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情況才算是「男性說教」？從證言不正義的觀點談起

（※ 這是一篇流亡文章：本文於2020年12月發表於立場新聞哲學版，原標題為〈男性說教：從證言不正義的觀點看〉，時任主編為王偉雄。立場新聞於2021年12月29日遭香港政府以「串謀發佈煽動刊物」之罪名強迫停止運作。）

「男性說教」（mansplain）這個詞源自英文，大眾公認的觸發點是作家索尼特（Rebecca Solnit）2008年的部落格文章〈Men Explain Things to Me; Facts Didn't Get in Their Way〉。文章裡描述宴會的男主人對索尼特介紹她自己的著作，並且拒絕認知她就是書籍的作者。當時，在索尼特自我介紹為作家之後，男主人邀請她談談作品，於是她提起自己的新作，一本討論攝影師邁布里奇的書：

我一提到邁布里奇，馬上被他打斷：「你知道那本關於邁布里奇的重要著作嗎？今年出版的」

… 所以，這位「重要先生」一邊得意地講這本我應該要知道的書，莎莉一邊插嘴（或試著插嘴）說：「那本書就是她寫的」。

但他還是自顧自繼續講。莎莉重複了三還四次「那本書就是她寫的」，才讓他理解這件事。接著，他就像十九世紀的小說人物一樣面如死灰。我就是那本非常重要但他其實沒讀過只是在《紐約時報》書評上讀到的書的作者，這件事打亂了他的世界觀，讓他震驚無言...

Solnit, 2008

索尼特的文章沒有直接用「mansplain」這個詞，然而根據《韋氏字典》，這個詞在文章刊出的隔年就出現，用來指涉男性「to explain something to a woman in a condescending way that assumes she has no knowledge about the topic」的行為。「mansplain」不是曇花一現，而是有意義地描述了人們在意的現象，它是《紐約時報》2010的年度字彙之一，並在2014年被列為牛津字典年度字彙的候選。2016年，瑞典最大的工會Unionen將男性說教加入工會熱線的資訊項目，若工會成員困擾於男性說教，可以打電話尋求諮詢。

「mansplain」受人矚目也帶來爭議。布里吉（Judith Bridges）分析推特和臉書上兩百則含有「mansplain」字眼的留言，如同預期般發現，女性多半使用這個詞來點出語言壓制（verbal repression）的案例，而男性使用這個詞，則多半是在表達這個詞不需要存在、對男性有惡意、以偏概全。（Bridges, 2017）不管這些爭議是出於對「mansplain」有不同理解，還是對相關事實有不同認知，都讓男性說教有討論價值。在索尼特發表〈Men Explain Things to Me; Facts Didn't Get in Their Way〉的同年，弗利克（Miranda Fricker）也出版《Epistemic Injustice》，除了巧合，兩者也有許多對應分析的空間：

1. 男性說教可能涉及證言的不正義。在索尼特案例裡，男主人不認為，並且難以認知索尼特是他口中「重要著作」的作者。男主人不只低估了索尼特的知識和能力，也低估了莎莉「那本書就是她寫的」的可信度（credibility）。考慮到這些，弗利克分析的證詞不正義（testimonial injustice）或許能讓我們更加理解男性說教現象。
2. 「mansplain」的誕生，可能是詮釋正義的一個例子。索尼特的文章引起廣大迴響，是因為它描述了女性普遍有過，但很少被提起和討論的特定經驗。我們似乎可以說，在「mansplain」出現前，社會的詮釋資源稀缺，讓女性難以討論他們被男性「無謂地說明」的不適。若是這樣，弗利克分析的詮釋不正義（hermeneutical injustice）有機會讓我們更加理解這個新概念的處境。
3. 如果（1）和（2）都成立，那麼知識不正義的相關分析，應該有助於我們面對「mansplain」和「男性說教」帶來的各種爭議。例如，若我們可以藉助證言不正義的洞見，歸納出男性說教的必要元素，或許可以舒緩關於定義和以偏概全的爭論。再例如，若我們可以藉助詮釋不正義的洞見，或許能有更好的說法去說明「mansplain」和「男性說教」這兩個詞的必要性。

以下我將替（1）和（2）辯護，並且探索（3）的可能性。

男性說教的熱門案例

在索尼特之外，近期另一個受到熱門討論的男性說教案例，是男性跟女性解說「vagina」（陰道）跟「vulva」（外陰）的差別。2019年，攝影師杜茲沃（Laura Dodsworth）發表了新作品：一百位女性外陰部（vulva）的攝影，作家布倫（Paul Bullen）轉貼《衛報》的相關報導，並評論：「The correct word is vagina.」布倫的推特受到人們圍剿，成為2019年男性說教的熱門案例。

索尼特跟杜茲沃的案例被人「傳頌」，除了它們彰顯女性難以抒發的怨氣，也是因為它們的戲劇性：在索尼特案例裡，男主人需要再三提醒，才發現自己說明的對象就是作者本人；在杜茲沃案例裡，布倫的說明內容是錯的，而且他明明處於相當好的認知環境，有足夠線索能顯示攝影師的措辭大概不會錯，但布倫依舊出了錯。科學媒體《IFLScience!》反諷地虛構了布倫的內心獨白，說明為何此錯誤至少事後看來令人難以置信：「這女人（指杜茲沃）拍了一百張女人外陰的照片，並且深度訪問了拍攝對象，不過我敢說她還是會搞錯什麼是外陰」。

男主人在談話中難以認知自己談話的對象是書籍作者，而布倫犯下不該犯的錯，這似乎顯示他們高估自己的知識，低估對方的知識。這兩個例子，都內含弗利克在分析證言不正義核心案例（central case）時提到的要素：聽者基於身分偏見，低估了說者的證詞可信度。（Flicker, 2008: 28）當然，考慮到布倫的發言方式是推特動態，我們不能說杜茲沃是布倫的「談話對象」，不過依然可以恰當地說，布倫是在評論杜茲沃的主張，並且低估了杜茲沃證詞的可信度。如果這說得通，顯示了雖然弗利克沒有如此強調，但證言不正義的分析也可以擴充用於說明各種非面對面的交流，除了網路溝通，也包括求職信。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案例裡，說話者也顯示了不容易修正的偏見：關於作者的身分，男主人不願正視旁人的提醒；布倫處於良好認知環境，面對充足線索，但依然犯了錯。這符合弗利克對偏見的說法，對弗利克來說，一個判斷要成為偏見，它不但要具備正面或負面意涵，並且當事人必須基於一些情感上的不情願，去抵抗不合於此判斷的證據（counter-evidence）。（Flicker, 2008: 35）

事實與集體詮釋

在進一步分析前，我想先說明一些關於案例詮釋的顧慮。面對索尼特和杜茲沃案例，在事實判斷上，可能有人會主張我們無法斷定那些聽者都是因為身分偏見而低估了說者的可信度。例如，或許男主人當時只是恍神沒注意別人在講什麼，或者他就是個沒禮貌的人，平常都沒在聽別人講話，不管說話對象是誰都一樣。我同意我們難以還原當時的真實情況，去證成這些心理歸因。然而我也認為這並不妨礙他們作為男性說教或知識不正義的有效討論案例，因為它們引起的熱烈迴響，顯示公眾能藉由集體詮釋，來讓這些案例被塑造成能反映自己生命經驗的版本。

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可以對照一下弗利克是如何從真實案例裡建立心理歸因，來說明聽者真的是基於身分偏見低估了說者的證詞可信度——弗利克根本沒這樣做，她沒用真實案例。在《知識的不正義》裡，弗利克討論的兩個主要案例都來自小說：《天才雷普利》裡Herbert Greenleaf跟Marge Sherwood的對話，以及《梅岡城故事》裡黑人青年Tom Robinson受審的過程。我相信弗利克的考量是這些小說情節容易顯示證言不正義的典型特徵，但也不能否認，文學可供詮釋的特性，讓人有更大空間，去把這些情節詮釋成特定的版本，讓自己想討論的議題更容易被理解。

當然，這種說法對於男主人和布倫來說可能不公平，畢竟他們是真實存在的人，不像Herbert Greenleaf跟Tom Robinson的陪審團成員只是虛構角色，就算被道德譴責也不痛不癢。因此我也認為這個議題的討論者值得注意：好理解的案例可以協助我們討論抽象概念的意涵，但不一定符合真實情節。反過來說，基於心理歸因的困難，我們可能不容易斷定某個人的某個反應顯示了證言不正義，但這並不表示證言不正義不存在。

男性說教和證言不正義的概念關聯

從索尼特和杜茲沃案例，我們可以看出，證言不正義不只是在一些男性說教案例湊巧出現，而且還是男性說教的必要特徵。如果我們改變上述案例的細節，讓證言不正義消失，那直覺上也不再會認為它們內含了男性說教。以下我們以索尼特的變化版本為例來討論：

遺作

男主人之所以沒有即時認知到書籍作者的身分，並不是因為他基於身分偏見而低估了索尼特的能力和莎莉的證言可信度，而是因為他得到錯誤的書店資訊，誤以為該書是一本遺作：既然作者已經死亡，自然不可能出現在宴會上。也是因此，當莎莉三番兩次插嘴說「那本書就是她寫的」，男主人並沒有把這些話理解成是在指涉索尼特。

在這種情況下，弗利克會說這是知態上的壞運氣（epistemic bad luck），不算是證言不正義，因為不正義的行為必須要可怪罪（culpable），而我們很難怪罪純粹出於壞運氣的行為。（Flicker, 2008: 42）當然，在「遺作」案例裡，雙方的溝通依然不算流暢，但在直覺上，比起認為男主人是在男性說教，我們恐怕更情願認為那純粹是場雞同鴨講。

反過來說，當我們在「遺作」加入越多證言不正義，它看起來也會越像是包含了男性說教，例如：

遺作*

男主人滔滔不絕地介紹書籍時，索尼特試圖在這話題上插嘴，希望能提供一些資訊來讓男主人注意到自己才是書籍作者。男主人沒有讓索尼特插嘴，因為他下意識認為女性不會比他更懂這本書。故事其他情節同「遺作」。

在「遺作*」裡男主人基於身分偏見認為索尼特的話不值得考慮，這是弗利克對證言不正義的典型刻畫之一。加入了這樣的描述，整個對話在直覺上看起來也更像男主人在對索尼特和莎莉進行男性說教。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也可以調整出保留證言不正義，但缺乏男性說教的案例版本：

忽視

索尼特跟男主人介紹自己關於邁布里奇的著作，不過男主人沒在聽，因為他覺得「女人怎麼可能懂攝影」。

白眼

索尼特一提到邁布里奇，馬上被男主人打斷：「你知道那本關於邁布里奇的重要著作嗎？今年出版的」，男主人接著開始介紹這本書，索尼特心想「這人沒打算聽人講話嘛」於是翻了白眼轉身離開。在這個世界的互動常規裡，在別人講話的時候任意翻白眼和轉身離開，都不算不禮貌，所以男主人並沒有覺得自己被冒犯，不過既然失去了談話對象，他也自然閉上嘴。

布倫還算對

在杜茲沃案例裡，假設杜茲沃本來就把她拍攝的女性外陰錯誤地稱為「vagina」，而且還拼錯成「vogina」。假設布倫的性教育程度沒有改變，但他至少認出杜茲沃的拼字跟他想的不太一樣，雖然布倫沒有查字典確認，但他覺得反正八成是這個女人搞錯，於是在推特評論「The correct word is vagina.」

男主人在「忽視」和「白眼」裡的反應都內含證言不正義，但「忽視」裡沒有男性說教，因為沒有說教，而「白眼」則可能引起一些直覺爭議，有些人可能覺得，如果完全沒有任何壓力或規定讓聽者繼續聽，那男性說教就不會成立，另外一些人則認為，在「白眼」案例裡，男主人依然算是試圖進行男性說教，只是進行得相當失敗。在「布倫還算對」裡，如果布倫是基於身分偏見發佈批評，依據先前的討論，會被認為是一種證言不正義，然而就算布倫是基於身分偏見發佈批評，直覺上我們不見得會說他男性說教，因為他提供了某意義上正確，而且對方確實需要的資訊。

男性說教的其他特色

根據上述案例和直覺，男性說教蘊含證言不正義，但反過來不一定成立，可見男性說教含有一般證言不正義不一定有的要素。從「忽視」、「白眼」和「布倫還算對」，可以看出其中一些要素，例如：

• 說教：男性說教必須要說教。
• 聆聽困境：必須要存在一些壓力，讓男性說教的對象保持聆聽。
• 沒建設性：男性說教的說教內容必須對對方沒幫助，例如內容不正確、對內容的說明令人無法理解、內容不切合對方的需要或興趣，或者對方早已知道這些內容。

作為男性說教的要素，「說教」理所當然，「聆聽困境」和「沒建設性」則比較有趣。首先，不管是否涉及說教，沒建設性本身都不是好事。給定資訊交換的交談脈絡，一段談話若沒建設性，就算沒有其它道德疑慮，也不會是很好的談話，而是在浪費彼此的時間。

當然，人們交談不見都是為了資訊交換，有時候我們用話語來做事情。在路上遇見朋友，我們招手說「吃飽沒？」，對方不管回答「吃飽」或者「還沒吃」對我們來說資訊意義都相同，因為我們並不是真的想知道對方的飲食狀況，我們只是用這些話語來打招呼。人可以用話語打招呼，因為話語互動讓我們付出心力時間在彼此身上，讓對方知道自己在意對方。

值得注意的是，有時候我們會假裝進行資訊傳遞來達到其他效果。例如各種形式化的朝會和致詞，這些場合看起來是為了傳達重要訊息，實際上則不一定，而就算說話者的談話對聽者來說沒有什麼有意義的內容，聽者也基於成文或不成文的常規無法隨意離開，甚至需要表達出仔細聆聽的樣子。這些活動與其說是資訊交換，不如說是在用沒建設性的談話來建立或維持權威和社會地位。

致詞和男性說教的雙重共通點，在於「聆聽困境」和「沒建設性」。在這些活動裡，聽者基於禮貌或權力不對等而難以輕鬆脫身，而說者則得到這些活動建立的權威和地位。在男性說教的議題上，這個觀察符合索尼特文章裡受到迴響的段落：

每個女人都知道我描述的這種情況。這個共同認知呈現出所有女人在所有領域有時會遇到的糟糕處境。這個處境讓女人不敢說話，即使鼓起勇氣開口，也往往被忽略。這個處境打擊年輕女人，就像街頭騷擾那樣，向她們點明，這世界不是她們的。這個處境讓男人過度自信，讓女人自我懷疑和設限。

Solnit, 2008

「聆聽困境」和「沒建設性」可以對應證言不正義的分析。一方面，因證言不正義而受到男性說教的女性，沒有被當成夠格的認知者（knower）看待，假以時日，可能會對自己智性能力失去信心，真的成為智性能力低落的人（Fricker, 2008: 44-47）。另一方面，男性說教活動除了為說話者建立權威和自信，也可能讓說話者養成知態上的自大（epistemic arrogance），成為心胸狹窄、獨斷、容不下批評的人。（Fricker, 2008: 21）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男性說教就跟證言不正義一樣，是道德跟知態的雙重惡行。

有些人可能不認為「聆聽困境」是男性說教的必要條件，他們可能會說，「白眼」案例裡沒有聆聽困境，但男主人依然是在男性說教，只是不太順利。這個判斷是否成立，關乎我們如何界定男性說教。不過至少雙方應該都可以同意：「聆聽困境」條件的成立，會使得相關說教更容易出現，並且在道德上和知態上變得更糟。在這個意義上，就算「聆聽困境」不是男性說教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加劇男性說教及其後果的背景條件。

「避免說教」的德行

弗利克對證言不正義的分析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們可以由此了解如何避免證言不正義。既然證言不正義出於身分偏見，弗利克主張，要建立證言正義的德行（the virtue of testimonial justice），至少在個人層次，我們可以試圖建立反身批判性的社會覺察（reflextive critical social awareness），在必要的時候察覺自身偏見，並盡力抵銷偏見對他人可信度的負面影響。（Fricker, 2008: 91-98）弗利克的建言顯示哲學分析可以生產解決方案。我相信對於男性說教的分析也能有類似成果。

從前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建立男性說教的常見要素：

• 證言不正義：說教者基於身分偏見，低估了交談對象的知識，這讓交談對象難以提供證詞來中斷說教。
• 聆聽困境：存在一些社會、心理或法律上的壓力，讓交談對象保持聆聽。
• 沒建設性：說教者提供的內容對交談對象沒幫助，這可以是因為內容不正確、對內容的說明令人無法理解、內容不切合對方的需要或興趣，或者對方早已知道這些內容。

如前所述，在直覺上，我們認為男性說教的成立，以及男性說教在知態上和道德上的糟糕後果，都仰賴這些要素的成立。反過來說，若可避免這些要素成立，理當可以避免男性說教，或至少減少糟糕後果。

弗利克已經說明了我們可以如何培養相關德行來避免「證言不正義」這個要素。而「聆聽困境」和「沒建設性」這兩個要素則會帶來其他建議：

• 避免聆聽困境：注意自己和交談對象的社會關係，注意交談對象在社會權力當中的處境。在評估交談對象對自己話語的反應時，將上述資訊列入考量，避免對方僅僅因為社會、心理或法律上的壓力，而必須繼續聆聽自己說話。
• 避免沒建設性：理解對方的需求和認知狀況，並依此評估自己想提供的內容以及提供內容的方式，避免貿然提供對方不理解、不感興趣或已經擁有的內容。

「證言正義」的德行想望一個人人不因為身分偏見而被貶低可信度的社會，「避免說教」的德行除了這個，也想望這個社會的人際溝通能維持自由氛圍，人們彼此更加了解，不用談話來不當地建立權威和噤聲別人。

「男性說教」必要嗎？「說教」不夠嗎？

不是每個人都對男性說教這個概念滿意。「mansplain」在2009年出現後引發的爭議之一，就是許多男性認為這個詞太過針對：誰不會說教？為什麼要針對男性造一個詞？（Bridges, 2017: 101）在本文的最後，我想簡短回應一下這個顧慮。

首先可以確定的是，弗利克的證言不正義沒有性別限制。證言不正義出現在聽者基於身分偏見去低估說者證詞的可信度的時候，這裡的身分偏見不一定跟性別有關。當然，在先前提到的集體詮釋底下，索尼特和杜茲沃案例當中的男性容易被理解成基於性別身分偏見去低估交談對象證詞的可信度，這顯示對於一般人來說，男性說教本質上還是性別的。若我們修改案例，去除性別要素和性別身分偏見的作用，直覺上就不見得會認為那是男性說教，例如將索尼特案例裡的書籍作者假設為男性；將杜茲沃案例裡的攝影師假設為男性，將他的作品假設為男性性器官攝影。

然而，去除性別要素之後，不代表說教就沒有問題。當我基於非性別的身分偏見對人說教，儘管我的說教內容錯誤或者對對方來說不必要，對方也礙於社會成規難以脫身，這聽起來依然不是好的溝通，並且可能涉及其他身分上的壓迫。這些考慮，讓我們在概念上可以更細緻地區分各種說教，當A對B說教，可以有很多種情況。

我們可以把上面的分析稱為「說教的三重分析」。說教要成立，必須要有三個要素：「證言不正義」、「聆聽困境」和「沒建設性」。然而這三個要素不見得需要來自同一源頭。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那些被視為男性說教的案例，案例裡的三個要素，也不需要都是「核心男性說教版本」，例如：

• 2/3案例：核心男性說教版本的「證言不正義」和「沒建設性」，加上社會禮節的「聆聽困境」。
• 3/3案例：核心男性說教版本的「證言不正義」、「聆聽困境」和「沒建設性」。

男主人的性別身分偏見讓他低估了索尼特和莎莉的可信度，也讓他判斷對方有理由聆聽自己要提供的內容。索尼特的聆聽困境不是來自性別，而純粹只是出於對宴會主人的禮貌——一種跟性別無關的社會常規。

不但男主人是出於性別身分偏見實行了證言不正義，並導致自己提供的內容沒建設性，而且索尼特的聆聽困境，也是來自於社會裡「男人講話女人要聽」的性別身分權力氛圍

在「2/3案例」和「3/3案例」裡，索尼特都受到男性說教，並承擔男性說教帶來的損害。然而，在「3/3案例」裡，來自性別身分的影響更多，在性別意味上也更嚴重。

三重分析不只可以分析男性說教，也可以辨認社會上的其他說教。例如當台籍雇主對菲律賓籍移工說教，當中的「證言不正義」和「沒建設性」可能來自種族歧視讓台灣人低估菲律賓人的學識，而「聆聽困境」則來自雇主和員工的權力不對等。

說教的三重分析只是一個區分說教條件的格式，它本身並不蘊含「男性說教」是或不是合理的概念，不過它讓我們知道，性別身分權力的影響，在說教場合裡，不只可以影響「證言不正義」這個條件，也可以影響「聆聽困境」和「沒建設性」這兩個條件。在男對女說教的情況裡，若越多條件受到性別身分影響，我們應該可以說，我們面對的是越典型的男性說教。

那麼，「男性說教」是合理的概念嗎？還是說它是一個以偏概全、不公平地誣陷男性的概念？我認為這取決於社會背景。在一個社會裡，當典型的男性說教行為越多，那「男性說教」應該會是越合理的概念：在這種情況下，它恰當指認了值得注意的不正義現象，並且在三重分析下，可以協助我們辨認這些現象背後的身份偏見和權力運作。

以此出發，我們或許可以說，「男性說教」這個概念在三十年前的台灣社會比在現代台灣更加合理；在現代台灣又比在三十年後性別更加平權（我希望）的台灣社會更加合理。若有一天，符合男性說教條件的行為機會消失，或者稀少疲弱到不值得談，或許我們不會再特別使用此概念，就像是我們現在並沒有專用的概念來描述子女對家長的說教一樣。

參考資料

• Bridges, Judith. (2017). Gendering metapragmatics in online discourse: ‘‘Mansplaining man gonna mansplain...” Discourse, Context & Media, 20: 94–102
• Fricker, Miranda. (2008). Epistemic In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olnit, Rebecca. (2008). Men Explain Things to Me; Facts Didn't Get in Their Way. Common Dreams, April 13, 2008.

• 感謝參與我的臉書討論串（A）和（B）的人們提供的直覺資料和意見。感謝石貿元和劉維人給本文初稿的諮詢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