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江喜久、劉玉雯／安妮與阿嬤的相遇？——再思《ANNE X AMA》特展（下）
（文：天江喜久，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副教授；劉玉雯，南神神學院研究生）
不視的歷史正義
書寫是把雙面刃，可以帶來解放，同時也可能是暴力。當我們以「平權」、「女力」等流行政治標語，壟斷書寫空間時，容易覆蓋過歷史真相與其重要教訓。的確，在《ANNE X AMA》展裡可看見／可視（visible）戰爭下的女性悲慘境遇。而女人與小孩是戰爭的最大的受害者。
不過，高舉女性為主體的書寫卻「不視」（invisible）的議題是什麼呢？ 對安妮而言，是反偤太主義（anti-Semitism）與種族歧視（racism）。悲劇不能比較，但殺害六百萬個偤太人的大屠殺的罪行，比慰安婦嚴重太多了。當我們勉強將安妮與阿嬤放在同一個天秤上時，對歷史的評判便有失公允——因為我們不知不覺陷入矮化偤太人大屠殺的歷史性罪惡。
那麼，對阿嬤而言，被「不視」的議題為何？最大的「不視」之惡也許就是帝國主義。當我們以戰爭的罪行處理慰安婦問題時，日本殖民地主義的罪行就被忽略。其實當年慰安婦的立場背景各異；當時的韓國跟台灣的慰安婦皆是日本帝國的臣民。她們的待遇與在戰場被俘虜的中國、菲律賓、荷屬東印度等占領地區的女性不同。當慰安婦跟性奴隸被劃上等號時，便抹掉她們的殊異性，也抺掉了帝國與殖民地的關係。
同時，慰安婦的特殊性也會被淹沒。例如，殖民地的慰安婦，不只被要求以身體（性）服事國家，也被要求「成為」日本人（取日本名字、穿日人衣服）——因為活在砲彈與死亡恐懼裡士兵們，要的是不僅是性服務，還有心理上的安慰（故鄉的味道）。日軍需要的是日本人，及可代替日本女性的「類日本人」。這樣的皇民化政策，除了使得慰安婦遭受身體上的性暴力，同時也帶來心理上的錯亂與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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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立台灣文學館《ANNE X AMA》的開幕典禮中，有一位官員說她現在才知道台籍慰安婦有可能是她自己的阿嬤。 這種同情心或社會學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很重要。不過，她應知當時在殖民地當慰安婦的人屬於底層，而不是一般家庭的女人。
其中來賓之一的台南女中的校長哽咽著說，小桃（慰安婦阿嬤）曾是個台南女中的學生，她在上學路上被軍人帶走，送到中國南洋戰場，被迫當慰安婦。校長說雖然找不到她入學的紀錄，但他還是相信她。2016年1月，小桃過世前，校長帶一群學生去病房探望她，並贈予她畢業證書。進入頂尖的女學校說不定是小桃阿嬤的心願。不過身為教育工作者，會否因同情心而不自覺扭曲事實？美麗的謊言能帶來的是正義還是爭議？
今日國際社會的一般認知，多以為日本政府既不道歉也沒有賠償。不過，至少在1990年代時，許多日本人承認及同情被迫當慰安婦的亞洲女性。日本政府是在村山首相之領導下，展現了最大的誠意。在1995年，終戰五十周年時，村山政府由亞洲婦女基金會已向慰安婦道歉及補償。當時基金會發放「贖罪金」賠償慰安婦的同時，也附上了日本首相的道歉信：
不過在韓國與台灣，因為當時日本政府以民間捐款的名義籌措基金，導致政府的誠信被質疑、甚至被抹黑、扭曲。當地部分政治人士與倡議者主張拒絕運動，因此最後訴求並未解決；慰安婦阿嬤被倡議者綁架、利用與消費。
另外，這一場特展裡，把兩個背景脈絡全然不同的生命經驗，併置而論，不免讓人質疑是利用安妮的知名度，來拉升國內對慰安婦議題的關注。畢竟，在地球彼端的歐洲偤太人大屠殺，與亞洲戰場上被帝國日本與父權主義踐踏的底層女性，能夠同日而語嗎？在這場特展中，安妮被消費了，阿嬤也被消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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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之外，正義之前
歷史中的創傷需要言說的力量，讓世人得以見證並記憶，不讓受害者二度死亡。中華民國博物館秘書長賴瑛瑛在特展手冊中提及：「博物館絕非中立客觀的場域，沒有立場沒有主張」、「博物館有社會責任，令觀眾不斷的反思，倡導當代價值，發揮影響力」。
不過，這樣的社會責任，難道就該犧牲掉歷史的真相嗎？在併置安妮與阿嬤的生命故事之前，在我們要共同藉由這段傷痛的帝國戰爭女性歷史，邁向更正義的記憶之前，難道不應該先好好梳理阿嬤們的創傷多重源頭嗎？沒有先全面檢視歷史的「真相」，台灣又能迎向哪種正義的未來？
暫且不論安妮與阿嬤的生命經驗之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展覽的主軸之一是希望讓我們看見，安妮與阿嬤在戰爭的蹂躪下，「其奮力拼搏求生的能量」。安妮的求生能量，來自於她書寫的力量。在受迫害而必須躲在密室中的恐怖年代，寫作成為她盼望的出口。而在人性被扭曲的日子裡，仍舊有「正直少數」的人在幫助藏在密室裡的偤太人活下去，讓我們看到黑暗時代中的一束微光。
如風中蘆葦的阿嬤們，在婦女救援基金會的陪伴下，透過藝術，縫合了無法言說的創傷，在生命的尾聲，得以平靜地揮別。但是整場特展看下來，佔上風的，仍是從未爬梳清楚多重壓迫來源的控訴與血淚。我們與阿嬤們一同悲傷痛哭，見證她們揹著創傷踽僂而行的堅毅。
但是，展場中僅是將某些篩過的「事實」與「故事」，以毫無爭議的方式放在一起，迴避掉了更多異質性的慰安婦故事；激昂的影片內容，很容易煽動觀者的悲憤之情，不自覺地共同加入特定意識型態所欲打造與操弄的國族記憶與情感，落入特定史觀的惡質輪迴之中，未曾深刻而細膩處理那個時代下複雜的歷史樣貌。
在展場的末了，有這麼幾塊板子：「為什麼受傷害的是她們？」、「誰傷害了她們？」，恐怕是這場展覽中並未回答的問題。或許我們更能追問：「還有哪些她們受到傷害而不被知道？」若能夠走出意識型態的鬥爭、國族史觀的操弄，真切而誠懇地回到各別阿嬤的故事裡，也許是更大的醫治與盼望——對阿嬤們與台灣皆然。
安妮與阿嬤們受害經驗存在著巨大的鴻溝。若強制以「她們」為一整體而視之，無視彼此根本上的差異，將又會是再一次失憶／義的暴力，而是否也是對阿嬤的人生不夠尊重？。這並非是我們在追尋歷史正義中所樂見的。
安妮與阿嬤的相遇，既視，也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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