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多瓦從叛逆小子到電影大師（上）： 盡情騷動觀眾的腦袋與生殖器

2019年前推出的《痛苦與榮耀》（Pain and Glory），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令合作多次的影星安東尼奧．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化身垂垂老矣、飽受病魔摧殘的電影導演，回顧童年傳遞對家鄉與母親的依戀，年少時如何與初戀分別而倚靠寫作排解失戀之情，最終開啟電影榮耀之途。這部他半自傳的作品，被譽為「阿莫多瓦的《八又二分之一》（Otto e Mezzo），班德拉斯絲絲入扣的演出，不僅拿下坎城影展影帝、入圍奧斯卡，更是映射出阿莫多瓦的熟成老練，與對電影內斂的珍視熱愛。

然而，早在阿莫多瓦以《我的母親》（All About My Mother）、《悄悄告訴她》（Talk to Her）等精練作品走紅國際之前，自60年代末起他作為《痛苦與榮耀》般的鄉村青年，便移居到馬德里直闖地下電影界，無師自通狀態下憑藉熱情，交出一部部驚世駭俗的作品，多元性向、女性解放、政教批判、特殊性癖全是他鏡頭底下的題材。伴隨獨裁統治者佛朗哥於1975年逝世，80年代的阿莫多瓦正是帶領西班牙電影走向解放的關鍵人物。

本次於台灣重映四部作品《修女夜難熬》（Dark Habits）、《我造了什麼孽》（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慾望法則》（Law of Desire）、《瀕臨崩潰邊緣的女人》（Women on the Verge of a Nervous Breakdown），皆為他早期創作的經典，可窺見他以「享樂主義式」想像，呈現角色超越性別框架的生活，對於保守天主教思維、現代商業廣告的嘲諷，更見證他如何令女同修女、苦情主婦、變性演員與失戀配音員，在通俗劇套路之下，於日益成熟的鏡頭語言中活靈活現。銀幕之外的我們，見識他如何從離經叛道的電影小子，成為今日聞名影壇的大師。

生於佛朗哥獨裁時代，「馬德里運動」解放電影叛逆頑童

當我製作一部電影，我希望能觸動觀眾的頭腦、心臟和生殖器。

——阿莫多瓦

生於二戰後西班牙的阿莫多瓦，曾出現於《玩美女人》（Volver）的鄉間拉曼查（La Mancha）即是他的家鄉，其家庭貧困且保守，曾將他送至西部卡塞雷斯的天主教寄宿學校就讀，期望他成為一位牧師。然而，年幼的阿莫多瓦並非僅是背聖經、唱聖歌、做乖乖牌，而是經常溜進戲院看電影：「電影成為我真正的學校，我獲得的知識遠遠超過我從神父身上學到的。」

時至青春期之後，好萊塢50與60年代通俗劇、法國新浪潮出格創意之作、義大利新寫實主義至費里尼、安東尼奧尼等人的電影，成為阿莫多瓦生活的養分，也令他下定決心要成為電影創作者。1967年，阿莫多瓦不顧父母反對，搬至馬德里試圖發展事業，然而當時尚處法西斯強人佛朗哥獨裁統治時期，國立電影大學因故被迫關閉，讓他只好四處「斜槓」兼工，最終成為朝九晚五的西班牙電信公司助理，下班後便到戲院、電影資料館，大量看片以學習電影。

70年代起，在馬德里打拚多時的阿莫多瓦，存錢買下人生第一部超8毫米（Super 8mm）膠捲攝影機，更集結一群志同道合的藝術家、演員拍片，在資源拮据狀態下，直接使用自然光，東拼西湊出場景，演員服裝從朋友母親衣櫃偷取，大膽實踐其對影像的創意。首部短片Folle... folle... fólleme Tim!甚至因超8攝影機收音效果不佳，阿莫多瓦得在每次放映時，親自藏身幕後為電影「直播配音」，如同日本默片時代的「辯士」，更自豪稱：「我從沒聽過有觀眾在現場笑得那麼大聲。」

1975年佛朗哥辭世，整個西班牙從獨裁政權解放，馬德里居民們在街上徹夜狂歡，逐漸演變為一場80年代的文化革命——馬德里運動（Movida madrileña）。由龐克搖滾、合成器流行樂（Synth-pop）的音樂品味轉變，融合達達、未來主義的美學，滲透城市的街頭塗鴉、繪畫、攝影與影視文化之中，到性解放、LGBTQ+族群湧現、娛樂性藥物廣泛使用，享樂主義的浪潮席捲馬德里，讓壓抑許久的西班牙，終於得以大口「吸」得自由的空氣。

逃離獨裁政治的歷史陰霾——享樂主義電影仍意有所指

西班牙與自己的歷史，有著非常糟糕的關係。

——阿莫多瓦

阿莫多瓦從此成為「馬德里運動」的代表人物，其1980年的長片《佩比、露西、朋》（Pepi, Luci, Bom）描述種植大麻的女子佩比，遭警察勘查時性侵，當她欲復仇時試圖與警察妻子拉近距離，卻發覺對方有「被虐M屬性」，因而戀上女同志龐克女樂手。荒腔走板、頗有Cult片感的劇情，完全映照出該時期馬德里的街頭風氣，性向與毒品不再是暗夜秘密，警察盤查與施暴也會被暗算，女性自主則有多種面向得以實現。

不過，儘管阿莫多的電影甚少直面談及政治，也鮮為觸及佛朗哥對西班牙社會的巨大影響，正如他曾說：「我不承認我的電影有佛朗哥存在，這可能是我對獨裁主義的復仇：我不希望它成為記憶，也不希望它成為陰影。」

然而，其早期享樂主義式的電影，無所不用其極的奔放、歡快，即可視為對威權社會的反動。如同《佩比、露西、朋》向象徵父權的警察復仇的主角，亦或第二部作品《慾望迷宮》（Labyrinth of Passion）洗衣店老闆性侵女兒，卻仍在客人面前裝做「好好先生」，令女兒難以逃出淫父魔掌，正是西班牙人民於佛朗哥「民族英雄」形象下生存的為難處境。

1984年，阿莫多瓦推出《我造了什麼孽》，由他的繆思女神卡門莫拉主演家庭主婦葛洛莉亞，面對丈夫無能、婆婆叨念、兒子販毒，只得日復一日依靠安眠藥與性工作者鄰居救助，才能維持家庭生計與心靈平靜。全片窄小雜亂的公寓，取景於M-30環狀高速公路附近街區，該公路為佛朗哥現代化計畫的一環，於他逝世前一年通車啟用，曾因距離民宅過近、車輛噪音過大而招致批評，初期更有許多居民試圖橫越公路，導致交通意外頻傳。

片中場景設置於宛若佛朗哥時代「紀念碑式」的建築旁絕非偶然，阿莫多瓦曾言M-30與該街區體現政權試圖為無產階級服務，但仍僅是為自身利益「膨風」的象徵：「這些地方被視為『蜂巢』，根本無法居住。」電影中，丈夫安東尼曾對女主角葛洛莉亞說，要帶前來拜訪的德國女歌手前任情人，開計程車上M-30公路兜風，並自傲稱對方「一定會很喜歡」，葛洛莉亞不以為意的反應，也可視為對佛朗哥極權下建設的反諷。

片中，安東尼還曾臨摹希特勒的簽名，提供給德國女歌手，作為其曾與希特勒通信的證明，讓對方名利雙收。安東尼更要求兒子要「繼承父業」，認為學習偽造簽名比受教育更要緊，他對兒子說：「我模仿我爸的簽名，你模仿我的，這就跟我們的姓氏一樣重要。」隱隱暗示對極權崇拜、權力貪婪，仍然存在於後佛朗哥社會之中，甚至其毒瘤可能持續「世代相傳」。

阿莫多瓦也曾在相隔13年後的《顫抖的慾望》（Live Flesh），回顧佛朗哥政權於1970年宣布全國進入警級警戒，限縮人民人身自由的那一夜，描述主人翁誕生在公車上的奇情故事，成為阿莫多瓦電影中罕見明確重現歷史，並作出政治諷喻的作品。他說：「我的構想是描繪出這個角色，出生於政治與字面上最黑暗的一夜，把這視為他未來人生的厄運。」

今年獲得奧斯卡兩項提名的《平行母親》（Parallel Mothers），講述遭佛朗哥極權統治下殲滅的人命，至今仍藏身於亂葬崗間，歷史真相仍尚未被解密，成為阿莫多瓦至今最具政治訴求的作品。恰巧本片他與演員潘妮洛普．克魯茲（Penélope Cruz）再度合作，後者也正是《顫抖的慾望》產下主人翁的性工作者「母親」，兩者相互映照，顯示其渴望審視歷史的決心。對比於早年享樂主義型的電影，他反思但並不批判自己的過去：「那就是我擁抱自由民主的方式，也是我對佛朗哥時代的逃離。」

瞄準天主教教會開刀——大膽挑釁西班牙最保守勢力

耶穌來到人間，不是為了拯救聖人，而是要拯救罪人。

——《修女夜難熬》

阿莫多瓦另一部80年代經典《慾望法則》，片中卡門莫拉所飾演的變性人蒂娜，返回兒時就讀的天主教學校，遇見曾發生性行為、而後發展戀情的神父。蒂娜渴望回到教會的懷抱，獲得心靈救贖，曾拋棄她的神父卻對如今是跨性別的蒂娜嗤之以鼻，告誡她要找救贖「去別的地方找」，蒂娜則勃然大怒回敬：「可是我只剩回憶了。」此片段於2004年《壞教慾》（Bad Education）再度搬演，以戀童癖神父性侵男孩的方式呈現，大大諷刺宗教披著羊皮的虛偽。

年少時，阿莫多瓦也曾於天主教寄宿學校就讀，當時佛朗哥政權與教會結盟，打造雙重獨裁政權，令他長大後才明白教會的壓抑「事出有因」。他曾親身見證其內部的腐敗，表示許多年齡相仿的同學，受到神職人員的性侵：「那簡直是一場噩夢。」從此之後，阿莫多瓦與信仰保持距離，更屢屢於電影藉宗教之名，呈現人性的慾望與荒誕。

其最具宗教色彩的莫過於《修女夜難熬》，描述具毒癮的歌手尤蘭妲因男友吸毒而死，害怕遭警方盤查而逃至修道院避難。該處修道院收容無處可去的女孩，如片中所述她們都是「殺手、毒蟲或妓女」，主張透過自我禁慾和羞辱，以獲得上天救贖。然而，電影開場修道院便遇上財務危機，長年贊助的金主過世，金主遺孀卻形容對方是「法西斯」，現在只想好好打扮、寵愛自己，不再願意資助修道院，似乎也暗示佛朗哥統治終結後的西班牙社會景況。

電影中，修女們的處境也不得安寧，殺過人的「便便修女」靠迷幻藥度日，豢養老虎的「該死修女」深受潔癖強迫症所苦，「鼠鼠修女」把修道院女孩的故事撰寫成情色小說，熱愛設計奢華時裝的「蛇蛇修女」愛上神父，為首的女修道院院長更是海洛因吸食者，還無法自拔迷戀尤蘭妲。該教會崇尚的禁慾思想，儼然並非修女們身心、生活問題的解方，正如其電影宣傳詞所述：「這是個關於宗教的故事，上帝卻銷聲匿跡。」

然而，《修女夜難熬》反倒在壓抑的教會空間之下，讓慾望傾瀉而出，令愛情如聖歌般被唱誦，正如阿莫多瓦曾於訪談提及：「我是借用教會來談人們純粹的情感，真正令我感興趣的宗教實踐，是它能在相愛的人之間，建立起溝通的橋樑。」如同片中修女們做禮拜時，尤蘭妲從門外走入，耀眼白光滲入黑暗教堂，修道院院長接納尤蘭妲，猶如聖母與基督、基督與其信徒的關係，阿莫多瓦說：「我把宗教語言抽換為愛情，更深入一步闡述人性。」

阿莫多瓦在電影嘲弄與批判宗教的作為，把宗教「神愛世人」的觀點，轉化為情慾的詮釋方式，屢次招致教會的惡評，也是他至今仍不受西班牙保守勢力歡迎的主因。但他也毫不在意評價，因為對他來說，宗教儼然僅是一件「外衣」，妝點他創作上的野心，映襯其作品的內核：「我不與宗教鬥爭，但我將自己感興趣的東西為我所用。」

資本主義無孔不入的批判——把廣告「置入」電影中

每天都要看到廣告，這讓我開心、愉悅，但也讓我害怕。

——阿莫多瓦

對宗教元素的任意取用，可視為他對西班牙不可撼搖保守教會勢力的挑釁，然而針對現代資本主義，阿莫多瓦也有其看法，尤其對於「廣告」有所洞見：「廣告就像上帝和魔鬼一樣，總是出現在人們面前，我認為這太可怕了。」因此，廣告也成為他早期電影的調侃對象，更彰顯他身處80年代，位處保守與前衛之間，其作品揉合宗教與商業批判的趣味性。

例如：《我造了什麼孽》一家人總守在電視機前，廣告荒誕呈現妙齡女子與丈夫共度新婚洞房夜後，隔天早晨男友端來早餐時，絆了一跤把咖啡濺到女子，令她半臉毀容，宣揚咖啡比性愛更「滾燙」；《瀕臨崩潰邊緣的女人》中的女主角配音員佩佩，在片中觀看自身演出的電視廣告：警方向一名殺人犯母親詢問其兒子犯案時的衣物，母親卻得意洋洋從洗衣機拿出乾淨溜溜的上衣，令警探們驚呼該牌洗衣精讓衣物「沒有血跡、沒有內臟，令人難以置信。」

阿莫多瓦藉電影，嘲弄廣告的陳腔濫調，重新賦予其魅力，但這家「假廣告」主打的並非產品，而是反映片中人物的處境。對於《我造了什麼孽》的家庭主婦，每日照顧家庭、張羅餐飲，絕對能讓幸福幻想被咖啡「澆熄」；《瀕臨崩潰邊緣的女人》廣告中的母親擺了警察一道，正如接近片尾時，女主角佩佩把前來盤查恐怖分子的警察，以泡了安眠藥的番茄冷湯迷昏。如同阿莫多瓦所言：「廣告成為解釋電影的一部分，成為美學的延續和補充。」

阿莫多瓦曾表示，廣告應是對瘋狂喜劇、超現實主義最開放的創作空間，因此當電視台要求提供《我造了什麼孽》的預告廣告時，他直接拍攝17分鐘的短片Tráiler para amantes de lo prohibido!（禁忌戀人的預告片），片中同樣有苦悶家庭主婦「殺夫」橋段，卻以「對嘴音樂劇」的方式呈現，劇情結尾更是主婦與新歡前去觀賞《我造了什麼孽》，讓實際要宣傳的電影海報、看板「置入」這部假預告片中，都可見阿莫多瓦揮灑創意之處。

時隔多日，近來也有國外粉絲在阿莫多瓦2008年《破碎的擁抱》（Broken Embraces）一片，發覺一張名為《平行母親》的電影海報，不知是否可視為他為新片埋梗所下的「廣告」。如同為宣傳《我造了什麼孽》直接拍攝短片，他總是希望自己的宣傳能貼近電影，並且不照本宣科：「我盡量讓我的廣告，變成電影的一部分，成為一種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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