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為電影大師之前:波蘭導演奇士勞斯基的紀錄片生涯

聯合新聞網 漢斯黃
波蘭導演奇士勞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 圖/台北金馬影...

以電視影集《十誡》、電影《雙面薇若妮卡》、「三色」系列聞名的導演奇士勞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早在揚名於西方影展圈、得奧斯卡最佳導演提名前,生長二戰後的共產波蘭,在鐵幕時代下仍不畏強權,即便電檢制度屢屢對創作造成威脅,作品更引來政壇、教會甚至同業批評,他仍以紀錄片呈現人民生活處境、劇情片描繪角色心靈角落,揭開共產波蘭的專制帷幕,映照自由曾遭圍困的斑斑歷史。

奇士勞斯基的早期紀錄片作品,常經屢次修剪才得播映,甚至碰上拍攝錄音檔遭竊、膠卷被警方沒收等遭遇,更曾為保護拍攝對象而阻攔作品被公開,最終更一度放棄紀錄片拍攝,卻也累積在限制下的創作能力,反映至而後他的劇情片創作。他更懂得在鏡框下呈現人類困境,正因曾以紀錄片謹慎凝視真實人物,機敏反映現實的不自由,如他在自傳中所述:「眼前的人們遭受痛苦,目睹這種肉體煎熬的我,開始理解這種痛苦,讓它滲透我的作品中。」

避免「人為」操縱,以紀錄片呈現共產波蘭生活

奇士勞斯基出生於二戰納粹佔領波蘭時期,父親戰後染上肺結核,致使他童年隨家庭在全國各地療養院間流離,成長於蘇聯撐腰的共產人民共和國,也是他進入洛茲電影學院、始於大量拍攝紀錄片及電視電影的時期,更在生涯末年歷經波蘭脫離共產體制、蘇聯解體冷戰結束,歐洲迎來自由新氣象之時,他轉往法國拍片大放異彩,一生緊密與波蘭歷史連結。

然而,佔據奇士勞斯基生涯最長的共產波蘭時期,無疑是對他創作影響最深遠的階段。他曾形容,無論一個人的立場是親共、反共或中立,下場皆無不同,如同他的劇情片《機遇之歌》演繹主角加入共產黨、成為反政府份子、迴避時局成為醫生,皆無法真正脫離政治陰霾:「如果人暴露在這個制度下的時間,和波蘭人一樣長久——四十年——那麼共產主義就會變成一種思考方式、一個生活方式、一套價值系統,永遠都會留在他們體內,永遠無法驅除。」

奇士勞斯基在電影學院深受教授之一、波蘭重要紀錄片工作者Kazimierz Karabasz影響,踏上早年以紀錄片瞄準現實之途。自他從學校畢業的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正值波蘭歷經三月事件、反猶浪潮、農業欠收、物資缺乏、物價飛漲,人民生活困頓不已,卻也因此欲從宗教、文化、藝術找尋心靈慰藉。

因此,即便政府嚴格進行內容審查,創作者仍試圖在影音內潛藏訊息,暗渡波蘭人民的真實生活,令電影廣受大眾歡迎,如今被視為小眾的紀錄片也有其市場,不僅得以在戲院播出,更有大批觀眾喜愛。《奇士勞斯基論奇士勞斯基》一書的採訪編輯Danusia Stok便描述到:「大眾對於主打的劇情片反而不感興趣,因為觀眾知道紀錄片會把他們每天經驗的真實世界呈現出來。」

因此,奇士勞斯基在這期間拍攝一系列紀錄片,從學生時期的《辦公室》、《洛茲小城》,描繪政府機構的官僚、工廠小城的苦樂,到出社會後的《工廠》、《醫院》、《火車站》,皆從共產體制下的公共空間,透過鏡頭觀察人民的乏悶。其導演好友安格妮茲卡.賀蘭(Agnieszka Holland)曾分析,奇士勞斯基此時期創作,避免「人為」操縱,一如他反對共產政權對人民的控制:「他堅信電影不該評論人物或現象,生活就該是這樣:你只需要『看見』它,目睹可見表面之下的事物。」

《71年的工人們》劇照。 圖/台北金馬影展提供

拍紀錄片遭干預:錄音檔案遭竊、被標籤為「共產黨歌頌者」

奇士勞斯基也始於在紀錄片,呈現時代的風起雲湧,幾部作品細部記錄小人物生命,卻也讓他開始被當局關注。1971年,他與同輩導演Tomas Necid共同拍攝《71年的工人們》,紀錄該時工人們如何組織罷工,向政府代表表態改革方向,片名副標取自片中受訪工人的話語:「我們的事不能沒有我們,這是工人的國家!」奇士勞斯基也自言,這是他最具政治色彩的作品:「我們想在那段狂熱時代結束以前把它拍下來,因為我們都知道它終究會結束。」

不料,《71年的工人們》原剪輯版本無法公映,還曾被當局要求拍攝新版本,而後原版被波蘭電視台經修改、審查後,播出兩位導演僅勉強接受的版本。剪接期間,更發生該片錄音檔案遭竊事件,奇士勞斯基被警方指控,他將這些受訪工人反政府的錄音帶,走私賣給自由歐洲電台。即便最終錄音帶失而復得、奇士勞斯基的指控也未成立,但仍令他深感紀錄片的真實,恐淪為他人利用的工具,他曾表示:

「我不知道他們玩遊戲的目的是什麼,老實說我連誰在跟誰玩都不知道,我懷疑那就是使我對這一切,感到極端厭惡的原因之一。」

1970年代期間,奇士勞斯基持續成為「走鋼索的人」,創作遊走尺度邊緣, 他曾解釋其作品偏鋒的原因:「如果我們害怕陷入不利境地,那麼我們將一直都處於不利境地。」《71年的工人們》也令他受共產黨注意,希冀讓對政治感興趣的他加入研討會,進而被「收服」為共產黨信眾,但對極權體制厭惡的他並無此打算。該片共同導演Tomas Necid曾提及奇士勞斯基從未直接參與政治,但其作品皆揭露當局製造的謊言:「這些都是寄給領導們看的信。」

1975年,奇士勞斯基推出另一部短片《身家調查》,無疑最符合Tomas Necid的描述。這部混合劇情片色彩的紀錄片,描繪描述一名將被開除黨籍的黨員,向黨務委員會提出申訴,唯一虛構的角色是黨員(由現實中曾與共產黨發生衝突的前黨員扮演),但找來真的委員會對這位「偽黨員」進行審理,申訴過程也皆比照現實,猶如奇士勞斯基對黨的昏庸「提出申訴」:「我想指出黨並不能符合人民冀望,也不能配合人民的生活以及他們的潛能。」

此片也曾因爭議性被列為禁片,但而後卻屢次在黨內會議被播放,猶如成為黨員們的「教材」;但也因拍攝時奇士勞斯基與黨內革新派黨員合作,引發電影圈同業好友們的反彈,甚至曾被貼上為「共產黨歌頌者」的標籤。這卻也顯示出奇士勞斯基的創作路線,並非一味討好或反叛,而是揭露事實,讓對立兩方能看清彼此:「無論這些人是好是壞,都必須試著去了解那個人,了解他們為什麼會這樣。我認為這個方法和對抗一樣有用。」

《身家調查》劇照。 圖/台北金馬影展提供

紀錄片倫理困境:擔憂作品危害被攝者而阻止公映

奇士勞斯基也在耕耘紀錄片時,發覺內容的真實性不僅恐踩當局紅線,對自身與工作夥伴產生威脅,鏡頭下的被攝者也可能受波及。例如:在紀錄片《我不知道》當中,記錄一位前皮革工廠管理者長達四十分鐘不間斷的自白,雖是黨員但欲揪出廠內偷竊原料、私下走私的惡行,卻反被當局誣陷盜取公物,事業與名聲最終毀於一旦。

片中更連名帶姓點名所有黨員、高官等涉及人士,以致奇士勞斯基後製以打字機聲音蓋過,形成影片「欲蓋彌彰」的獨特諷刺性。然而,奇士勞斯基卻仍在全片完成後,為保護這位受訪者堅決不讓作品公映,即便1980年代後波蘭風氣較為開放,電視台極力爭取放映《我不知道》,也未獲奇士勞斯基認可:「因為那些整垮他(受訪者)的人在那時並沒有消失。」

另一次類似案例發生在《守夜者的觀點》,僅是情況與《我不知道》正好相反,記錄一位堪稱模範的工廠警衛,卻熱愛藉職權監視、控制、懲處他人,反映波蘭社會平庸之惡的危險性,也隱隱藉其嘲諷掌權者如何貪戀權力,更採用東德歐富膠片,讓全片佈滿奇異色彩,呈現工廠警衛心中扭曲、怪誕的世界。作品內容與美學兼具,更讓奇士勞斯基以本片及《七個不同年齡的女子》奪下克拉克夫影展金木馬獎,也是他當時被獲肯定的作品之一。

然而,紀錄片播放時卻引來影展觀眾訕笑,導演安格妮茲卡.賀蘭更對奇士勞斯基直率笑稱:「你把這個人介紹成十足的傻瓜!」原先他僅作為嘲諷波蘭獨裁政權的意圖,卻反讓工廠警衛成為箭靶,以致他也不讓《守夜者的觀點》再於電視上播出,奇士勞斯基而後於訪談間稱:「(警衛)他只不過是一位代表而已⋯⋯我不認為他是個壞人。」而後甚至更讓這位警衛在《電影狂》中演出。

▍下篇:

轉向劇情片創作,凝視生命深處:波蘭導演奇士勞斯基的藝術慰藉之力

《我不知道》劇照。 圖/台北金馬影展提供

漢斯黃

從事文字編輯及影視相關工作,酷愛解析電影浮光掠影中的創作意圖,也觀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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