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為何看不見房間裡的大象？姑息侵略者的「反戰論」

「反戰」（NO WAR）一詞，在人類數千年來總是不斷發生戰爭的淵遠流長的歷史當中，可說是相當晚近才出現的一個充滿高度人道主義烏托邦式空想色彩，卻又絕對「政治正確」的漂亮口號——從現實來看，反戰運動完全不能阻止戰爭，也從未讓戰爭真正消弭——至少在檯面上沒有人會宣稱自己渴望戰爭，惟表明「絕不放棄武力犯台」的習近平除外。

在台灣，談論「反戰」訴求的指涉對象則有如「房間裡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儘管大家明明都知道那個巨大到不可能被忽視的侵略者就在身旁，但有一群人卻因為害怕或難堪，所以刻意忽略眼前顯而易見的問題，以致於為之緘默和縱容。

從龍應台到「反戰聲明」：投降主義瀰漫

此間最初引發話題的代表人物，乃是先前曾在馬政府時期擔任文化部長的作家龍應台。她在2020年10月3日發了一篇臉書短文，開頭便呼籲「不管你說什麼，我反戰」。龍應台先是在文中堆砌了許多歐洲傳統文化的浪漫意象，緊接著筆鋒一轉，譴責當前的政客把國家帶向戰爭邊緣，最後重申：「不管你說什麼，我反戰」。

由於當時正值美中對抗、台海局勢日益緊張，中共不斷在周圍海域進行軍演、解放軍機頻頻擾台，再加上已卸任總統的馬英九不久前才又公開提到共軍若攻台「首戰即終戰，美軍不會來」的爭議言論，一連串衝突事件，儼然促使人們解讀龍應台的「反戰論」不免充滿了「投降主義」的暗示。

「又不是台灣要進攻大陸，你在台灣喊甚麼反戰？」彼時香港知名作家李怡即對此加以痛斥：「龍應台的反戰不就是以虛偽的言辭，要台灣接受屈辱嗎？」，但別忘了，「屈辱過後，你仍得面對戰爭！」他也強調「向被欺壓的族群呼籲和平反戰，是知識人的最大最可惡的偽善」。

豈料，過了三年後的今天，類此向備受戰爭恐懼的一方（台灣）喊話「不該挑釁侵略者」的「反戰」論調又再度搬上檯面。

2023年3月，由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退休兼任教授郭力昕、新聞系教授馮建三，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榮譽教授傅大為、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盧倩儀等學者帶頭，正積極廣邀學界人士加入連署「反戰聲明」，強調台灣不要成為美國霸權的「跟班」，並應停止任何挑釁中國、引發戰爭衝突的行為，唯有如此才能帶來和平。

細思極恐，在這些學者的言論當中，顯然又比龍應台更加充滿了「倒果為因」的「綏靖思想」指責烏俄戰爭起因是美國的挑釁，完全漠視美國之外的弱小國家抵抗獨裁侵略的自由意志，把烏俄戰爭無法停戰的理由片面歸咎於美帝霸權的經濟制裁，並將美國對烏克蘭及台灣的援助貼上「軍事主義」標籤，而中國則儼然成為無辜「被挑釁」的牽連者。

他們全然無視於對岸中共軍費今年大增到七兆元創新高、還經常文攻武嚇，不時派戰機繞境騷擾，並且習近平去（2022）年10月在中共二十大發表的政治報告中更重申「不放棄武力犯台」的立場，以成就其「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些才是引發台海戰爭危機的真正根源。

「反戰宣言」暴露學者「缺乏現實感」的盲點

弔詭的是，在台灣宣揚「反戰」口號，不僅僅是懷抱理想主義的學院教授與知識分子們的專利，同時也受到某些意圖侵略他國的極權或獨裁統治者所青睞——雖然他們絕對不允許自己的人民出來反戰，卻會暗地裡鼓動那些即將被入侵的他國人民號召反戰。

就在上述四位學者準備發起「反戰聲明」之際，近日無黨籍立委高金素梅於立法院質詢行政院長陳建仁時，先是大言不慚地指控「美國不應該再三挑釁！讓台灣雞犬不寧」，然後把發生戰爭的責任都推給美國，並表示「台灣要避戰不要備戰」！還要向著絕不放棄「武統台灣」的中國釋出善意來推行「和平方案」。後來甚至被人發現她的簡報檔竟使用簡體字，似乎是直接拿了中共的質詢稿在台灣的國會殿堂對陳建仁嗆聲。

俗話說：「聽其言，觀其行」，旁觀高金素梅這種咄咄逼人、趾高氣昂的口氣和態勢，簡直就像是披著台灣原住民外衣的女戰狼華春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種種現象巧合，不禁讓人合理懷疑，背後有很明顯的中共統戰勢力介入影響。

撇除政治因素之外，如高金素梅指稱「要避戰不要備戰」的說法，在此之前便已有國內學者提出類似的論調。其中帶頭發起「反戰聲明」的政大傳播學院教授郭力昕，早在2017年就曾在《報導者》發表過一篇專文評論〈紀錄片與坦克車——台灣如何在中共的軍備威脅下挺立〉，文中表示：「我們如果把國防預算不增反減，把省下的那部份移給文化、教育、勞動、社福、醫療系統的壯大，讓台灣在國際上與對岸人民之間，贏得更多的注目與掌聲，讓中共或其他強權對台灣的覬覦為國際輿論和對岸人民所不容，難道不是一種自保的策略？」

此處所言「減少國防預算」，以便移給文化、教育、社福領域充作經費，形成了今日郭力昕等人倡議「反戰」合理化的主要論述根基之一。事實上，若對照同樣面臨敵情威脅的亞洲鄰近國家來比較，南韓的國防預算約占GDP2.8%左右，新加坡更高達3.2%。而現今正面臨著中國共產黨更加肆無忌憚曝露擴張野心和侵略意圖的台灣政府，明年度國防預算僅占GDP1.7%，備戰比例程度明顯偏低。

除此之外，如郭力昕等鼓吹「反戰」的學者們，一方面既反對兩岸彼此衝突升溫的軍事備戰，另一方面卻又高舉「和平」訴求。在沒有足夠國防武力的安全保障下，根本淪為空談，以致於往往被譏諷為「強烈缺乏現實感」的「左膠」（意指空談理想卻不切實際的左派份子），分不清「侵略戰爭」（Aggressive wars）與「防衛戰爭」（Defensive wars）的差異。理論上，後者自有其正當性（比如烏克蘭抵抗俄國入侵），而前者則沒有（比如假借「民族偉大復興」遂行擴張野心的俄國與中國），兩者截然可分。

面對強盜威脅，積極「備戰」自我防衛才是真正的「反戰」

回顧過去，追溯現今「反戰」運動思想的歷史根源，最早來自19世紀末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所主張「不以暴力抗惡」原則的「不抵抗主義」（Nonresistance），其思想核心主要本於基督教宣揚道德自我完善的博愛觀：「不要生氣、沒有慾望、不要誓言、不要抗拒邪惡、愛你的敵人」。托爾斯泰強調，即使是面對令人無法容忍的惡，也不能以暴力復仇，而只能採用非暴力的方式來應對——因為，暴力抗惡，結果仍然是惡。這裡所謂的「不抵抗」並非指軟弱或逃避，而是秉持著自我犧牲的精神、寧願以生命的代價去換取和平。

其後，深受托爾斯泰倡導「愛與非暴力」思想精神所啟發、被譽為印度聖雄的獨立運動領袖甘地（Mahatma Gandhi），便以印度教的仁愛、素食、不殺生等教義為基礎，融合《聖經》的博愛精神與托爾斯泰的「不抵抗主義」，提出了「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思想主張，帶領人民以「非暴力形式」作為道德感召，透過不斷和平抗爭，最終擺脫了英國殖民統治、贏得印度獨立。

無獨有偶，同樣受到托爾斯泰「非暴力抗惡」理念影響的追隨者，還有50年代在南非倡議反種族隔離、領導不服從運動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 1918-2013），以及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1929-1968）。

在思想的譜系上，現今某些左派論述反戰的核心觀念，主要源於前述提及的「非暴力抗爭」。他們認為唯有依靠人們內在道德勇氣的力量、自我犧牲的精神，才有可能喚醒民眾，透過和平抗爭的手段來戰勝暴力與邪惡。然而，如此堅信「不用暴力」即可「瓦解暴力」的道德信念，作為一種崇高的理想主義固然美好。但要落實到具體的生存環境下，恐怕就不免淪為與現實脫節的空中樓閣了。

二戰期間，甘地不但致信給德國獨裁者希特勒，嘗試阻止他在歐洲發動戰爭，甚至也曾寫過公開信勸告捷克人、波蘭人和猶太人以「非暴力方式」反抗納粹，他讚揚投降的法國人「接受不可避免的結果，拒絕做一場愚蠢的屠殺的幫凶」。

當時（1940年夏）希特勒已經橫掃歐陸，英國孤島苦撐，民主在歐洲風雨飄搖，甘地卻依然持續發表了〈致英國人民的公開信〉，呼籲英國人「放下武器，因為武器對拯救你們和人類都沒有用」，甘地在信中寫得極為動容：「就讓他們任意占領你們美麗的寶島，以及那些富麗堂皇的建築吧，你們要放棄這一切，但絕不能喪失自己的靈魂與心志」。最終，這段歷史結局我們都知道，能夠讓希特勒停止戰爭的理由，並不是甘地的請求，而是英國人的頑強抵抗和盟軍的武力反擊。

平心而論，甘地終其一生宣揚「非暴力形式」抵抗暴力，無疑是一種高貴的精神理念，然而這樣的理念一旦被奉為教條，往往就成了對野蠻的姑息，甚至縱容，可預見的結果並非文明戰勝野蠻，而是文明被野蠻毀滅。

近年，日本社會曾經流行一個非常有趣的詞彙「平和ボケ」，中文譯作「和平笨蛋」或「和平痴呆（症）」，用來嘲諷那些長年生活在安定環境的日本人反應遲鈍，以及缺乏自我防衛意識，認為「國家安全」是一種順理成章，將「日常和平」視為一種理所當然，對於國際情勢和國外正在發生的戰爭威脅漠不關心，以為那一切離自己太遙遠，於是漸漸失去了危機感和思考能力。

同樣，在台灣高喊「反戰」的某些學者們，似乎天真的認為只要「美帝」停止軍事援助被侵略的烏克蘭以及面臨中共威脅的台灣，就可以停止戰爭、迎來和平，這種思維毋寧與日本的「和平笨蛋」如出一轍。

身為「台灣反戰聲明工作小組」核心成員的郭力昕，去年（2022）接受政大廣電系專訪時表示：「那些沒唸大學、沒有被知識武裝、或者被化妝的人，他們可以憑著自己常識性的良知做很好的判斷，一個大學生或是大學教授反而沒有辦法做到，這不是更尷尬嗎？知識反而變成一種無知的來源，我覺得這樣的大學非常悲哀。」

如今這段話，似乎更適合拿來當作郭力昕、傅大為、馮建三等學者發起「反戰聲明」的最佳註腳。

除此之外，他們也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儘管傻氣的書生講得頭頭是道，但是無良的強盜豈肯輕易罷手？舉凡過去印度甘地發起「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作為抗爭對象的「英帝」，以及美國60年代「反文化運動」（Counterculture Movement）與「反戰和平運動」（Anti-war and peace Movements）所對抗的「美帝」，雖然都是左派知識份子口中所謂的「文化霸權」和「帝國主義」，至少在表面制度上都還遵守民主法治、言論自由的文明底線，而且也都沒有侵略他國主權領土的意圖。

比如當代建構「反美」理論先鋒、被許多自詡進步的台灣教授們尊奉為「反戰」神主牌的美國左派大宗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儘管一輩子都痛恨美國，卻也不得不承認，美國在言論自由方面幾個世紀來爭得的領先地位確實是值得敬仰的。

相較之下，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根本就如同聯電前董事長曹興誠所言，是個偽裝成政府和國家形式的黑社會組織，而且是比真正的黑幫流氓還要更不講道理、不斷妄言「武統台灣」的「偽國家黑幫」——因此在這裡絕對不會發展出任何「反戰運動」，只有「躺平運動」。

歸結而論，台灣反抗中國侵略，並不是為了美國，而是為了捍衛自身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當人們越是害怕戰爭，反而越會招來戰爭。歷史可以明鑑，當你「反戰」反錯了對象，往往就會讓獨裁政權有機可乘。上世紀30年代英國首相張伯倫就是歷史上最著名的反戰論者，當他姑息縱容了德國侵略捷克而簽下《慕尼黑協定》、得意洋洋地昭告世人：「我帶回一代人的和平」，實際上卻向希特勒釋出了「英國人容易上當受騙」的訊息。

面對惡狼張口，一廂情願的「反戰」並無法止戰，而是必須要把自己當成刺蝟，好好利用身上的尖刺來保護自己，積極準備「防衛戰爭」（Defensive wars）、藉此升高惡鄰攻擊的成本來應對戰爭威脅，才是真正務實的「反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