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標案的掠奪者:從「青鳥書店」擴張模式反思公部門文化政策(上) | 李志銘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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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標案的掠奪者:從「青鳥書店」擴張模式反思公部門文化政策(上)

圖為高雄承風青鳥書店。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圖為高雄承風青鳥書店。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西方有句俗諺:「有毒的人總是扮演受害者(toxic people love play the victim)。」意指有些犯錯之人為了避免外界的質疑或批評聲浪,因而總是將自己置入「扮演受害者」(Victim Playing)的角色,以藉此博取社會大眾的同情與關注、或令其他批評者產生歉疚,作為某種卸責的手段,乃至讓自己先搶占了道德的制高點,不僅得以重新奪回控訴的權力,亦能擁有向他人傾訴所有事情的正當性。

去年底(2022年12月)與「友善書業合作社」之間因大量書籍進退、以致發生延遲付款糾紛(簡稱「退書事件」),此後也接連引起諸多爭議的「青鳥書店」,甚至包括近期MeToo風波事件中在臉書上發文自曝曾經對學妹進行性騷擾、指稱「自己過去20多年因為這個流言而數度失去工作」的書店合夥人張鐵志(後來作者雖然把這篇描述自己從加害者裝扮成受害者的文章刪除,卻已被人放到了區塊鏈上),皆可謂「扮演受害者」的典型案例

事實上,近幾年(2019-2022)藉由取得大量公部門標案經費(總計近億元補助)快速擴張的青鳥書店,過去每當面對外界質疑時,卻總是展露出無法容忍任何批評的姿態。

譬如在高雄承風青鳥「退書事件」中,書店方面(創辦人蔡瑞珊)最初的聲明稿僅以簡單幾句「避重就輕」帶過疏失,其餘超過八成內容均不外乎強調自身有多辛苦、多努力卻都沒被看到,並強調自己一直承受著偌大的不公,以及反駁指責媒體發文評論者都是挾私怨惡意攻擊等。直到後來官方(高雄市府)出面定調「書店確實有延遲付款」並表示願意負責善後,青鳥粉專才又發出第二次聲明,針對退書爭議處理不周表達致歉。

由於缺乏因應公關危機的處理能力、導致執行成果不如預期,位於高雄承億酒店七樓的「承風青鳥」距離當初風光開幕僅僅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很快就被解除顧問合約,書店改由承億集團自行營運。無獨有偶,在此之前(2019年初)青鳥書店與文心建設合作開設、號稱台北內湖最美文青書店的「文心藝所青鳥」,同樣也是短短半年內就被提前解約;另在2020年9月與「勤美璞真文化藝術基金會」合作、位於大安森林公園旁的「森大青鳥」,亦才一年左右就離開了。

種種類似情況一再發生,不禁令人聯想到前「挪威森林」咖啡館老闆余永寬所提出的質疑說法:「難道青鳥書店只適合做短期的樣品屋顧問案,需拿出實力長期經營的就會露餡?」

「青鳥書店」屏東標案統計。 圖/取自余永寬臉書
「青鳥書店」屏東標案統計。 圖/取自余永寬臉書

寄生政府標案的青鳥模式

回顧過去,近二十年來台灣各地鄉鎮城市相繼出現許多規模愈顯盛大的各種節慶文化活動,包括跨年煙火晚會、節慶燈會、文博會及設計展、白晝之夜等等目眩神迷的城市嘉年華會,逐漸填滿了台灣人的生活。影響所及,致使現今各縣市地方政府競相追求大場面的觀光熱潮(參與人數多多益善)、一切只為爭搶媒體眼球,並強調設計美學的火力展現(空間排場愈華麗愈好)、重視名人宣傳效應的「煙火式」展演活動,以便用來「比拼文化政績」。

正是有了這些現實的結構性遠因,所以才會產生像「青鳥書店」這般滿足速成風氣的近果:起初以一貫手法奉承招待名人、建立聲望假象,藉此迷惑中央及地方官員首長,待取得其信任拿到高額的政府(限制型標案)經費,但不久後卻由於書店本身缺乏真正投入地方長期耕耘的專業意識與控管風險的公關(溝通)能力,導致標案執行初期雖總是聲量很大,後期結案卻每每低調兼爛尾。

茲以屏東南國青鳥為例,該書店自2018年12月於「孫立人將軍行館」正式開幕,乃至2022年8月停業,在這四年間(2018-2022),該書店所屬「青鳥文化制作」公司接連從屏東縣政府拿走了超過四千萬元的標案預算,包括2019-2021連續三年的「南國漫讀節」,以及「牡丹社事件、羅妹號事件再造歷史場域輔導執行計畫」等,同時也連續三年(2019-2021)另從文化部獲取總計一百多萬元的實體書店補助。

「青鳥書店」申請文化部實體書店補助。 圖/取自余永寬臉書
「青鳥書店」申請文化部實體書店補助。 圖/取自余永寬臉書

剝削青年工作者的「文化掠奪」

根據屏東當地參與民眾的說法,當時由青鳥主導策畫的南國漫讀節,雖有廣邀屏東各家獨立書店參與協辦,但每場講座給的費用額度僅只一萬元出頭,後來經書店協辦者皆普遍反應預算太少。而在余永寬的個人臉書調查情報亦指出,平均每年「南國漫讀節」將近五百萬、連續三年共計約一千四百萬的經費,掛名總策劃的蔡瑞珊、張鐵志兩人就先各自分領六位數以上的個人報酬(顧問費),負責「下包」辦理每場講座、同時得要自行背負宣傳成敗的屏東在地小書店平均拿不到兩萬,真正埋頭做事那一群在地青年總共只拿到一百萬元。

除此之外,由於全部講座都集中在週末舉行,每個場次一小時,中間只休息十分鐘,以致於那些受邀的名人講者們幾乎都只能行色匆匆地上台,演講完後紛紛快閃離開,甚至就連留給聽眾充裕的Q&A交流時間都沒有。

諸如此類從台北藝文圈居高俯瞰的優越感、透過密集排程予以彰顯「眾星雲集」的活動模式,卻都只是徒然加深了以往城鄉差距所造成的資源分配不公,甚至更有在地青年工作者忍不住説出了「文化掠奪」的嚴厲指控!

另在屏東縣府發包給「青鳥文化制作公司」執行、總預算1,825萬的「牡丹社事件、羅妹號事件再造歷史場域輔導執行計畫」,竟然要求青年導演胡皓翔拍攝兩部紀錄片卻只給四百萬經費,包括《SEVALITAN─牡丹社事件紀錄片》與《社頂的孩子─羅妹號事件紀錄片》,由於實際預算相當吃緊,甚至拍到最後還讓導演自己貼錢,就連原本青鳥合夥人張鐵志期望在疫情過後能到日本公開放映,至今也都是只聞樓梯響。

想當初,原本「畫大餅」宣稱要以閱讀串連起屏東在地的文學、電影、音樂、藝術等創作,期許建立思想文化上的「南方學」,孰料其「曇花一現」的短暫成果不僅沒有為當地文化產業帶來更寬廣的視野、更長遠發展的革新力量,後續也沒再拿到屏東標案的青鳥書店,竟然乾脆就直接轉移陣地到高雄,南國青鳥的原始粉專也就跟著「改頭換面」,緊接在其宣布熄燈的下個月(2022年9月)變換成了全新開幕的高雄「承風青鳥」,然後「承風青鳥」很快便因「退書事件」又被業主「承億集團」看破手腳而遭到「提前解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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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標案的掠奪者:從「青鳥書店」擴張模式反思公部門文化政策(下)

圖為屏東南國青鳥。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圖為屏東南國青鳥。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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