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台灣第一位女指揮家郭美貞（下）：鄉愁之苦與破滅的「祖國」音樂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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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台灣第一位女指揮家郭美貞（上）：冷戰外交下的古典音樂和性別政治

在1999年的世紀末氛圍裡，公共電視為了慶祝21世紀來臨，特別與「女視界工作室」合作，邀集了國內知名女性導演簡偉斯、郭珍弟、周旭薇、陶幼春、黃玉珊等，以「世紀女性．台灣第一」為主題，拍攝了八位女性歷史人物¹的系列紀錄片（每集30分鐘）。其中一部由周旭薇執導拍攝的《台灣第一女指揮家：郭美貞》，內容主要描述郭美貞的成長經驗及音樂生涯，包括她晚年罹患乳癌病發於澳洲的獨特生命歷程，並於2000年第七屆女性影展首度上映。

耐人尋味的是，該影片主題雖然命名「台灣第一」，但實際上郭美貞從出生到成長，以及在音樂專業方面的教育養成卻都與台灣無甚關聯。祖籍廣東的郭氏家族，一家三代都僑居在越南西貢。郭美貞10歲時便離開父母前往澳洲就讀「布麗吉妲教會學校」（Brigidine College）修習音樂課程，15歲考入雪梨音樂學院。她就像是華人社會典型的「小留學生」被空投到遙遠的外地，獨自面對異國異鄉的生活文化，從小就背負著沉重的孤獨和鄉愁。

到了她成為馳名國際的女指揮家之後，來自世界各地的邀請便如雪片般飛來。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郭美貞的職業生涯足跡幾乎跑遍全球四大洲（除了非洲似乎未去過？），相繼擔任過美國、法國、澳洲、台灣、日本、義大利、韓國、菲律賓、香港等各大城市著名管弦樂團的客座指揮。但她卻很少固定待在同一個地方定居超過三個月以上，經常過著一種如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漂泊生活，不喜歡的時候便馬上離開。類似這般了無牽掛、四海為家的生活方式，郭美貞卻頗感自得其樂，甚至強調「世界很大，她很自由」。

在國族認同上，由於她從小深受父母及家族觀念的影響，出身華僑家庭的郭美貞一直都把當年「冷戰」（Cold War）期間代表「自由中國」（Free China）的「中華民國」視為自己心中嚮往的「祖國」來看待。

理想的失落：解散「台北愛樂交響樂團」是她一生最痛的遺憾

1965年11月，郭美貞隨「中義文化經濟訪問團」首度訪問台灣。訪問團最初被安排入住台北圓山飯店，後來遷到中山北路的國賓飯店。當白天的公開行程結束之後，到了晚上她常和朋友一起溜到國賓後面小巷的夜市裡閒逛。郭美貞日後曾多次透過對外訪談時回憶：

我到了國賓飯店後頭的市場，都是一些路邊攤，那讓我回想起小時候，爸爸在深夜會帶我去吃消夜，他會將我高舉坐在他的肩膀上。逛夜市讓我非常愉快，可是我不會說北京話，只會說英語，所以我開始學――廣東話也是我到了香港之後才聽得懂的。我能感覺我的根是在台灣的――尤其是在市場裡²。

除此之外，當時郭美貞還在企業家辜偉甫的陪同下，參觀了「榮星兒童合唱團」練唱的情景，令她大為驚豔：「孩子們一開口，一切都改變了，他們變成了天使，唱出和諧的歌聲，天籟飄蕩於空際...... 孩子們臉上隨著散發著美麗的光彩，眼睛個個發亮。我佩服他們的指揮呂泉生先生，也瞭解了中國兒童所具有的音樂天賦。辜先生和呂先生正在協力開掘一座無盡的金礦」³。

隨即，她又受邀前往台南指導當地剛成立不久的「3B兒童管弦樂團」，更讓她對台灣培養兒童音樂的未來深具信心並滿懷憧憬。在往後的好幾年裡，正值郭美貞在世界各地開展音樂事業最為活躍之際，同時也是台灣自從退出聯合國之後開始面臨一連串外交挫敗、國際局勢風雨飄搖的時代，但她只要一有空檔，就會儘量安排行程回到台灣，看望這些富有音樂潛力的孩子們，並設法為其創造各種演出的機會，以至於後來有所謂的「訪菲兒童交響樂團」（1969年）和「華美青少年絃樂團」（1976年）從事音樂外交之舉。

日子猶如無根的浮萍般，終年不斷在世界各國之間奔波、忙碌於音樂事業的郭美貞，對於心目中的「祖國」（中華民國）毋寧有著一份濃厚的特殊情感、一種在想像中渴望貼近於「家的歸屬感」。

時機終於到來，當時（1977年）剛成立了全台第一座私人收藏規模最大的「國泰美術館」，熱衷藝術的國泰集團大公子、前台灣首富蔡辰男旋即於翌年（1978）出資新台幣一千二百萬元作為愛樂基金，邀請郭美貞回到台灣籌組「台北愛樂交響樂團」（Taipei Philharmonic Orchestra，簡稱：TPO）擔任團長及指揮。於是，在強烈的國族情懷與實現個人抱負的感召下，原本四海為家，一直擔任客席指揮的郭美貞總算停下了流浪的腳步，她終於有了自己國家的交響樂團。

然而事與願違，由於當時國內的音樂環境仍未成熟，主事者對樂團經營和管理方面也都缺乏長遠的規畫，身兼行政管理和藝術總監的郭美貞，雖是被寄予厚望、獨挑大樑，卻也因不諳世事的率性作為而墜入複雜繁瑣的人事糾纏中，儘管創辦初期不乏口碑極佳的演出，但她與贊助企業主及團員之間的磨合不順、時有紛爭，甚者更經常見諸報刊媒體，樂團的負面新聞日多。

經過一番痛苦的周旋波折，1983年國泰企業宣佈解散「台北愛樂交響樂團」，郭美貞只好黯然離台，返回澳洲和菲律賓兩地暫時休息、沉潛靜養。1989年曾再度來台尋求發展，後來亦是不了了之。此後，她再也沒有回到台灣——這個她曾經嚮往的「祖國」，及至2013年因罹患癌症、病逝於澳洲雪梨家中。

女性指揮家的「玻璃天花板」仍然存在著諸多桎梏

18世紀德國哲學家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曾說：「鄉愁是一種最高貴的痛苦」。這句話意味深長，值得反覆尋思。為何人們雖然並沒有在某些地方真正落腳定居生活過，卻時常對之滿懷著未曾謀面的鄉愁？

從整體的歷史大環境來看當時郭美貞所處的台灣，那是一個在國家失去了政治的正當性，人們只好轉往在文化上拼命追尋自我認同的年代。典型外柔內剛的巨蟹座性格、既脆弱敏感又很堅強的郭美貞，常常一個人背負著眾多的事情和壓力，獨自走過了許久。昔日在台灣遭遇創辦樂團的挫敗，毋寧在她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傷痛，如同跌入深淵，即便事隔多年以後仍令她刻骨銘心：

當年在台北我很努力，把台北愛樂交響樂團帶得很成功，但是政治環境不容，而那種情形至今未變，我知道我有太多的事要學，要學習了解那個社會，要學習如何才能成事，沒完沒了。所以台北愛樂交響樂團要解散時我的心好痛，樂團解散就像我的孩子夭折，我難過得幾乎死掉；不過我願意學習，並且休息一下。⁴

終其一生奉獻給音樂、經常擔任著名樂團客座指揮，郭美貞的生平際遇，瞬間令我聯想起前些年（2019）在台北電影節上映、改編自女指揮家安東尼婭．布麗可（Antonia Brico）真實經歷的傳記電影The Conductor（台譯：首席指揮家）⁵。

片中飾演女主角的演員克莉斯汀．布恩（Christanne de Bruijn）將布麗可在奮鬥過程中儘管飽受性別歧視和壓迫，卻始終不肯輕言放棄夢想的心境演繹得絲絲入扣，不僅創辦了全由女性音樂家組成的紐約女子交響樂團，還獲得當時美國第一夫人愛蓮娜．羅斯福（Anna Roosevelt）的支持！然而遺憾的是，雖然片名譯為《首席指揮家》，但其實安東尼婭在生前，並沒有任何一個交響樂團願意聘請她擔任首席指揮。

不可否認，直到今天，對於女性指揮家來說，想要突破那層「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⁶，仍然存在著諸多桎梏。一如電影《首席指揮家》片末以無聲字幕道出了這樣殘酷的現實：2008年權威雜誌《留聲機》發布世界排名前二十名的交響樂團，沒有一個用過女性首席指揮；2017年《留聲機》雜誌發布另一項排名，世界前五十位偉大指揮家中，沒有一位是女性。

憑藉著女性指揮家的身分，無論是上世紀30年代指揮「柏林愛樂」和「紐約愛樂」的安東尼婭．布麗可（Antonia Brico），抑或在70、80年代指揮「華美青少年絃樂團」和「台北愛樂」的郭美貞（Helen Quach），她們的音樂詮釋犀利、練團嚴謹，頗受觀眾喜愛，她們的身影同時也激勵、啟發了眾多自許「有為者亦若是」的後輩女性音樂人。

• 這八位女性歷史人物分別是：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台灣第一位女革命家謝雪紅、台灣第一位女畫家陳進、台灣第一位女市長許世賢、台灣第一位女詩人陳秀喜、台灣第一位女記者楊千鶴、台灣第一位女地質學家王執明、台灣第一位女指揮家——郭美貞。
• 參考周旭薇訪問郭美貞，1999年，〈女人可以在強悍的同時也很溫柔〉，《世紀女性．台灣第一》，台北：麥田出版，頁322-342。
• 引自郭美貞口述，張淑惠、李念平記錄，1980年1月3日〈放下指揮棒嗎？〉，《中央日報》中央副刊第四版。
• 參考周旭薇訪問郭美貞，1999年，〈女人可以在強悍的同時也很溫柔〉，《世紀女性．台灣第一》，台北：麥田出版，頁322-342。
• 關於布麗可（Antonia Brico）的故事，曾兩度搬上大銀幕：1973年由美國民謠女歌手、同時也是布麗可的鋼琴學生朱迪．柯林斯（Judy Collins）與導演吉爾．戈米洛（Jill Godmilow）聯手執導的紀錄片《安東尼婭：一位女性的畫像》（Antonia: A Portrait of the Woman），以及2018年由荷蘭著名女導演瑪利亞．彼得斯（Maria Peters）執導的電影《首席指揮家》（The Conductor）。
• 意指在公司和機關團體中，限制某些人口群體（女性、少數族裔）晉陞到高級職位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