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紫吟／「女權法西斯好可怕」？缺乏性別敏感度也是罪過嗎？
今年6月底，海巡署以一張「因母親疏忽而導致孩童溺水」的圖片進行防溺宣導，受到批評。批評者認為海巡署缺乏敏感度：這樣的圖會強化「照顧孩子是母親單方面的責任」的刻板印象，進而強化女性身上已經比男性更重的育兒責任，並且不利於孩童福祉。隨後，海巡署對圖片進行修正，並陳述其修正原因為「思慮不周，引發不同討論，使得重視兒童福利之核心價值遭到漠視」。
在日常生活中，因為缺乏敏感度而受批評的情況也屢見不鮮。例如，當一名男性出於好意安慰女性友人「是因為你太美了，路人才盯著你看，別想太多」，這樣的安慰不只可能無效，還可能被批評「你根本不理解那種感受」，讓被批評者感到相當無辜。
又像是，有些女生在校園裡被陌生人性騷擾後，會在學校臉書社團公布加害人特徵，藉此提醒其他人小心，此時總有些男同學會和朋友互相標記，以「這是不是你，就說不要亂來吧」開彼此的玩笑，而引來「根本不了解事情的嚴重性」的批評。被罵的男生們常覺得自己倒楣，只是開玩笑卻被小題大作又沒幽默感的人找碴，甚至嘲諷「『女權法西斯』好可怕」。
在上述例子裡，被認為缺乏敏感度而受批評的人都覺得很無辜，自己根本沒有「那個意思」卻被說成壞人。然而若這種無辜可以成為辯護理由，似乎暗示著：只要人沒有壞意圖且將壞意圖付諸行動，那麼就不需要為隨之發生的負面效果負責任。甚至，「負面效果」也只是某些「太敏感」的人編出來的，太敏感的人若不開心，應該自己想辦法。
以下我將指出，敏感度確實和人的福祉有關，缺乏敏感度的人即使本身無惡意也可能對人造成傷害或壓迫。
一種「從壓迫出發」的正義構想
「壓迫」這個詞常讓人想到奴役和凌虐這些物理上的暴力，然而女性主義者楊（Iris Marion Young）認為，在現今社會中，壓迫有新的用法。它指的是一些人蒙受損害和不正義，但並不是來自強權，而是來自自由社會當中的日常實踐。1
上述海巡署的宣導圖就反映了特定的「日常實踐」：母親相較於父親更容易在孩子生病時，受到他人指責；女性請育嬰假的比例較高；女性被教導婚後應以家庭為重。這些日常實踐的信念基礎是「母親是孩子的主要照顧者」的刻板印象，當刻板印象受到海巡署的宣導圖強化，相關的日常實踐也更不容易改變。
而前文忽視（性）騷擾對女性傷害之嚴重性的舉動，也是「日常實踐」。許多人認為「女生只是被看一下或被摸一下，根本沒那麼嚴重」，而這種想法會強化「性犯罪僅是小事」的氛圍，讓受害人的處境變得更糟。此外，前述在貼文下標記朋友的行為，也可能讓人誤以為「開玩笑說對方是性犯罪加害人」是有趣的事。（此處可以反過來想：如果開玩笑說你朋友是白色恐怖的執行者並不有趣，為什麼開玩笑說他是性騷擾犯就會有趣？）
綜合以上，在我們的社會裡，有某些群體特別容易受到壓迫，但不一定有相對應的壓迫組織存在，因為壓迫是出於刻板印象、文化或習慣。
楊因此認為，我們需要有一種「從壓迫出發」的正義構想。既然刻板印象、文化與習慣很多時候在無意識層次改變我們的行動，那正義判斷涉及的自然也不限於有意識和意圖的行動，無心的言行也可能因為缺乏敏感度而造成壓迫，因此需要受到正義的注視。2
誰該負責？
在哲學家梅伊（Larry May）眼裡，缺乏敏感度是一種「無能」：無法或不願意去了解他人的處境。例如，在餐廳中不顧女性同伴反對，堅持「男生就是該替女生付錢」的男性，顯然無能看出自己這樣做會傷害該名女性的自主性，及削弱其與男性的平等地位。3
許多人認為缺乏敏感度只是一種無知，梅伊指出不止於此。無知者沒有習慣和信念，而缺乏敏感度的人則持有不好的習慣或信念（例如不正義的刻板印象）。無知者容易有學習動機，而相應的習慣或信念則讓缺乏敏感度的人反應遲鈍，不了解自己的行為可能或已經造成危害。此外，缺乏敏感度的人不了解他人痛苦的原因，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人的痛苦，因此良心（及其他美德）無法運作。4
從上述分析，梅伊認為缺乏敏感度的人在以下任一情況，應受到譴責5：
- 將自己的習慣或信念發展成行動：例如因為對性少數有偏見，而主張相同性別的人沒有結婚權利的反同團體。
- 意識到自己的習慣或信念是造成自己缺乏敏感度的原因，且了解該怎麼改變習慣或信念的方式，卻不試圖做出改變或努力減少傷害：例如被指出言行有強化性別刻板印象問題或助長性暴力意涵後，卻仍然拒絕修正的人。
- 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持有上述習慣或是信念，卻拒絕做出改變：例如「我自己很乖，只是被朋友帶壞才性別歧視」，但不願意疏遠或改變壞朋友的人。
缺乏敏感度的我該怎麼辦？
藉由楊和梅伊的說法，本文說明缺乏敏感度是怎麼一回事。如果敏感度的缺乏有文化和習慣做為後盾，並且是現代社會常見的壓迫方式，那指認和譴責缺乏敏感度的人，就是對抗壓迫的一種方式。6
梅伊的分析也讓我們更了解被譴責「缺乏敏感度」之後應該怎麼辦。我們可以討論自己的習慣是否對人不公平，察覺文化有哪些自身潛移默化的效果，成為更好的人。
- 艾莉斯．楊（Iris Marion Young），《正義與差異政治》（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台北：商周出版，2017年。
- 同註1。
- Larry May (1992): Insensitivity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26, p7-22.
- 同註3。
- 同註3。
-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被指責的人在之後未對其言行做出修正，也不代表「做出指責」這個行為對抵抗壓迫沒有效果，因為誠如楊對壓迫的分析：壓迫是出自文化、習慣和刻板印象。既然如此，那指責缺乏敏感度的人就形同於對當前文化做出挑戰，有助於改善社會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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