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為電影大師之前：波蘭導演奇士勞斯基的紀錄片生涯

以電視影集《十誡》、電影《雙面薇若妮卡》、「三色」系列聞名的導演奇士勞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早在揚名於西方影展圈、得奧斯卡最佳導演提名前，生長二戰後的共產波蘭，在鐵幕時代下仍不畏強權，即便電檢制度屢屢對創作造成威脅，作品更引來政壇、教會甚至同業批評，他仍以紀錄片呈現人民生活處境、劇情片描繪角色心靈角落，揭開共產波蘭的專制帷幕，映照自由曾遭圍困的斑斑歷史。

奇士勞斯基的早期紀錄片作品，常經屢次修剪才得播映，甚至碰上拍攝錄音檔遭竊、膠卷被警方沒收等遭遇，更曾為保護拍攝對象而阻攔作品被公開，最終更一度放棄紀錄片拍攝，卻也累積在限制下的創作能力，反映至而後他的劇情片創作。他更懂得在鏡框下呈現人類困境，正因曾以紀錄片謹慎凝視真實人物，機敏反映現實的不自由，如他在自傳中所述：「眼前的人們遭受痛苦，目睹這種肉體煎熬的我，開始理解這種痛苦，讓它滲透我的作品中。」

避免「人為」操縱，以紀錄片呈現共產波蘭生活

奇士勞斯基出生於二戰納粹佔領波蘭時期，父親戰後染上肺結核，致使他童年隨家庭在全國各地療養院間流離，成長於蘇聯撐腰的共產人民共和國，也是他進入洛茲電影學院、始於大量拍攝紀錄片及電視電影的時期，更在生涯末年歷經波蘭脫離共產體制、蘇聯解體冷戰結束，歐洲迎來自由新氣象之時，他轉往法國拍片大放異彩，一生緊密與波蘭歷史連結。

然而，佔據奇士勞斯基生涯最長的共產波蘭時期，無疑是對他創作影響最深遠的階段。他曾形容，無論一個人的立場是親共、反共或中立，下場皆無不同，如同他的劇情片《機遇之歌》演繹主角加入共產黨、成為反政府份子、迴避時局成為醫生，皆無法真正脫離政治陰霾：「如果人暴露在這個制度下的時間，和波蘭人一樣長久——四十年——那麼共產主義就會變成一種思考方式、一個生活方式、一套價值系統，永遠都會留在他們體內，永遠無法驅除。」

奇士勞斯基在電影學院深受教授之一、波蘭重要紀錄片工作者Kazimierz Karabasz影響，踏上早年以紀錄片瞄準現實之途。自他從學校畢業的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正值波蘭歷經三月事件、反猶浪潮、農業欠收、物資缺乏、物價飛漲，人民生活困頓不已，卻也因此欲從宗教、文化、藝術找尋心靈慰藉。

因此，即便政府嚴格進行內容審查，創作者仍試圖在影音內潛藏訊息，暗渡波蘭人民的真實生活，令電影廣受大眾歡迎，如今被視為小眾的紀錄片也有其市場，不僅得以在戲院播出，更有大批觀眾喜愛。《奇士勞斯基論奇士勞斯基》一書的採訪編輯Danusia Stok便描述到：「大眾對於主打的劇情片反而不感興趣，因為觀眾知道紀錄片會把他們每天經驗的真實世界呈現出來。」

因此，奇士勞斯基在這期間拍攝一系列紀錄片，從學生時期的《辦公室》、《洛茲小城》，描繪政府機構的官僚、工廠小城的苦樂，到出社會後的《工廠》、《醫院》、《火車站》，皆從共產體制下的公共空間，透過鏡頭觀察人民的乏悶。其導演好友安格妮茲卡．賀蘭（Agnieszka Holland）曾分析，奇士勞斯基此時期創作，避免「人為」操縱，一如他反對共產政權對人民的控制：「他堅信電影不該評論人物或現象，生活就該是這樣：你只需要『看見』它，目睹可見表面之下的事物。」

拍紀錄片遭干預：錄音檔案遭竊、被標籤為「共產黨歌頌者」

奇士勞斯基也始於在紀錄片，呈現時代的風起雲湧，幾部作品細部記錄小人物生命，卻也讓他開始被當局關注。1971年，他與同輩導演Tomas Necid共同拍攝《71年的工人們》，紀錄該時工人們如何組織罷工，向政府代表表態改革方向，片名副標取自片中受訪工人的話語：「我們的事不能沒有我們，這是工人的國家！」奇士勞斯基也自言，這是他最具政治色彩的作品：「我們想在那段狂熱時代結束以前把它拍下來，因為我們都知道它終究會結束。」

不料，《71年的工人們》原剪輯版本無法公映，還曾被當局要求拍攝新版本，而後原版被波蘭電視台經修改、審查後，播出兩位導演僅勉強接受的版本。剪接期間，更發生該片錄音檔案遭竊事件，奇士勞斯基被警方指控，他將這些受訪工人反政府的錄音帶，走私賣給自由歐洲電台。即便最終錄音帶失而復得、奇士勞斯基的指控也未成立，但仍令他深感紀錄片的真實，恐淪為他人利用的工具，他曾表示：

「我不知道他們玩遊戲的目的是什麼，老實說我連誰在跟誰玩都不知道，我懷疑那就是使我對這一切，感到極端厭惡的原因之一。」

1970年代期間，奇士勞斯基持續成為「走鋼索的人」，創作遊走尺度邊緣， 他曾解釋其作品偏鋒的原因：「如果我們害怕陷入不利境地，那麼我們將一直都處於不利境地。」《71年的工人們》也令他受共產黨注意，希冀讓對政治感興趣的他加入研討會，進而被「收服」為共產黨信眾，但對極權體制厭惡的他並無此打算。該片共同導演Tomas Necid曾提及奇士勞斯基從未直接參與政治，但其作品皆揭露當局製造的謊言：「這些都是寄給領導們看的信。」

1975年，奇士勞斯基推出另一部短片《身家調查》，無疑最符合Tomas Necid的描述。這部混合劇情片色彩的紀錄片，描繪描述一名將被開除黨籍的黨員，向黨務委員會提出申訴，唯一虛構的角色是黨員（由現實中曾與共產黨發生衝突的前黨員扮演），但找來真的委員會對這位「偽黨員」進行審理，申訴過程也皆比照現實，猶如奇士勞斯基對黨的昏庸「提出申訴」：「我想指出黨並不能符合人民冀望，也不能配合人民的生活以及他們的潛能。」

此片也曾因爭議性被列為禁片，但而後卻屢次在黨內會議被播放，猶如成為黨員們的「教材」；但也因拍攝時奇士勞斯基與黨內革新派黨員合作，引發電影圈同業好友們的反彈，甚至曾被貼上為「共產黨歌頌者」的標籤。這卻也顯示出奇士勞斯基的創作路線，並非一味討好或反叛，而是揭露事實，讓對立兩方能看清彼此：「無論這些人是好是壞，都必須試著去了解那個人，了解他們為什麼會這樣。我認為這個方法和對抗一樣有用。」

紀錄片倫理困境：擔憂作品危害被攝者而阻止公映

奇士勞斯基也在耕耘紀錄片時，發覺內容的真實性不僅恐踩當局紅線，對自身與工作夥伴產生威脅，鏡頭下的被攝者也可能受波及。例如：在紀錄片《我不知道》當中，記錄一位前皮革工廠管理者長達四十分鐘不間斷的自白，雖是黨員但欲揪出廠內偷竊原料、私下走私的惡行，卻反被當局誣陷盜取公物，事業與名聲最終毀於一旦。

片中更連名帶姓點名所有黨員、高官等涉及人士，以致奇士勞斯基後製以打字機聲音蓋過，形成影片「欲蓋彌彰」的獨特諷刺性。然而，奇士勞斯基卻仍在全片完成後，為保護這位受訪者堅決不讓作品公映，即便1980年代後波蘭風氣較為開放，電視台極力爭取放映《我不知道》，也未獲奇士勞斯基認可：「因為那些整垮他（受訪者）的人在那時並沒有消失。」

另一次類似案例發生在《守夜者的觀點》，僅是情況與《我不知道》正好相反，記錄一位堪稱模範的工廠警衛，卻熱愛藉職權監視、控制、懲處他人，反映波蘭社會平庸之惡的危險性，也隱隱藉其嘲諷掌權者如何貪戀權力，更採用東德歐富膠片，讓全片佈滿奇異色彩，呈現工廠警衛心中扭曲、怪誕的世界。作品內容與美學兼具，更讓奇士勞斯基以本片及《七個不同年齡的女子》奪下克拉克夫影展金木馬獎，也是他當時被獲肯定的作品之一。

然而，紀錄片播放時卻引來影展觀眾訕笑，導演安格妮茲卡．賀蘭更對奇士勞斯基直率笑稱：「你把這個人介紹成十足的傻瓜！」原先他僅作為嘲諷波蘭獨裁政權的意圖，卻反讓工廠警衛成為箭靶，以致他也不讓《守夜者的觀點》再於電視上播出，奇士勞斯基而後於訪談間稱：「（警衛）他只不過是一位代表而已⋯⋯我不認為他是個壞人。」而後甚至更讓這位警衛在《電影狂》中演出。

▍下篇：

轉向劇情片創作，凝視生命深處：波蘭導演奇士勞斯基的藝術慰藉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