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鳴人現場】誰的世大運？臺灣該不該跟大型賽會說再見？
在主流媒體的報導中，將於8月19日隆重登場的「世界大學運動會」往往被形容為「僅次於奧運」的國際運動賽會，並說明無論在競賽種類、參與國家與人數規模之巨大，都是臺灣必須舉辦該賽會的理由。
然而，主辦國際大型運動賽會勢必投入大量的經費用以建設與翻新新舊運動場館，這筆經費在2013年時，由行政院框定編列為198.58億元（後修訂為171億），同時官方宣稱預計可帶來一萬五千個就業機會與破百億的經濟效益。先不論這些大型運動賽會與實質經濟效益的舊問題，日前因游泳好手丁聖祐自拍影片上傳，質疑游泳協會在選手遴選上黑箱作業，引發輿論廣泛討論，使得以「這次，我們回家比賽」為賽事標語的世大運，面臨了選手無法「選好選滿」好代表國家出賽的困境。究竟，世大運在國際大型運動賽會的定位為何？面對屢屢傳出的選手遴選爭議，又該如何解決？
台灣沒有學生運動員，只有運動員學生
資深足球評論人石明謹表示，世大運跟所有大型賽事一樣，不是不該辦，而是要先弄清楚賽事的定位。在政府與媒體的宣傳下，世大運被稱為「小奧運」，但它依然不脫「學生運動會」的本質，儘管在「參賽人數」上，世大運僅次於奧運，然而在賽事的強度上卻遠遠不如。石明謹舉例，就像很多小學生參與的比賽，競賽強度不會比少人參與的大學生比賽來得高。賽事的規模與層級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我們不能因為規模大而認為層級高，並以一級賽事的規格來舉辦。因此，清楚賽事的本質後，我們也才能就此設計出一套選手的遴選資格，使適合參賽的選手得以出賽。
然而，臺灣的情形顯然與此「想當然耳」背道而馳，我們不僅未清楚賽事定位，更進一步成就了「只想拿獎，鼓勵不了更多人參與運動」的社會風氣。石明謹指出，台灣沒有「學生運動員」，只有「運動員學生」，表示由於台灣學生普遍運動習慣不足，運動文化也未成氣候，我們缺少足夠的學生運動員，因此往往每當遇到大型賽會，就成了學籍設在學校的運動員學生發光發熱的舞台。然而，這樣的現象令人堪慮，如果臺灣只有運動員學生，而缺少學生運動員，也代表著每次出賽的選手就是一批菁英運動員，為了奪牌而接受訓練，運動文化依然未落地生根。
「像是羽球國手戴資穎，我反對她為了世大運放棄世錦賽」，石明謹表示，世大運只是大學生的比賽，對真正職業級的選手來說，世錦賽才是首選。然而，他也說，戴資穎背負著人情壓力以及臺灣之光的期許，然而放棄真正的高強度賽事的世錦賽，跑來打大學生比賽，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石明謹感慨的提到，同樣是羽球，男子羽球選手周天成，跟戴資穎做了相反的決定，順從職業選手的本心放棄世大運，專注在世錦賽上。周天成也一度面臨了抉擇困境，儘管兩人的選擇不同，但我們必須追問的是，什麼樣的社會風氣，要讓職業選手面臨這種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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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機會得獎就沒機會參賽
職業選手參與世大運，因為層級不同，贏了無法獲得體壇肯定，輸了造成心理陰影。每個人應該參與合乎自己層級的比賽。大學生的比賽，就讓大學運動員去參與，給他們磨練的機會。而不是為了獎牌與面子，剝奪運動員的參賽機會。
石明謹提到前一陣子的「泳協爭議」。他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世大運的層級不高，泳協卻用亞運的選拔標準。選手達不到標準，就任由泳協自行認定，產生諸多爭議。既然是大學生的賽事，就應該讓標準回歸到台灣大學生標準，這才是真正的鼓勵運動。
「這些參賽標準合理嗎？2011年我們剛爭取到世大運，當時體委會差點沒讓男足參加比賽。因為我們有個參加大型賽事原則，要上一屆六強，或是這一屆有奪牌希望才能參賽。」石明謹質疑，「你這一屆不給人參加，怎麼會有六強？怎麼會從實戰中吸取經驗、讓下一屆有奪牌希望？於是永遠不會達到標準。」
世大運，還需要國族主義嗎？
國際大型運動賽會往往免不了激起國族主義的激烈對抗，對此，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劉昌德從2015年韓國光州世大運的背景地光州談起，說明該地是韓國民主運動的發源地，在1980年的光州事件中，韓國官方統計被軍警屠殺的市民約兩百人，光州當地人則認為有四百人甚至到三千人受害。
劉昌德表示，1980年爆發光州事件，1982年光州職業球隊加入當地聯盟，對光州人來說，他們藉由棒球寄託在地認同，透過與代表政權核心的首爾球隊對抗，宣洩光州人心中所累積的不滿。這是獨裁政權下的去政治宣洩與文化賄落，好轉移人民對政治的注意力，並相信政府所召喚的民族主義，劉昌德追問，「國族主義跟運動發展掛勾，是好的嗎？」
劉昌德指出，台灣的國族認同歧異並且複雜，但不管你認同為何，把運動跟國族掛勾，便會使運動失去自身發展的脈絡，他同時回應了石明謹「只要拿獎，不要運動」的提問，認為國族思考很難避免，但是應該與體育競賽有適當距離。人們要能欣賞運動之美，讓運動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平時不運動、不看運動，只期待著大型賽事的選手「為國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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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該不該跟大型運動賽會說再見？
2009年台北與高雄分別舉辦聽奧跟世運，之後的聽奧跟世運在哪裡舉辦？
國立體育大學教授陳子軒說，「如果你不知道，那代表了許多大型賽會官方所宣稱的『讓世界瞭解我們』，恐怕實際上並沒有多瞭解到哪去。」2009年臺灣主辦聽奧與世運兩項大型運動賽會，彼時相信「讓臺灣走進世界，讓世界看見臺灣」此套官方論述，然而我們卻對2013年與2017年的聽奧與世運感到一片空白。如果你都不清楚過去的聽奧與世運在哪裡舉辦了，同樣的，你怎麼預期外國人會因為世大運而注意到臺灣呢？
此外，申辦大型運動賽會的目的，總是能見到標準的官方論述是創造「經濟效益」，然而，陳子軒提醒，所謂的經濟效益往往不如預期。他指出以2011年時任台北市副市長陳雄文的說法為例，舉辦世大運的經濟效益至少有50到100億，而8月3日教育部以「台灣經濟研究院」評估報告指出，世大運有破百億的經濟效益。陳子軒進一步說，經濟效益的估算方式往往是採用「乘數效應」，真實狀況到底如何卻很難認定，尤其在跨國企業盛行下，這些錢未必進得了臺灣人的口袋裡。再者，舉辦大型國際運動賽會的國家除面臨恐攻的隱憂外，另大興土木建設運動場館後所遺留的蚊子館問題也拖垮國家的財政，如雅典奧運壘球場、沙灘排球場，不僅搞垮雅典財政，現也已成蚊子館。而2014年世界盃瑪瑙斯（Manaus）球場，現成脫口秀節目嘲弄的對象，像是《上週今夜》主持人約翰奧利佛，把他比擬為「世界上最昂貴的鳥屎盆。」
實然之，大型賽會所遺留的蚊子館問題彰顯出臺灣運動文化另一困境，即運動文化並未真正落實與普及。陳子軒指出，國際運動賽會不是不能辦，但必須結合其他各方面的條件與成熟後，再來談要不要辦。以2006年德國主辦的足球世界盃為例，經濟效益勝於以往奧運的記錄，獲利達74億英鎊的收入，這莫大的成功來自德國足球文化的成熟與興盛，就算許多球場整建了日後也都用得到。而這些例子也都一再說明了，舉辦大型賽會是水到渠成之事，若各方面的條件都能配合，同時運動文化也普遍落實，屆時才是申辦國際大型運動賽會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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