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傷害說出口，為什麼要這麼久？性創傷如何侵蝕人的自我認同與思考

（※ 口述：諮商心理師郝柏瑋；採訪、整理：林宜蘭，鳴人堂編輯）

編按：台灣的#MeToo風暴延燒至今，許多性暴力傷害的受害者、倖存者們透過社群平台的自我發聲，得以讓私領域受侵害的過程進入到大眾的視野。然而，聲音進入廣袤的公眾領域時，也折射出許多質疑與不解。本系列針對「性創傷」、「男同志受害者」兩個子題出發，訪問了荷光成人性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郝柏瑋，以及同志諮詢熱線秘書長杜思誠、副秘書長彭治鏐，以各自專業與經驗，呈現更多元族群的性傷害及其複雜面貌。

本篇系列第一篇，荷光成人性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郝柏瑋以其心理諮商專業，並分享他在臨床個案看到的狀況，來闡述複雜的性傷害情境。

性傷害，如何侵蝕你的自我認同與日常思考？

當某一個人侵犯另一個人的界線，特別是在性上面，無論是騷擾或是侵害，受害者因為有很多顧忌沒有講出來，外界也不知道；因為各種因素而選擇繼續維持這個關係，可是久而久之，會開始影響日常生活的某些部分，譬如會開始懷疑自己：「我為什麼要？」有些人會形容：「為什麼要一直給人家糟蹋？」「我是自願的嗎？」這類的自我質疑，長期影響自我認同以及跟自己之間的關係。

平時性騷擾或是性侵害的人，如果在隔壁辦公室，或者不是很常見的主管，或許還算可以忍受，但某一時刻，譬如他的某個計畫成功了，你的心情就很複雜。如果你又剛好參與這個計畫，他感謝的人是隔壁同事，你會不會想說，「他是不是刻意把我除名？」、「是不是因為他覺得我很好欺負？」心裡會有很多這種「小劇場」運轉。相反地，如果他稱讚我，我又會開始懷疑，「是我的功勞嗎？」「因為他貪戀我的肉體？我其實沒有憑著實力？」陷入各種想像，讓人沒有辦法真正肯定自己。

因為處在關係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對方，無論他的反應如何，都可能會牽動我們。假設你是受害人，你看到加害人有什麼成就，一方面可能也會某種程度替他開心，可是又會因為「替他開心」，認為「我怎麼會對加害自己的人還有這種感覺？」同時也有可能會生氣，「不公平，為什麼他可以，他明明就是一個暴力施暴者，卻可以有好的人生。」所以久了之後，受害人的整個世界觀，會感覺有裂縫，也就是俗話說的「三觀毀壞」。「到底是好還是壞？」這些許許多多細碎的念頭會長期侵蝕自我，人會很難相信自己，很多人的痛苦來自於這是一個慢性的、三不五時、不預期被引發的自我質疑。

性傷害為何特殊？是否有程度之別？

性暴力大概是所有暴力中，傷害程度靠近金字塔頂端的前幾名。許多政權之間的戰爭，在軍隊一到佔領地的第一件事，就是強暴當地婦女、小孩，或甚至男性——因為性是一個人很隱私、很脆弱，很貼近自己的事情。當這條界線被破壞，就是讓一個「我不想要」的感覺發生在我身體上，然後我無法控制。這會影響一個人對自己的控制感，使當事人產生「我對身體失去主導權」的感受，這對很多人來說是很大的打擊。

如果是外在的東西，它可以被切掉，會遺憾或難過；可是牽涉到性，就是牽涉到身體，人沒有辦法把身體切割掉，所以性傷害帶來的羞恥、罪惡或者是懷疑，常常會被引發，如影隨形。我個人覺得性暴力算是所有暴力形式中，蠻強烈的一種。

然而性傷害的程度之別，在我的經驗裡面，其實沒有辦法百分之百地說，直接性器插入，就一定比摸摸手來得強烈，因為它牽涉到「關係」、毀壞你三觀的程度，還有很多時候搭配上「情境」。

如果我們是伴侶，某一次喝醉了，我一直跟他揮手說「不要不要」，可是他還是做了，那這個情況是性器進入我的身體，可是性行為是我們平常也會做的，但是我那天沒有這個意願，可是我們又是伴侶，我理解成喝醉了，我只會說「你真的很煩，你就是聽不懂」，當事人可能會解釋成這樣子。

而換到另一個情境，如果對方是你很敬重的人，他在摸你的手，譬如他說，「其實我選你進來團隊，就是看你漂亮！」這個打擊會很大，除了能力沒有被肯定，每天也都會想到：我原本尊敬你的樣子、猥褻的表情、在我手上留下的感覺。雖然說創傷不能比較，但是我的意思是說，其實很多傷害的程度是與「關係」，「情境」、「角色」，還有「性接觸身體的感覺」，全部融合在一起的。事實上不太能夠完全就說這個摸摸手應該就還好，然後侵入就最嚴重，當然客觀上可以這樣說，但每個人經驗起來會滿不一樣。

受傷的人們，為何選擇繼續保持關係或討好？

我們最近對創傷的了解會發現，創傷大概有四種典型反應：戰，攻擊回去，比如打回去、罵回去，或是砸東西；再來就是逃跑。戰或逃其實都是一般想像受害人會做的事情，不過戰或逃其實都是急性狀態，我們遇到立即威脅時會採取的手段，可是如果有種狀況是你戰不贏他，又逃不掉，那就會出現第三種生存策略——「凍結」。

「凍結」有點像是我把自己靈魂抽離，暫時把感官封鎖，這樣子比較不痛苦。反正都要經過這一遭，我讓我的身體跟我切斷關係，至少保有活命。其實所有動物可能都會在戰不贏、逃不走時凍結。

另外一種很特別的，就是在長期關係中，不可能一天到晚凍結，你還是需要跟這個人互動的話，就會出現「討好」。討好這個形式其實也是為了生存，就是每天還是要活，所以必須要某個程度去想出的一種新解方，來理解彼此的關係。不能只用這個「加害／受害」的感覺去跟對方互動，因為這樣會每天都很痛苦，所以很多受害者會發展出一種，可能說是要合理化，但對我來說就是一個生存策略去解釋。

譬如有些人會說「這是我的小犧牲，是為了顧全大局」，或者是說，「其實我對他也是有欣賞的，所以某個程度我也同意吧」、「他有這個不好的部分，但他也有很好的部分啊」，就是會用一些思想去合理化傷害，不然的話每天都很痛苦。每天我只要想到他騷擾我、他侵害我，我要跟他同辦公室，我可能待不下去，但假設我必須待下去，那我就要有一些新的策略去解釋這一切。

討好還有一個狀態，可以從受害年齡來展現。我們會發現16歲以下的受害者，跟18歲以上的成年受害者，他們要能夠講出自己受害經驗的時間，差異非常大。16歲以下的受害者平均來說講出自己經驗大概是16到25年，而18歲以上大概平均是二到十年，會看到這個數據幾乎是兩倍差距，原因就是因為年齡或權勢之間的差距。

年紀小的受害人，可能某程度需要依賴所謂加害者的照顧（或教導），當中的權勢差距會讓當事人很難講出來，因為某個程度還需要依賴加害者。他們其中會思考的包括是「有沒有人會相信我？」所以兒童會用很多想法去合理傷害，讓自己的生活可以繼續。

在我們的文化裡隱含權力位階高、知識背景高、重要地位的人，或是有錢人，好像他們說的話比較能夠聽，這也是很荒謬。在台灣文化很特別的就是，其實你不知道為什麼要聽有錢人說話，有錢人好像什麼地方都可以說上一兩句，我們都會聽，這真的很奇怪。

另外還要提一個創傷的反應——迴避（avoidance）。

任何跟加害者或是創傷事件發生當下有關的感官記憶片刻，譬如說味道、他的呼吸、他的衣服、房間的氛圍，發生當時是下雨天，就會很討厭下雨；還有另一種：對於憤怒對象的迴避。

原本應該對加害人生氣，但卻因為各種因素無法直接對加害人生氣，因而轉而迴避，成為對自己或其他地方生氣，這使得受害者非常辛苦，就是很多受害人最後檢討到自己，而非理論上應該要檢討的加害者。

難以被他人釐清的傷害——創傷記憶碎片化

人們常常有誤解，以為事情發生，創傷就在那。假設我小時候被叔叔性侵，但是那個情境可能在你還是小孩子的時候理解起來是：「叔叔很開心，我也很開心他送我東西」，其實我不知道那叫做性侵害。我只知道「叔叔每次這樣做，他就會買禮物給我」，直到可能是青春期，或者是上了性教育，有人告訴你、你學到之後，才恍然大悟「這叫做性侵害！」理解自己被傷害，這是第二時間才搞清楚的事。

有些時候即使成人，可能模模糊糊不太清楚，可是看了MeToo運動，有人在描述，就覺得跟自己的遭遇很像，講他人的症狀、身心痛苦等等，才可能標示「對，我也有」。那這不是只有發生在被害者，加害方也可能是，他本來可能以為「大家不都這樣？」看了之後才發現「原來我對人家做了一件這麼不好的事。」所以事實上很多時候是後面遭遇到的事，新學到的，或是被標記的事物，才讓人們重新回過來想經驗為何。

剛剛說的這是一種情況，另外一種就是剛剛我們講的──凍結。有些經驗真的很太痛苦，或無法理解，它會被解離開來，被凍住，所以很多人其實在被侵害的那一段時間，可能他都不記得，不是他刻意的，是他的身體保護機制。

曾經有個案跟我說，他一開始是先夢到一個情境，嚇到，然後他開始會懷疑，「這是記憶還是我想像出來的？」接下來「夢境」越來越明顯。譬如說我的個案是十幾年來，從來沒有想過，也沒講到過這件事，然後他一開始覺得自己瘋了，為什麼這個東西會如此歷歷在目，可是慢慢才發現這件事是真實發生，他自己很驚嚇，就是創傷記憶像是異物一般，突然產生出來，那個經驗會令人很慌張。

上述所說的對傷害當下的失憶，或是記憶碎片化，這個其實蠻常見的，就是因為性傷害實在超乎我們的理解，所以當事人沒辦法用現有的解釋系統去理解，留下的都是一些片片段段的東西。騷擾也會有如此的狀況，就是前述我所說的，經驗本身有很多因素夾雜，所以這個騷擾可能對他的程度很大，也會變成是一些碎片記憶。

被害者在追求自身公平正義的時候，往往會訴諸法律途徑。但遺憾的是，因為法庭就是講求具體證據的地方，而上述的創傷症狀，是目前學界、實務界都一直在討論的。法庭的設計某個程度蘊含「人是一個理性人」，是可以陳述自己經驗的主體這樣的遇上，但是事實上會發現，無論是心智障礙、創傷，或是這一類遭受性暴力對待的人，他都沒有辦法符合這個設計，因為受害本身就是一個不合理、非理性的事情，我要如何陳述這個對我來說非理性的經驗呢？其實是蠻難的，所以我覺得所有的司法人員，可能都需要有相關訓練，同時在程序上，可能會需要比較柔性的部分，譬如說陪伴，或者是先做一些準備。

對我而言，我的個案他們最受傷的都是法庭上某些質問，但是這個質問其實是可以調整的，應該可以不用用「你怎麼會不記得發生在你身上的事？」「你有沒有隱瞞什麼？」對於受害者來說，很在意的是歷程，但當司法官要求他們「講重點」，或對卷宗搖頭，都會讓受害者非常受傷。

※ 本文與《德國之聲》共同合作，延伸閱讀請見〈性騷、權勢、民運光環？燒向王丹的MeToo控訴〉、〈MeToo的代價：王丹事件折射的同志困境〉系列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