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死與藝術的交織：田中絹代《永恆的乳房》如何繞過疾病的隱喻

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1978）批判人們以特定的隱喻加諸於疾病，而使病人蒙受痛苦與污名，並解構著「很多人相信，癌症是一種激情匱乏的病，折磨著那些性壓抑的、克制的、無衝動的、無法表達憤怒的人」的二十多年前——田中絹代執導的《永恆的乳房》（乳房よ永遠なれ，1955）處理的疾病題材，已寫下日本電影史的重要一頁。

作為日本首部由女導演、女編劇製作的電影，《永恆的乳房》也是以乳癌為元素，卻早已繞過了後世如桑塔格筆下的諸多疑慮，冷靜而堅定地翻轉父權社會裡的乳癌隱喻。電影毫不猶豫地直直朝向其故事核心走去：女性、疾病（生死）與藝術的交織。

落入「情感壓抑導致癌症」的設定，卻凸顯癌後的解放

桑塔格的觀察相當精準：「根據癌症的神話，通常是對情感持續不斷的壓抑導致了癌症。」這也是《永恆的乳房》女主角（文子）的背景設定。文子有一段貌合神離的婚姻，無能的丈夫對她的詩歌興趣百般嘲諷，還趁她參與詩歌聚會時外遇舊情人；離婚後，丈夫把兒子帶走，只留給了女兒給文子，失去一個孩子的文子倍感哀傷，只能寄情於詩；從文子與友人對話之中，我們知道文子在大學時是充滿創造力的人，但是受到婚姻框架下的妻職與母職所壓抑。

離婚後，文子遭逢連番打擊，她不時掩著胸口，面露痛苦，裸露的乳房在電影中只有出現一刻，那就是手術台。術後文子與重病患者同房，病院環境的死亡氣息十分明顯，她的親友都覺得不適合讓小孩子來探望。

出乎觀眾意外的是，文子經過割除乳房的手術之後，在癌末病房的生活之中，才顯得神采奕奕，意志堅定。文子的詩作在罹病後終於獲得文壇肯定，但她對於遠從東京來北海道探望的記者，表現出十分堅定的抗拒，只因為那名記者提到了她的病危，彷彿要「唱衰」、要帶走她的生命力。

東京記者則不懈等待著與文子的會面，於是文子終於穿上義乳，謹慎會客，將自己的脆弱透漏出來：「我不要當女詩人，我要當個女人。」乳癌在一般意義上帶給女性的恐懼與摧殘莫過於此，文子也對其失去了乳房而感到自卑。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電影中，這樣的自卑情感僅透過這一場會面與短短幾句台詞表現出來，而不是角色表演出病後的肢體活動遮遮掩掩、面貌表情的喪志頹廢。不如說，反而是開場還在擔任人妻的文子，才是遮遮掩掩、對自己的詩作毫無自信、對命運帶來的挑戰感到喪志頹廢。喪失乳房以後，她無需肩負任何人命運，只要為自己活，文子說，她就是刻意要表現出有生氣、有活力的樣子，有意識地抗拒癌症所帶來的恐懼與死亡氣息。

所以電影裡，在手術及癌末住院之後，文子的舉措與談話活潑明亮，她的容貌美麗，這是電影作為敘事方法而能使得角色所象徵的意志充分表現。這種表現方式固然無法全盤還原病患的真實，因此，作品是否能夠以詩人、母親的角色鼓舞患者觀眾，還未可知，但這也無需是電影的意圖。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永恆的乳房》繞過了許多桑塔格所批判的、會使得患者及其家屬更加痛苦的隱喻神話，例如「癌症被認為是減退性慾的」以及「『憂鬱的婦女』比『樂觀的婦女』更容易患乳腺癌」云云。

從《阿吟大人》回看《永恆的乳房》兼具的傳統與前衛

桑塔格說，疾病常被用以象徵社會上的混亂與災難，而這種作法有著將複雜問題簡化的風險，但《永恆的乳房》未落入這種冒進的指涉。如果真要這樣做，確實也大可以把父權社會對於女性作家的打壓給帶進來，讓疾病指向對於父權社會的批判，結合若干社會動亂等事件。然而，在這部設定在北海道的故事中，主流社會中的符號只有一個，那就是刊登詩作、撰寫文子報導的東京男記者。這名東京男記者，是重新賦予文子生命力的人，淋漓盡致的愛情促成了情感故事的最高潮。

這裡我們又可以再注意一件事：無論是無能的前夫，或者執著而帥氣的東京男記者，他們的角色都是工具性的，電影相當聚焦在文子身上。（我對女性執導且電影主題聚焦於女性角色的電影之中，發生「理所當然且工具性地使用男性角色」的這件事相當著迷，因為那就是現今大多數電影對於女性角色的作法。詳細可參閱我去年為李美彌導演《未婚媽媽》所寫的文章。）東京男記者替文子帶來的東京文壇訊息、讀者支持以及情感關係，都是回到文子作為受探望病人、作家與女人的需求。

總之，帶有壓迫性的主流社會結構，未必要在女性作品之中被刻意指涉、被全盤批判與被推翻，而可能是賦予女性角色重生意味的契機。即使我們大概可以想像《永恆的乳房》劇情，在1955年的日本或已被視為反叛不羈，往後，田中絹代的作品其實還有更直接的表述：例如《阿吟大人》（お吟さま，1962）在劇情上，輕巧翻轉「宗教的神聖性」與「世俗的（愛情）神聖性」；角色上，領養子女與開明父母的設定，也輕巧挪開了父權；而主角的父親奉獻於茶道，茶道才又更體現了「信仰」，以這樣的真誠信仰來促成愛情的神聖，顛覆了有權者的想望，是相當工整的思想論述。

但在較早期的這部電影《永恆的乳房》之中，交疊著與傳統女性吻合的身體及愛情意象，也有「將失去乳房後的樣子袒露於閨蜜面前、坦承對其夫的愛戀」這樣前衛而突破性的場面；傳統價值與創造破壞之間，並非沒有共存的空間。作者在當時未必有這樣的創作理念，但我們或可以此角度去欣賞這種收放與內斂。

不是乳房象徵著性慾，而是性慾的展現使得乳房成為永恆

回到疾病的隱喻，同樣值得一提的是，《永恆的乳房》沒有落入桑塔格所批判的「意志力可以治療疾病」的反智。在劇情安排與角色調度上，也沒有讓疾病以「懲罰性的意義」加諸於文子身上，頂多就是「壓抑」，而壓抑的力道不是她自己，而是讓她被迫走入婚姻的父權體制。這番壓抑的結構與起源，即使沒有在電影中被刻意強調，透過幾幕日本夫婦之間的互動、男女之間的分工，甚至包括舅舅與閨蜜的其餘角色的使命，都能夠窺見電影將這些意識細膩地擺放在其中。

當《疾病的隱喻》中，桑塔格言明她寫書的目的「是平息想像，而不是激發想像。不是去演繹意義（此乃文學活動之傳統宗旨），而是從意義中去剝離出一些東西。」在這番論述出現的數十年前的《永恆的乳房》，以恬淡而平實的手法，早就落實了桑塔格所強調的「平息想像」，讓疾病只是疾病，沒有多餘的意義——除了詩。

電影中，文子病後繼續寫詩，也偷偷去探望孩子；她袒露術後的身體於其閨蜜，坦承她對已逝的閨蜜之夫曾有愛意，後來又靜靜躺在閨蜜的大腿上，有如親子。文子與東京男記者漸漸醞釀出了情感，當癌末病房只剩下她一個人，室友接連去世之後，她主動走下病床，與東京男記者一起躺在病房的地板上，邀其擁抱。此時，不是乳房象徵著性慾，而是性慾的展現使得乳房成為永恆，確立了她的女性存在。

繞過「疾病的隱喻」：文子不是一名癌逝的女性，而是一名成功的女作家

這段情感的萌芽與發展，歸功於東京來的記者不懈地拜訪與鼓勵，而記者本身其實也是一名忠實讀者，期盼著文子繼續創作；於是，這是一場詩人作家與遠道而來的讀者之間的性愛。到這裡，乳房與疾病隱喻的作用已經「演繹完成」，所謂不倫戀愛與男女間的權力關係，呈現了病患的性慾等禁忌枷鎖，也都給「翻轉完成」了。

最後，文子臨終前，陪伴身邊的不是這名男子。病床左右兩邊是她的兒女，兒女由她的閨蜜安撫著；床尾是她的弟弟，也就是擔負照顧責任的兒女的舅舅；她的母親、兒女的外婆則忠於文子的想望，替她以臉盆接水，洗著她的長頭髮。癌末終究一死，沒有離奇的另類結局，大人推送著遺體出病間，兒子與女兒在柵欄的這一方牽著手，大喊「媽媽」，電影響起了應當有的催情音樂，動人熱淚。

然而重點是隨後的真正落幕，在湖面上有連綿的島，形如乳房，彷如恆久矗立。兩名兒女與東京男子，將花丟下文子生前心心念念的洞爺湖，畫面是早先劇情中埋下的伏筆，文子留給兒女的遺書也是一首短詩：「媽媽沒有遺產，唯一留下的，就是請你們接受我的死亡。」疾病已逝，詩則留下，除了女性，文子更是一名作家。看見女性創作者與她們的作品，既是文子的故事，也是田中絹代的故事。

所以，如果導演田中絹代與編劇田中澄江，乃至於這部電影所取材改編的日本詩人中城文子，她們在這個作品之中，仍然離不開疾病的隱喻，那也是因為女性堅定地存在於文學與藝術之中，而且以豐沛的創作能量及富有情感的生存狀態而活著。癌症之死亡恐懼、疾病之殘忍痛苦，對照著乳房之美、女性之堅毅，隱喻成立。

透過女性的乳房與其隱喻的一切，《永恆的乳房》表演出人類對於詩歌等美好事物的想像力，既無美化疾病，亦無再現污名，而是體現了人的主體性。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所傳遞的意志，仍對我們今日的觀看有所提醒：「使疾病獲得意義（以疾病去象徵最深處的恐懼）並使其蒙受恥辱的那個過程，相沿已久，似乎不可遏制，但挑戰它總還是值得的。」我想，透過創作與行動的翻轉，而非沿用既有的詮釋，也是一種挑戰的形式。這樣的挑戰，早在六十七年前的日本，就已經成功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