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如何獨立？一件檢察官「不知變通」的相驗案件

離職前夕，當我在座位上整理舊文件時，看到一份某分局的警力配置表，讓我想起一件往事。

我在澎湖地檢署擔任檢察官的第二年，某次外勤值班處理相驗案件時，我與法醫看到一份我們都覺得不對勁的報驗資料，從屍體狀況來看，家屬所描述的發現經過顯然很有問題。

我跟法醫進行初步的屍體相驗程序後，又去了案發現場一趟，並請鑑識人員到場，發現一些有異狀的跡證：現場證據與家屬說法顯然不同。我們認為，若不是有人刻意隱瞞死亡原因與死亡方式，再不然就是事有蹊蹺。

由於鑑識人員研判現場跡證與家屬描述不符，我與法醫討論後，認為必須解剖，因為家屬的說法「超越法醫學」、也超越一般人的想像。所以我們決定將大體暫冰存，等候法醫研究所法醫解剖以釐清死亡原因與死亡方式。法醫研究所也接受了我們的意見，決定派法醫到澎湖進行解剖。

伺機而動的地方民代

鄉下地方觀念保守，非常排斥解剖，想當然耳，我們依照《刑事訴訟法》行事的決定，引發了一些家屬與鄉民的反彈。

鄉民先是找上了某民意代表，該民意代表服務處竟然堂而皇之蓋了服務處的章，傳真一張白紙黑字的文件到地檢署，大剌剌的註記「請准免予解剖」。對於民意代表這種不當行為，身為堂堂正正、依法行事的檢察官，根本無需理會。所以我決定不予理會。

詎料，幾小時後，換法務部的某聯絡組打來「關切」。其實，對於檢、警、調機關進行偵查中的案件，行政院及其所屬機關（包含法務部）本來應該依照《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第15點第1款將這類「陳情」、「關說」、「關切」擋下來，通知陳情人（包含「轉知陳情」的民意代表）「依原法定程序辦理」。

然而，法規規定是一回事、「實務運作」又是一回事。面對民意代表向來軟趴趴的法務部，通常做法是找上地檢署檢察長、襄閱主任檢察官、主任檢察官「轉知陳情」。

身為國家任命、始終相信法律、以《刑事訴訟法》作為使命的檢察官，當然不該害怕政治力。

於是，我要求書記官把某民代服務處的傳真、法務部某聯絡組的電話紀錄拿來，在那幾張紙上白紙黑字寫了我跟法醫認為需要解剖的理由，陳送主任、檢察長，並附記「陳閱後影印附卷」。主任和檢察長了解案情後也跟著蓋章（意思就是贊同檢察官與法醫的意見，由檢察官全權處理），並交代書記官將那幾張傳真、電話紀錄通通影印附在卷裡，書記官也還真的影印了附在卷裡。

於是乎，這個紀錄就會這樣保存下來，一路送到高檢署高雄分檢，再送回來歸檔，直到卷宗過了保存期限被銷毀為止，這位民意代表將會「名留卷史」好一段時間。

傳統與鄉民的反彈

顯然，找民代這招，對檢察官沒用。沒多久，警方收到情資，解剖那天有民眾要發動陳抗，前往解剖現場阻撓檢察官與法醫執行公務。

承辦偵查佐和小隊長跑來向我告知此消息，我還是那麼一句「依法行事」。我告訴員警，如果沒有查明死亡原因與死亡方式，這個相驗案件就會留下無數的疑問，而這樣的疑問，可能造成的後患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

《刑事訴訟法》是檢警的圭臬、準則，我們不需管政治，只需要實現《刑事訴訟法》所要求我們做的事情。至於有人要以非法手段阻撓法醫依法行事的話，這就是治安事件，是警方的治安任務。總之，檢察官基於職責，就必須依法解剖尋找真相。

一至二日後，承辦偵查佐又跑來敲我的辦公室門，塞給我解剖當日警力布署配置資料，一式兩份，我將其中一份附卷，一份拿去報告主任後，主任交還給我，就放在手邊。也就是我手上的這份、準備要銷毀、已經是歷史的文件。

法醫研究所法醫前來解剖的那天，不知道是因為警力布署，或是過程中的一些溝通，總之，家屬與民眾都算是心平氣和，也沒有遇到什麼陳抗。

這段往事，沒有上新聞，就這樣船過水無痕的默默結束了。當時我們正忙著一堆亂糟糟的事情，沒說什麼，大恩不言謝。而這兩年來，每當整理座位看到手上這份本來要銷毀的資料，總是會想到那段往事。

鄉下地方，檢察官能夠發揮的功能，其實更多；只要我們想、我們願意。

檢警關係沒有「誰幫誰」的問題

我在去年與今年都去了澎湖一趟，每次遇到幾位之前合作過的基層員警與警官，個個都在跟我「清算」當年帶著大家「爬墳墓」處理清明期間「烽火」澎湖的問題、嚴格的程序與證據要求、不太理會媒體與輿論、甚至和「難纏的客戶作對」，總是把大家弄得人仰馬翻的往事，人人笑中帶淚。我總是像當年一樣，回應這句話：

民意如流水，是會改變的；依法行事，怕什麼民意？

我想到電影《引爆點》劇中金敏照檢察官的名言：「雖然對體制失望，但我始終相信法律」。

儘管我們的高層有太多「政治顧慮」，面對民意代表、監察委員侵門踏戶、軟土深掘而侵害司法獨立時，總是軟趴趴、不敢抗顏對抗政治，使得基層一方面在第一線辦案、另一方面又必須孤零零的面對政治力干預的威脅。但是，身為執法者，身為《刑事訴訟法》的守門員，我們應該堅定的相信法律。

我心目中理想的檢警關係，不是盲目「互挺」、不是警察來請票也不管合法妥當與否一律蓋章送到法院送死、不是警察送來的證據一律照單全收還對被告咄咄逼人、不是高層官場上的觥籌交錯、不是相互偏袒、不是私相授受、不是一起追求數字績效遊戲、不是搶當媒體英雄......。

檢警之間沒有「誰幫誰做事」、「誰挺誰」、「誰不能得罪誰」的問題，而是共同依法行公事，透過程序正義來找尋實體正義。指揮權只限於《刑事訴訟法》的程序、只限於案件、只限於《檢察官倫理規範》第19條的督導義務；除此之外，沒有別的。

所以檢察官不該擔心得罪高層，也不該害怕得罪司法警察。我檢察官生涯的第一件專案，就是自動檢舉偵辦海巡人員。誰做錯了事情，就是依法處置，就算是自己的夥伴也一樣。

我從不害怕「得罪誰」導致沒有人要幫我「做事情」，因為，司法警察唯一的任務就是服膺法律；如果我站在法律上面、做的事情是「公事」、是「法律規定應該做的事情」、是「偵辦與阻止別人做違法（包含違反程序法）的事情」，自然就會得到具有良知的夥伴支持。

至於民代、高層所想的與法律無關的事情，不是我們這些法治守護者應該要去管的事情，甚至是我們應該要勇敢跳出來改革的事情。

突破升官心魔，無懼任事

我們的社會，有太多人不依照規定做事情、欠缺法治觀念，讓大家增加很多額外的事情與煩惱。

比如說依法相驗解剖要擔心民代、陳情、陳抗；比如說依法辦案要擔心政治力的反撲；比如說依法起訴、緩起訴處分或不起訴處分要擔心別人的意見、被有心人士罵；比如監察院可以違反權力分立，要求法院應該判決無罪、要求檢察機關提再審、甚至「彈劾」偵查結果不合乎當權者政治立場的檢察官……。

但是，我相信，就算被千萬人訾罵，永遠都會有一群有良知的盟友站在自己身邊。

我更相信，也許有人選擇從事這行只是想升官、或混口飯吃，但還有一群人，當初懷抱的是發光發熱的理想，就算被現實磨滅，但總有一天、一個契機，可以讓我們重燃火光。

所以，不必擔心什麼關說，堂堂正正的檢察官，不卑不亢，只要我們不把當官當成人生目標、不想升主任、不在乎升上二審，一輩子當陽春檢察官也無怨無悔，大不了，揮揮衣袖離開。

突破了這層心魔，那就勇者無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