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如何用運動突破外交困境？從英國澳洲做法找答案

2023年3月9日澳洲運動外交聯盟（Sport Diplomacy Alliance）在愛丁堡舉辦第二次「澳洲－英國運動外交會談」（Australia-UK Sport Diplomacy Dialogue），邀澳英產、官、學界人士一同討論國際政治發展脈絡下，面對國際政治及社會發展不均，運動如何扮演「介入」、「觀察」、「反思」等種種社會問題的媒介。

這場名為「次回合」（Return Leg）的跨國對談，基於兩國政府公布的「英國運動策略計畫2021-2031」、及「澳洲運動外交2030」，一方面討論政府組織在聯合國的「運動促進和平」浪潮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也重新提出在主權國家面對國內外局勢改變時，運動能有效傳遞訊息給地方及國際合作夥伴。

這場看似由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及澳大利亞外交貿易部（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 and Trade）深化兩國未來在運動外交合作架構的會議，實踐與操作卻是奠基在非政府的「對話」與「合作」可能。重申運動在國內外不斷變動的角色地位，如何跨越政府單位之間的對話，深化民間合作的可能。

當英國政府在2023年3月13日公布「2023整合性評估更新報告」（Integrated Review Refresh 2023），表達對於台灣及中國問題的關切當下，也不忘提到「運動」會是英國拓展及穩固國際舞台的其中一項利器。蔡英文總統過去也曾提到體育能帶領台灣突破外交困境，但苦無具體措施及作為。我認為，或許可以從英澳兩國的討論，得到一些台灣未來發展運動外交的想法。

運動外交的前提：建立運動合作網絡

落實運動外交，奧林匹克主義365總監奧利．達德菲爾德（Ollie Dudfield）認為運動發展避免不了與草根團體與社區對話，他以肯亞教育為例，指出運動幫助在地社群辨識出尋常國家面臨的教育問題，反思政府不足或不成熟的教育政策。現階段，無論是奧林匹克運動365，或者是聯合國，皆是主張運動是為「改變社會」的跨國平台，旨在促進合作及溝通管道，希冀藉由全民參與運動事務改變社會對特定社會議題的認知，及影響各運動主管機關處理公共事務的態度。

除上述兩平台，民間積極推動運動促進和平發展的平台Sportanddev總監班・霍華德（Ben Howard）認為澳洲在舉辦2000年雪梨奧運後，便反思作為奧運主辦國所扮演的角色。尤其2010年後，澳洲政府積極與國內外NGO聯繫，建立亞太運動發展網絡，這串連澳洲在地社區與大洋洲島國的運動網絡，是澳洲政府藉由運動提倡「性別平權」、「文化軟實力」等政策目標的實務案例。

換言之，從過去由上而下的政府，或者跨國組織治理結構，已逐漸隨著社群網絡的使用，成為一張張複雜的運動合作網絡，變相加速這類運動事業的構築，諸如上述提及的澳洲實例，大洋洲地區已有超過65個組織與澳洲政府合作發展運動，促進社會平等。同樣地案例，還有以英國為據點的勞倫斯世界體育學會（Lauraus），該組織以「良善運動」（sport for good）為口號，號召全世界運動員、教練、NGO等組織一同加入運動改變世界的行列，每年皆會公布年度成果，致力推廣運動於社會發展的重要角色。

縱然，運動作為外交手段不是新鮮事，但運動建立有別與以往官方的社會網絡，早已是各國政府及跨國組織們積極發展的新領域，從建立網絡得到支持，再重新檢討政策執行不足之處。換言之，運動外交所要接觸的發展實踐議題，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團體；觸及的社會議題，也能成為個人或者團體再思考運動能夠扮演的角色（如澳洲國家軟實力建置）及意義（如肯亞教育改革）。

運動外交的聲音：在地論述與再詮釋

既然運動外交將焦點置於個人、社會團體與國家機構的互動，另一項討論的重點即是：「如何建立一個共融的運動社會，而非一個一言堂式的運動發展價值。」舉例來說，學術人士談論運動外交，提及的不外乎是冷戰時期中美兩國的「乒乓外交」，又或者是近期平昌奧運南北韓成功組成女子曲棍球聯合隊的案例。然而，若武斷將社會揉成一個和諧的群體，將會失去運動外交強調因地制宜的彈性。

澳洲運動外交聯盟合夥人加文．普萊斯（Gavin Price）指出威爾斯的運動外交策略，有別於英國藉由「運動文化」強化其他國家對於英國特定運動文化的印象。威爾斯更強調在音樂與庶民文化論述的鋪陳，再將庶民積累的運動底蘊帶回到運動賽場上，傳達「一個威爾斯」（One Cymru-Wales）的運動外交願景，如前威爾斯國家足球隊隊長加雷斯．貝爾（Gareth Bale）便是典型的威爾斯運動大使。

然而，運動明星作為賽會或者是外交手段的代言人，也有可能落入均質化的思維裡。與會的前英國帕運游泳好手蘇珊娜．羅傑斯（Susannah Rodgers）提醒大家必須正視「選手多樣背景與聲音」。同時，社會大眾與選手在現代社會，都應該更積極參與運動相關的討論，才有助於理解彼此的需求，提升合作的信任關係。更有助於雙方面對爭議事件時（如：卡達世界盃與人權議題），提高彼此對議題討論的掌握程度。

要有效實踐運動外交，「尊重」與「多元」既是展現在地不同特色，也是打造「信任」與「穩固」合作網絡的根本。尤其，當台灣在正式外交場合上，往往屈居於劣勢，如何有效的將台灣珍貴的民主價值，以及內部蘊含的多元文化傳遞給國際社群，是極具挑戰，但不得不做的事情。

運動外交的秀場：反思大型賽事的文化遺產

近年，運動大型賽事的負面外部性已成為大眾討論的焦點，尤其當大型賽事被特定極權國家挾持，將賽會視作政治議程宣傳的方法後，與會許多學者皆表達對此等爭議事件的關切。

主持人澳洲運動外交聯盟創辦人沙拉．凱莉（Sarah Kelly）認為，應將「良善運動」理念導入大型賽會的申辦、籌備，舉辦，及後續追蹤等過程，才能將賽事設定的文化遺產，播種在草根社會裡。

倫敦亞非學院運動研究學者維爾堤．波斯爾思韋特（Verity Postlethwaite）則呼籲學術圈應當多記錄大型賽會的爭議事件，諸如前文提及的卡達世界盃及人權爭議，是需要不間斷地學術討論，甚至政策討論，細緻地描繪出賽會張力的緣由，才能有效避免歷史重演。

無家者世界盃創辦人梅爾．楊（Mel Young）也呼籲當我們看待運動賽事的文化遺產，重點在於看見各族群的多元文化背景，並從中看見不同群體間對「文化及福祉」的期待。這中間的落差，就會是我們在意的賽會張力及外部性來源。

當我們不斷將焦點置於批判賽會帶來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的負面外部性，可能也會失去一個透過運動改變社會特定問題的機會。正如蘇珊娜．羅傑斯呼籲，假設我們都同意運動是改變國家的工具，那麼就更應該審慎看待「運動發展」在大型賽會上扮演的角色。

反思「重建」運動大型賽事對於主辦國家及國際社會的影響，或許是接下來運動外交發展必須面對一項難題。但是，在台灣這塊土地如何能舉辦一場同時超越既有爭議，並且得到全體民眾認同的賽事，這有待你我繼續觀察。

結語：以人為本才是運動外交的首要條件

台灣戰後參與國際運動的血淚史，早就是你我滾瓜爛熟的家常，現階段若無從突破「中華台北」的架構，或許我們該思考如何跨越既有的國家框架，再思索台灣運動的下一步，是發展作為台灣文化的內涵，抑或是繼續推展台灣名稱的能見度。我認為，近期在國際局勢的變動下，台灣及台海問題的曝光已是事實，現階段需要加強的則是我們具體要推展的運動文化樣貌，甚至是內涵。

猶如近期即將與台灣分道揚鑣的宏都拉斯一般，若台灣政府真不追求金錢外交，那麼下一步需要改變的，想必是透過更多民間機構跨領域的合作機制，讓運動得以成為台灣向海外世界航行的目標。為此，我們得面對的挑戰，已然不只有中國，反倒是從看見自己佇立在世界的特殊性，找到屬於我們能與世界分享的核心價值。民主、多元文化、甚至是良善的社會風俗等，這些或許都能是台灣發展運動外交的下一步。

台灣也有如台灣運動好事協會積極透過棒球加深與美國各機構的文化連結，這點來看，正式邦交的存在與否，或許不是運動外交考量的首要條件。運動外交考量的首要條件，或許正如愛丁堡大學教授格蘭特・賈維（Grant Jarvie）總結：「運動外交是以人為本、重視文化連結、強調熱情付出、以及尊重多元的選擇與可能的實踐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