具。

婚姻，與愛情無關

從上野的說明中，我們可以獲得一個清晰的結論，亦即她並非為了愛情而結婚。事實上，若我們回溯婚姻的歷史便會發現，將浪漫愛與婚姻掛勾，其實是晚近之現象。在過去，和滿足個人情感需求相比，婚姻主要實踐著性秩序與生育、照護、經濟活動與分配，以及建立社會身分與互動之功能。

婚姻為個人指派合理合法的性對象，並進而監督個人性忠貞，確保個人的性只能在特定關係中進行實踐。與此同時，生育是婚姻關係中的必要義務，而婚姻亦是生育的關鍵前提；換句話說，婚姻是唯一合法的生育子女管道，進入婚姻的人也被期待必須生養子女。這套監督體系除了鞏固父權體制內的性別規範與位階，及相關的角色勞動以外，亦是在保障以父系宗族為基礎的經濟分配與繼承體系能夠順利維繫。

在經濟功能上，從個人層面來說，父權社會裡的女性可以（也可能必須）藉由婚姻保障經濟安全，男性則確保家中勞動力與繼承人的存續。家庭層面亦同，以婚姻為基礎建立的家庭與宗族決定財產的累積、繼承、分配，並進而作為個別經濟單位接受國家之管束與治理。

另一方面，婚姻也有著社會性意義，例如打造個別家族的聲望與權力地位，或是建構家與家、族與族之間的關係和連結（這些連結很多時候又有著經濟或政治目的），並藉此維持社會內部的階級分化，以及隨之而來的秩序和安定。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婚姻畫下了再生產勞動進行的範疇，並且透過父權規範將這類勞動高度性別化——男性負責養家，女性負責持家。於是以婚姻為基礎所建立之個別小家庭一方面透過家庭內的再生產，為國家輸送良好健康、無後顧之憂的勞動生產力，另一方面也負擔著製造新勞動力的責任。

隨著新自由主義國家主張減少政府介入、重視個人責任，宣傳「自己的家庭自己顧」，更強化了個別家庭自行負責照顧與扶養內部成員——包括年長者、幼兒與失去經濟生產力者——的價值觀與現實。換言之，婚姻與其說是愛情的證明與果實，倒不如說是用以安排、規劃與限制個人照護、經濟與性生活的一套體系¹。

以婚姻為基礎的治理機制

回到上野千鶴子的例子。事實上，上野之所以拒絕婚姻，並提倡「一個人終老」，正是因為反對上述的治理邏輯。她一方面拒絕在國家的監管下讓渡個人的特定自由並被迫承擔特定義務，另一方面也希望每一個人不需要只有在進入婚姻的情況下，才能夠保障經濟安全、獲得個人應得之照護，並且安心地老去與死亡。

然而，上野與色川的經歷卻讓我們看到，婚姻作為一種治理工具，在當前社會的強大。簡言之，婚姻決定了誰可以幫你我處理財產、誰應該照顧你我、誰又有權為你我代理各項與不同正式體系和國家之間的互動。

上野與色川在以家族主義為基礎運作原則的日本社會中，找到了一個不同的老年生活方式——當色川需要照顧和協助時，他所依賴的對象不是有血緣關係的兒子或曾有婚姻關係的前妻，而是作為友人的上野。然而這樣的另類實踐卻在現實中碰壁，這說明日本社會仍舊無法擺脫以婚姻作為基礎治理單位的思考，也顯示出婚姻的意義從來都不只是傳達「相愛的訊息」而已。

事實上，為了各種實務原因而邁入婚姻的，遠遠不只上野與色川。有人為了讓自身和子女有「明正言順」的身分而結婚、有人為了稅務和各種經濟安排進入婚姻，也有人是為了確保自己老有所依而婚。不論什麼樣的考量，那都是個人自由，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追求單身的自由。

不婚作為一種自由與反抗

這指的不只是個人不結婚也不會被視為「魯蛇」或「國安危機」，而是個人在國家社會中的經濟與照護安全，不需要以結婚為前提，更是如上野千鶴子所提倡的，個人應該有權利可以自由選擇以怎樣的方式有尊嚴地老去和死亡，不論是在信任他人的陪伴下——這可能包括有血緣或無血緣的家人與朋友——還是獨自一人。

最後，上野千鶴子為時15個小時的婚姻，是對女性主義的背叛嗎？我過去也曾就類似問題提出討論。我認為，上野過去的反婚姻立場，確實是女性主義者可以思考的方向與依循榜樣。因為如前所述，婚姻作為一種國家治理工具，高度仰賴著父權社會中的性別角色規範，且致力於維護特定的權力位階，在將特定再生產勞動高度性別化的同時，壓榨女性之勞動、限制或剝奪女性之經濟機會，進而鞏固對女性的壓迫。由此角度出發，女性主動地選擇不婚不育，確實可以是一種對父權體制、資本主義社會和新自由主義國家的積極反抗。

與此同時，上野最後的名義婚姻也不應該抵銷她過去主張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反而更應該讓我們看見，國家如何運用婚姻和家庭的名目來管理、限制個人的經濟、照護與性生活，以及對此制度提出挑戰的急迫性。但同樣地，我們也應該要謹記於心的是，因為這套治理體制如此強大有力且無縫隙，對於某些缺少資源的人來說，逃離也就更為困難——比方說，貧窮而缺少教育機會的女性，可能只能透過婚姻保障自身經濟安全。

然而，我們最終的結論，也不應該只停留在「結婚是個人選擇」上。相反地，這再次提醒了我們，必須拆解個人行動、結構壓迫，以及兩者如何交織互動，例如去打造更平等的教育環境、就業機會，消除女性的貧窮，讓更多女性可以不依靠婚姻關係而自立。

在理解某些人必須透過進入婚姻來獲得特定體制福利的同時，這也給了我們更多的理由，去隨時反省和挑戰婚姻制度的正當性，並拒絕以婚姻制度作為唯一指標來定義個人身分，進而讓我們的性互動、生育、經濟活動與社會關係，都不需要以婚姻為前提與界限。

• 但這也不是說愛情在今天的婚姻體制當中，完全沒有意義。相反地，其實它扮演著一項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合理化上述各種婚姻內部功能，並且浪漫與榮光化婚姻與家庭中的各種勞動與犧牲。換句話說，愛情作為名目，促使進入婚姻的個人相信一些的勞動都是「心甘情願」，並且當個人付出越多，代表個人的愛情越「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