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江喜久、劉玉雯／安妮與阿嬤的相遇？——再思《ANNE X AMA》特展（上）
（文：天江喜久，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副教授；劉玉雯，南神神學院研究生）
2018年7月7日，應婦女救援基金會之邀請，荷蘭「安妮之家」（Anne Frank House）首度來台展出。這場特展《安妮與阿嬤相遇：看見女孩的力量》（以下簡稱《ANNE X AMA》）是與台籍慰安婦「阿嬤家」合作舉辦。今年4月11日，該特展移師至國立台灣文學館展出，使南部民眾有機會一睹阿嬤們的故事，以及這個在荷蘭參觀人數第三高的世界級博物館。
總稱「阿嬤」的台籍慰安婦，是二戰時期在日軍營地提供性服務的台灣女性。她們被派往中國、南洋等戰區。雖精確被動員的人數有待商榷，不過約有一千多人，平均年齡在20歲左右。阿嬤們因為戰爭的緣故，經歷身心暴力與創傷，令人不捨與心碎。
至於安妮，則是在二戰時期，13歲的德國猶太裔女孩。她與家人逃往荷蘭並由朋友協助躲藏，以躲避納粹的迫害。不過最後仍不幸告密被捕，送往集中營，最後安妮因斑疹傷寒而死亡。安妮的父親是家族的唯一生還者。她在密室裡寫的日記，二戰後被發現，由父親編修出版，翻譯成60多種語言，成為世界發行量最多的圖書之一。
阿嬤們與安妮的遭遇，讓我們再次見證戰爭之邪惡與和平之必要。不過，身在地球兩端、不同戰場與社會背景的阿嬤與安妮，到底有沒有「相遇」？將是此文章欲探討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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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質化「女孩的力量」
誠然，安妮與阿嬤的青春與夢想，都因戰爭烽火被糟蹋剝奪。不過除了年代與性別之外，很難找出她們的共通點；她們彼此痛苦經驗亦無交集。以歷史社會背景而言，她們不大可能「相遇」，甚至假定她們活在同一個島上，亦難以有交集。安妮出身於中產階級的家庭，父親是貿易公司的老闆，她跟姊姊都就讀當地猶太人的學校，且成績很好。
反觀阿嬤們，不管是「自願」或「被迫」，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成為慰安婦的女性幾乎皆來自社會的底層；台灣也不例外。許多人因家庭極貧困而被賣掉，成了藝妓和妓女，之後轉成從軍慰安婦。同時有許多女性是被當地仲介人（台灣人、朝鮮人、日本人皆有）欺騙，成了慰安婦。來自朝鮮半島與台灣的慰安婦，都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受害者，同時也是父權主義（因為貧窮逼家長賣掉的孩子幾乎是女性）的犧牲者。她們幾乎沒上過學、也不識字。
像安妮一樣家庭環境不錯、能夠考上女子學校的台灣女孩，不太可能有機會認識鄉下貧窮家庭的女孩。由於安妮身處的社經環境，她不可能關心陷入性交易的殖民地社會邊緣的女性。例如，安妮在日記裡提及，戰爭、作家與女性解放，並非她感興趣的主題（《安妮日記》，頁87）。換言之，安妮與阿嬤們，嚴格說來是處於截然不同的社會群集，毫無交集。唯有在終戰七十多年後，憑藉著特定意識型態與想像力，才能使她們「相遇」。
再者，安妮在二戰時期被迫害，甚至最後被送到集中營，成了大屠殺（Holocaust）受難者，最大原因來自於她的偤太血統，而非性別。易言之，安妮的受害經驗，乃出自於極權統治下的種族歧視，與性別的關聯極低。在納粹德國的種族優生學論述下，偤太人不過是次人類，政策的終極目標在於剷除與撲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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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從國家的治理術來看，日本帝國成立慰安婦的制度，並非意欲撲滅殖民地女性，其中有很大成份是為了確保與振奮日軍之軍情，並控管性傳染病。因此慰安婦的任務，乃是積極地「維繫生命」——只是並非以她們的生命為優先。因此，安妮與阿嬤們的生／身體，反映出截然相反的國家治理術。
此外，阿嬤們所受到的剝削與傷害乃來自多重的邊緣化暴力：帝國、父權、階級、性別。在展覽中，我們一方面與阿嬤們同哀哭，但另一方面，卻不能不指出：阿嬤們的形像被簡化為抗日與控訴日軍的性暴力。
展覽中略而未提的，是台灣當時乃為日本帝國之殖民地；而殖民統治期間，人們對於己身的身份認同之複雜（特別是皇民化運動），絕對有異於終戰七十多年後持抗日民國史觀者之見。因此，在日軍營地提供性服務，到底是出於愛「國」主義的心情？或是被強制進而必須抵抗，或有諸多更幽微的心理轉折，台灣至今尚仍無更細膩與詳盡的論述展覽提供更廣的視野，僅是把所有慰安婦的經驗同質化。
例如，策展中所播放之紀錄片《阿媽的秘密》，並未區分被派遣至南洋戰場的慰安婦，與發生在花蓮日軍強暴原住民婦女之差異。僅僅將女性在戰爭下所經歷的性暴力毫無差別地併置，二分法簡化與強化日軍等於性施暴者，女性等於性奴隸的思維。
從展場所提供的阿嬤們的簡單背景自述，明顯可以看到共同之處即是家庭貧困，並多為養女。誠如前述，阿嬤們皆來自社經底層，而在父權思維下，重男輕女的性別差異，使得阿嬤們必須捨棄就學，協助分擔家中經濟重擔。因此，當她們聽熟人介紹，有更好的賺錢機會，便很難不心動。父權與階級，生命的無依無靠，成了台籍慰安婦的隱形推手。
這段歷史之所以沉寂了五十年後才逐漸為人知曉，從紀錄片中也可略窺端倪，同時也見到社會風氣對女性與性的嚴苛，造成阿嬤們第二次創傷。
阿嬤們幾乎都提到，不敢與旁人訴說這段經歷。若非因社會輿論將「不潔」與「恥感」加諸在女性與性暴力之上，阿嬤們何以必須隱忍這個創傷？甚至在婚後，丈夫得知自己的妻子曾擔任過慰安婦時，都無法接受，而選擇離開。帝國機器介入生命政治的性創傷尚無法透過言說而治癒，五十年來，阿嬤們還要將這個祕密放在心底最深處，就怕被社會鄙視與嫌惡。
因此，帝國統治下的性暴力，與父權思維下對女性與性的箝制，使得阿嬤們的創傷並非一次性的事件，而是綿延積累的傷口，更加使人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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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書寫力量下的視與不視
策展高舉女性書寫的力量，試圖在傳統上以男性經驗與角度為主的歷史敘事中，找回被淹沒的女性聲音。若站在解構男性中心的歷史敘述與凝視，女性的書寫確實可視為抵抗或培力女性之工具。不過，將這樣的大框架套用在阿嬤與安妮身上，是否恰當？
就書寫的能動性而言，阿嬤與安妮即處於兩種不同位置上。安妮的受教程度，讓她能夠書寫自己，寫成了《安妮日記》。但未受教不識字的阿嬤卻無法自我書寫，未曾留下擔任慰安婦時的任何文字記錄。我們所讀到有關阿嬤的文字，皆由第三者所代筆；而這些書寫者，有知識分子及政治人物，但幾乎沒有人經歷過阿嬤活過的殖民時代。
替阿嬤發聲，乍看之下乃是追討正義之舉。但我們也要留意，這些代筆者，並非純粹再現阿嬤們的慰安婦經驗；在選擇什麼故事可以被記下來，什麼樣的聲音可以被聽見……篩選與過濾的過程中，就已經摻雜了代筆者的特定意識形態與史觀立場。
韓國學者朴裕河在《帝國的慰安婦》裡曾論及慰安婦的多元經驗——包括快樂的經驗、與日本兵閒聊、甚至談戀愛等「脫軌」故事……她認為，國族主義前提下被塑造出來的慰安婦論述，導致個人經驗被忽略與抹除。在此情況下，當我們為阿嬤們的殤痛經歷而悲憤之際，不能不注意到，這些打磨阿嬤們故事的代筆者，是否意圖將台籍慰安婦的論述，導向偏頗、狹隘、甚至製造仇恨的史觀，使得阿嬤們再一次被「消費」。
此外，阿嬤與安妮在身體與記憶的向度上，也有極大的落差。首先，安妮在日記中的書寫，乃是一名女孩，因為生理的變化、初經的來潮，而開始步入「女人」的青春期身體經驗。性的慾望、女體的變化、與母親的愛與恨……安妮記錄並展現全新的身體經驗，這個身體還很新，還在準備探索，中產階級的青春少女的身體，無須勞動的奴役，一切都充滿朝氣與可能；日記並非以打造特定國族記憶或解放女性的立場出發，很多時刻，它更像是女性的成長敘事。
至於阿嬤的身體與記憶，又與安妮截然不同。首先，帝國社會底層的阿嬤，成為慰安婦時的年紀約為17-20歲左右，無論是社經位階與年紀所帶來的身體經驗，都與安妮有著不可消弭的差異。
誠如前述，阿嬤無法書寫自己，因而距離記憶與經驗被書寫下來，是五十多年後的事。五十年前的記憶，與由代筆人書寫下來的追憶，兩者遠遠地被隔開，永遠不可能是當初的身體經驗。因此，觀者看到的，只能是年紀老邁女性的身體經驗；這個身體，充滿了過去創傷的孔洞，五十年性輿論的箝制、當下與過去層疊錯縱交織，是一具具無法哀悼無法再現的沉默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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