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寫韓國】「有情社會」的韓國？（上）

「情緒的總界說：情緒乃是所謂心靈的被動，是一個混淆的觀念。」

——史賓諾沙，《倫理學‧第三部分——論情感的起源和性質》

不管到哪一個國家去求學，即使出發前，在臺灣已經自修過他國語言多年，但是來到求學國家，不論是誰，首先要上的就是國外大學的語言中心。

來到韓國後，筆者也在語言中心待了一陣子，臺灣內的各所大學也有所謂的「語言中心」，只不過稱之為「華語中心」，但在韓國當地的大學，則稱為「語學堂」（어학당）。諸如韓國高麗大學，以及國立首爾大學韓國語語學堂，這些都是讓我留下極好印象的地方。

筆者最初接觸到韓國人的特徵，或者說韓國人自己也認為他們本身、社會所具有的特性，就是「有情（정）社會」。甚至在上語言學校的那段時間，韓國語老師也花了將近兩三個小時，近一天的課程時間^註1，教導外國人有關於韓國人，以及在韓國社會內「情」的表現及特徵。

的確，在上個世紀很多韓國文化觀察者，也都提出韓國是個「有情社會」，甚至以「我們」（우리）的語言結構，來論述韓國人的思維，進而從正面性言及到韓國人民族性高漲、團結，國民充滿著情的論述架構。甚至「情」字也被應用到當地知名的巧克力派包裝上面^註2。因此，當韓國人自稱自己是「有情的國人」、「韓國人的情意很多」，那也不意外了，可見「情」這個特徵在韓國社會、文化是顯得多麼重要性。

但就我看來，恐怕韓國人對於「情」的意義，還不是甚為瞭解，甚至「情」本身就不是一個「韓國人」能被瞭解，或者要被反省的對象、概念，因為對他們而言，韓國社會就是有情，韓國人、文化就是有情，這是再自然不過的自然態度了。

但身為一位文化現象詮釋者而言，我們必須在此提出簡單的質疑、反省，若是「情」作為一個（韓國）社會、文化、人的定義、本質，恐怕是有待商榷；因為，當韓國人自稱自己為「有情的國人」、韓國社會是個「有情社會」，那麼筆者質疑的是，有哪一個國家的國民、社會是無情的呢？

換句話說，韓國人憑什麼可以說自己的本質為「情」、社會為「有情社會」呢？

所有的形容詞都是一種限定、對比。因此，我們需要「他者」的存在。如果韓國人沒有把比較的對象（他者）設立出來，如韓國對比某國而言，甚至為這樣的他者成立一種論述得出韓國（人、社會）相較有「情」的話，恐怕韓國語課堂上韓語老師的一席話，得罪的恐怕不是在語學堂內來自世界四面八方的外國學生，而是會得罪了全世界192個國家。

舉例來說，韓國人用以論證「情」的例子，有人舉在地鐵內讓座給老人的習慣，這是多麼有「情」，多麼長幼有序啊？但是，只要來到韓國，就可以知道全韓國力量最大的人，就是在插隊搶地鐵座位的「阿珠媽」；又有人說，韓語系統內有著嚴格的標示出遠近親疏的「敬語」體系，藉由對方的身份地位、年紀，以及場合妥當的應用著敬語，讓雙方相敬如賓，但有趣的是，韓國人吵架的時候，動不動就問候人家「狗娘養」（개새끼）的，相較於同樣具有「敬語」體系的日語，日本人吵架則是連平日不用且程度很高的敬語都會用上，用詞越尊敬，語言裡的諷刺就越明顯，連吵架都這麼尊敬對方的日本人，難道不是更有「情」嗎？

又有人說，每到中秋節（추석，農曆八月十五日），不管是遠在首爾的遊子，也要在當天忍受塞在高路公路上，長達十六個小時的返鄉「民族大移動」（민족대이동），好回到諸如釜山的家鄉掃墓，表示不忘遠祖，多麼有情！那麼中國的清明節又是怎麼樣的一個存在呢？又有人說，韓國人不分你我，共吃一碗大鍋飯，甚至MERS期間，也不像香港學生刻意在課堂上戴口罩，造成社會的恐慌^註3，韓國人多麼有「情」啊？但就外人（如臺灣人）而言，公筷母匙的概念並不適用在韓國，甚至韓國人的「情」還超越了生死、流傳疾病管制，這就是「情」嗎？

易言之，透過上面所舉的例子，我們都可以推論出另外一種相反於韓國人為有「情」國民、社會的反例。

難道日本人無情？臺灣人無情？憑什麼，韓國人這麼說？

因此，「情」並不是「專屬於」韓國人、韓國社會所特有的^註4，甚至，我們可以說，一直被韓國人誤會的「情」，必須要有條件的「他」才能成立的，這就是需要他者（負面的）對照才有可能出現。

就我看來，「情」是韓國人對自己國內人而言；而「恨」^註5則是韓國人對他者國外人而言；這兩種極端力量，體現在韓國人思維內，是無法二分的，因為：情構成恨的力量，同時恨又構成情的存在，是一種又愛又恨的交疊，一種無法切割開的感受。

先說「情」這一部分；若是真正分析起韓國人的「情」的定義，每個人對於「情」都有不同的定義，其中最具代表，也常被引用的就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精神病理學家——克里斯多福‧鍾（Christopher K. Chung）和參孫‧趙（Samson J. Cho）對於韓國人「情」的定義。他們指出「情」是在「（韓國社會）人與人之間所發展的喜愛、關懷、親密以及依附等感覺」，且它並不純粹是一種個人內心的感覺，而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之間」存在的關係。

我們藉由上述這兩位精神病理學家對「情」的定義，並將此定義放入韓國社會中，作為理解的脈絡與線索來探討，但這樣的定義如同筆者所言，它並非專屬於韓國所有，難道在臺灣社會內，沒有這種人與人之間所發展的喜愛、關懷、親密以及依附等感覺？甚至臺灣傳出的「媽寶」、「靠關係」不也是一種情的表現嗎？如果他們沒有繼續描繪在韓國社會內「所發展的喜愛、關懷、親密以及依附等感覺」來跟臺灣、日本甚至其他社會內來做比較的話，這樣的定義，恐怕流於抽象。

而在丹尼爾‧圖德（Denniel Tudor）的Korea: The Impossible Country（《韓國：不可能的國家》，或中文另一譯名《韓國：撼動世界的嗆泡菜》）中指出，「情」是一種「把（韓國人）人凝聚在一起、看不見的擁抱」^註6。但這樣的定義，太為浪漫，因為要讓一個國民凝聚在一起，可以使用的方式太多了。諸如著名的二戰，日本——福澤諭吉（ふくざわ ゆきち, 1835-1901）於1885年（明治十八年）在報上發表了《脫亞論》，論及道：「吾國（日本）不應待鄰國之開明，而猶豫於亞細亞之興，毋寧當脫其伍，與西洋之文明國共進退，而與支那、朝鮮接觸之法，亦不可因為鄰國之故而與特殊待遇」，且福澤諭吉在書中還斷言，應當視中國、朝鮮為「惡友」，「親惡友難免與共惡名。於我心當謝絕亞細亞東方之惡友也」。藉由打造「壞鄰居」，建構起日本國民齊心齊力，向外擴張的軍國主義；又或者為了宗教（諸如聖戰）、政治信念（國家利益），或者是經濟成長（諸如臺灣的「拚經濟」），也可能形成一個社會國民凝聚在一起的力量。

憑什麼說「情」是把（韓國）人凝聚在一起、看不見的擁抱呢？

「情」是多麼虛無之物？

如果我們嫌以上外人所觀看韓國人「情」的角度有問題並是一種偏見的話，筆者也可舉韓國當地的學者為例，如崔祥鎮在《韓國人的心理學》一書第11頁中，定義韓國人「情」的見解。

根據崔祥鎮的論述，韓國人的「情」有三大特點：

「第一點，『情』並非依存著對象行為而產生或消逝，反而它是因為有著長時間累積而產生的……第二點，『情』寧可說是合理性的，倒不如說是一種更具非合理性的感情……第三點，『情』也存在於孱弱的心理以及表裡關係的」。

在這裡，我們看到崔祥鎮所論的「情」有三大特性，分別是「歷史性」（經由時間累積下來）、「情緒化，非理性」，以及跟韓國人發達的被害意識連結上的「恨情」^註7。

首先，第一點關於情的「歷史性」的特徵，時常可以看到韓國當今社會中，韓國人特重「學緣」與「地緣」^註8等，即出身在相同背景的學校或故鄉的人們，在社會上總會特別互相照顧；即使擺開「學緣」、「地緣」不說，在韓國日常生活中「我們」（우리）的生活環境下，「情」到處可見，小至韓國人上市場買菜時多拿把蔥，要求老闆多送點「優惠」（덤），以及到餐廳，親切地叫店員為「언니」（姐姐），大到韓國逼近破產的金融風暴，全體國民捐出自己家內所藏的黃金來重振自己的國家等，這些都可以看到「情」應用在韓國人日常生活內，造成他們「民族團結」的力量而成。所以，在臺灣人刻板印象中，認為「韓國人民族心強」、「愛國心強」不是沒有道理的，而在其中「情」佔了極大的因素。

但更重要的是，對於韓國人而言，「團結」除了自己內部的「情」之外，對外是以一種「恨」的力量來形成之。

而這就牽涉到崔祥鎮對情的第二項定義：「情緒化、非理性」的。舉例來說，只要在韓國人面前，提到哪一個國家是韓國世敵，想必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會回答是「日本」。

當然，造成韓國人這樣的回答，有很大的原因都是自一連串的悲慘歷史，即使現在很多韓國年輕人對於日本人有所改觀，「過去歸歷史，現在歸國力」。但是，距離韓國解放日本文化的時間，離今還不到20年的時光，也就是在日本殖民朝鮮半島，一直到1940年代早期，朝鮮半島還有將近84%的韓國人使用日本姓名，而韓國在解放後對日本文化強烈反彈，甚至韓國政府禁止日本文化輸入長達53年，直到金大中在1998年撤銷禁令為止，日本文化才漸漸傳入到韓國內。

又最近在韓國、日本領海中，刮起一陣究竟是在「東海」還是「日本海」？是「獨島」還是「竹島」的主權領土紛爭時，在韓國當地的各大電視台，大肆放送著「獨島」歷史紀錄片，以及在街道上、大型藝術空間，都可以看「獨島是屬於我們的領土」貼紙或者是宣傳出現，試圖教導國內的人民「獨島就是獨島，不是竹島，它是位在於韓國領海——東海上，而非日本海的韓國領土」等概念。換句話說，透過上述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到韓國人在自己國內形成一種共識（「情」；每個韓國人都認同「獨島」是韓國的領土）；同時對外，也形成一種共識（「恨」；你們日本人別來搶我們的領土），「情」與「恨」是不可分離的一體兩面。

而說到韓國人對於日本人的「恨」所形成的團結，我想寫成一本「韓日兩國愛恨史」也不足以記載這兩國的情仇。但更為重要的是，不管是從韓國對於「獨島主權」的爭奪上而言，或者是韓國在2009年3月18日，在棒球經典賽八強複賽以4比1打敗日本隊之後，再度在投手丘上插上太極旗事件，以及2013年東亞盃足球賽，韓國與日本隊伍交戰時，有韓國球迷在標語中直接批評日本「忘記歷史的民族沒有未來」^註9，以及場邊總是可以看到韓國球迷掛出一張張民族英雄，諸如李舜臣，或者是暗殺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韓國烈士——安重根的巨幅畫像，讓整場比賽儼然成為一個政治舞台等等，這些都可以看到韓國人對外的「恨」（同時也是對內的「情」）作用在其間。

而情與恨，同屬於情緒範疇。

就筆者所閱讀到的文本，對於（韓國人）「恨」多有著墨的，乃是韓國西江大學教授金烈圭的言論。根據金烈圭的主張，他認為韓國人的「恨」有「白色的恨」以及「黑色的恨」（金烈圭，《韓國再發現》，朝日新聞社，一九八八）兩種。「白色的恨」是「某種怨恨在心裡累積後轉而傷害自己的情況，但絕對不會轉移到第三者身上的恨」，這種恨「在傳統家庭、家族之間經常發生」。相較於此，「黑色的恨」是懷抱怨念而死的遊魂，甚至會以轉移怨恨到第三者身上的方式來顯現。為了平息這份令人畏懼的怨念，韓國有為數眾多的巫堂（薩滿巫師）。因此，小倉紀藏（おぐら きぞう）在《心で知る，韓國》（2005年，岩波現代文庫）一書內， 將金烈圭所言及的「白色的恨」，定義為韓國人對外在「應有形象、位置」所求不到，在憧憬層面上所失落的「憾恨」；而「黑色的恨」則是將「挫折的悲傷」轉嫁給他人的「怨恨」。但這樣的論述，都讓我們看到所求的位置不得、因抱怨他人而死「他者」的存在。

總歸而言，「恨」是朝向外的，它指向對外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