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台灣第一位女指揮家郭美貞（上）：冷戰外交下的古典音樂和性別政治

音樂，作為反映人類現實生活情感的藝術，一種能夠跨越有形的邊界、創建理解和認同的語言，往往會被有意識地透過某種公共外交形式與他國進行溝通，尤其當國家之間的關係處於冰點或瓶頸時，無形的音樂便成為了撬開人民封閉之窗的最佳「破冰」媒介。

回顧二戰後美蘇爭霸的「冷戰」（Cold War）時期，對於當時被國際社會視為象徵「自由中國」（Free China，相較於對岸鐵幕下的「共產中國」Communist China）的中華民國政府而言，帶有強烈資產階級品味和菁英主義色彩的「古典音樂」經常扮演著推展「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的重要角色。

舉凡上世紀50年代末期活躍於義大利、美國、日本等地巡迴演唱的女高音歌唱家申學庸（1929－），抑或自1960年來台演出後即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的日籍鋼琴家藤田梓（1934-），以及稍晚（70年代）被譽為「天才少女鋼琴家」之姿蜚聲歐陸的楊小佩（1949－1990）、陳必先（1950－）等，皆為台灣早期以「古典音樂」揚名海外的代表人物。（有趣的是，早年這些代表台灣政府「為國爭光」的音樂家們，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女性）

如是，論及國際媒體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乃至最為人津津樂道者，應莫過於當年（1965）首度代表「中華民國」參加丹麥哥本哈根「馬爾科國際青年指揮大賽」（Malko International Conductors Competition）的華裔少女郭美貞（Helen Quach，1940-2013）。該年底，應駐義大利大使之邀，郭美貞又隨「中義文化經濟訪問團」初次來台訪問，並參與音樂會演出。

自幼在越南西貢出生成長，雙親都是華僑（祖籍廣東中山），十歲時（1950）隨家人移居澳洲，15歲考進雪梨音樂院主修鋼琴和作曲的她，在當地「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的壓迫歧視下，後來選擇了以台灣作為發展音樂事業的立足點。

及至1967年初，郭美貞再度代表「中華民國」參加紐約「密托波羅斯國際青年指揮大賽」（International Dimitri Mitropoulos Competition for Conducting）獲得金獎，隨即與紐約愛樂交響樂團總監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簽訂了為期一年的助理指揮合約。當時全美就有近四十家報紙同一天刊登了美聯社發佈的新聞，還附配一張郭美貞和伯恩斯坦的合照。

「記得那一天，我穿的是一身黑色緞子旗袍，我以一個純粹中國少女的姿態，登上音樂舞臺，內心感到了無比的榮耀與興奮；也因為這一次，是正正式式的由中華民國政府委於了我的特定代表權。」¹日後郭美貞回憶起當年進入決賽的情景仍深刻難忘。

不久，郭美貞的名字便很快傳遍了華人世界，在台灣的聲望更如日中天。她不僅替自己開啟了全新的音樂生涯，同時也打破過去被男性壟斷的古典樂界指揮台，成為亞洲第一位躋身世界樂壇的女指揮家。

郭美貞：我一生是以女人在做男人的事

樂隊指揮這一行，一直都是男人的天下。
一個女人除非極愛音樂，對音樂有自己的見解，否則她就不必去嘗試指揮。²

――郭美貞

回顧過去，在西方古典音樂長達數百年的歷史裡，女性曾一度被嚴格排除在外，包括作曲、演奏，甚至唱歌都不被允許。更何況，是可以帶領所有樂手、掌控全場節奏的「指揮家」（conductor）。除了社會大眾的刻板印象「女性體力不足」、「女指揮家容易讓男性演奏者分神」等偏見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指揮家」本身即意味著需要展現強勢的領導力和支配權，手持指揮棒（baton）的作用類似於羅馬的權杖，乃是權力的象徵，指揮樂團的動作則被認為是陽剛氣質（masculinity）的呈現，而女性卻常常被教導要溫順、溫柔，不適合擔任強勢的角色。因此，即便後來女性終於爭取到了做指揮家的機會，往往也會因為各種理由而備受歧視和打壓。

譬如「紐約愛樂」（New York Philharmonic）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性指揮家安東尼婭．布麗可（Antonia Brico），便在眾人的反對聲中，於上世紀30年代在「大都會歌劇院」首度登台演出，當時著名的美國男中音約翰查爾斯．托馬斯（John Charles Thomas）就對外宣稱：他永遠不會「屈服」在一個女人的指揮棒下。甚至以女性指揮家會轉移觀眾注意力為由，拒絕參演。

早期不僅是台灣，放眼全世界頂級的交響樂團殿堂上，女性指揮家可謂少之又少。

1960年，在恩師尼古拉．馬可（M. Nicolai Malko，時任雪梨交響樂指揮）的賞識提攜下，年方20的郭美貞初次站上了雪梨音樂廳的指揮台上。當時墨爾本的西澳新聞報（The West Australian）樂評標題形容這位身高僅155公分的女指揮是「大師般的小姑娘」（Girl as Maestro）。

由於她的女性身分與東方臉孔，廣受西方樂壇注目，再加上平日她對音樂演出總是力求完美，並以嚴格紀律不斷鞭策團員精益求精，因此後來就有美國當地報刊讚譽她是「亞洲指揮棒女王」（Asia's Queen of the Baton），另外也有德國的樂評稱她為「女性小澤征爾」（A Female Seiji Ozawa），紐約《每日新聞》則是將郭美貞稱作「女暴君」（Lady Tyrant）。

作為一位女性能夠在傳統上幾由男性壟斷，甚至對女性還帶有歧視的指揮行業中出人頭地，本身便具有引發新聞話題的傳奇（獵奇）特質。而在台灣當時文化活動尚稱低迷的環境裡，因為郭美貞的到訪，更是掀起了一陣對音樂偶像的追捧風潮。

用音樂推動國民外交：女人可以在強悍的同時也很溫柔

在她成名之後，郭美貞作為一個當時罕見的女指揮家，其行事作風卻是十足有如男性陽剛特質（masculinity）般的霸氣果斷。包括她在指揮樂團時，穿著黑西裝、打領結，完全和男性指揮家無異。與此同時，她也憑藉著中性的外表和氣質、注入更澎湃的力量，以形成強大的氣場。

根據《台灣光華雜誌》（1979年10月）報導描述郭美貞在國父紀念館指揮台北愛樂交響樂團的演出實況：「她給人的感覺，是那般地嬌小柔美。她臉上的笑容帶著孩子般的稚氣純真，步履也是那樣俐落瀟灑。但是當她在指揮台上站定，摒住氣，堅定地揚起指揮棒時，卻彷彿一下子變成了指揮萬馬千軍的巨人，全場的空氣，都被她震懾住了」³。

「她頓首、捏拳，時而柔柔波動的雙臂，時而奮力揮向空中，嬝嬝迴旋再倏地化為強勁俐落，剎那間變化無窮的氣勢直扣眾人心弦。而她臉上的表情也是千變萬幻。樂聲柔和時，她將手指輕觸唇邊，臉上是一片陶醉；雄壯時，她像隻憤怒的獅子，大幅度地揮舞著雙臂，短髮甩蕩飛揚，觀眾可以從側面看到她張得又圓又亮的大眼睛和飽圓鼓脹的面頰」⁴。

當年在強調冷戰對峙的大環境下，「古典音樂」不僅象徵著一個國家音樂文化的最高藝術水準，同時也得以藉此建構文化認同與權力，亦可為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

1968年應菲律賓華僑界邀請，郭美貞初次到訪菲律賓指揮「馬尼拉交響樂團」舉行了三場「菲華之夜」慈善音樂會。演出結束後，菲律賓總統夫人馬可仕．伊美黛（Imelda Marcos）特別接見了郭美貞並贈送她簽名照片，還特地請她攜帶一封致台灣教育部的親筆信，邀請郭美貞於翌年（1969）率領「中華民國訪菲兒童交響樂團」再度到訪菲律賓，為彼時新落成的「馬尼拉文化中心」指揮開幕音樂會。

當年召集成軍的「中華民國訪菲兒童交響樂團」成員主要由「台南3B兒童管絃樂團」和「台北光仁國小音樂班管樂組」共54位學生合組，在國際名指揮郭美貞的短期選拔培訓及領導下，代表國家赴馬尼拉公演進行音樂外交。該團先是在陽明山華興育幼院禮堂舉行了一場行前音樂會，包括蔣介石總統和夫人宋美齡、副總統嚴家淦等達官顯要及音樂界的名人都來出席聆聽。

到了菲律賓正式演出時，也受到熱情款待，原本正式演出兩場，應各界要求又加演四場，一時轟動國際、造成旋風，包括林昭亮、胡乃元等日後揚名國際的少年小提琴家都參與其中。由於演奏水準極佳，所到之處皆大獲好評，返國後更受到各界熱烈歡迎。全體團員並獲蔣總統特頒金質獎牌，教育部也特地為郭美貞頒贈了一只金質指揮棒。

1976年，教育部為了慶祝美國建國兩百年，再度邀請郭美貞由先前的「訪菲兒童交響樂團」甄選30名團員給予短期培訓、另組「中華民國華美青少年絃樂團」赴美進行為期一個半月、共26場音樂會的巡迴演出。這段期間，郭美貞也總是孜孜不倦地盡其所能，透過音樂外交方式為台灣開拓國際空間，出席世界各地的演出活動。

▍下篇：

戰後台灣第一位女指揮家郭美貞（下）：鄉愁之苦與破滅的「祖國」音樂夢

• 參考郭美貞口述，張淑惠、李念平記錄，1980年1月3日〈放下指揮棒嗎？〉，《中央日報》中央副刊第四版。
• 參考趙琴，1970年1月，〈四海為家的郭美貞〉《婦女雜誌》，頁14-17。
• 參考思雷，1979年10月，〈音樂上如果慢一拍。就全都錯了——郭美貞把她一絲不苟的作風帶回到國內〉，《台灣光華雜誌》第4卷第10期。
• 參考思雷，1979年10月，〈音樂上如果慢一拍。就全都錯了——郭美貞把她一絲不苟的作風帶回到國內〉，《台灣光華雜誌》第4卷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