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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江喜久、劉玉雯/安妮與阿嬤的相遇?——再思《ANNE X AMA》特展(上)

(文:天江喜久,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副教授;劉玉雯,南神神學院研究生)

2018年7月7日,應婦女救援基金會之邀請,荷蘭「安妮之家」(Anne Frank House)首度來台展出。這場特展《安妮與阿嬤相遇:看見女孩的力量》(以下簡稱《ANNE X AMA》)是與台籍慰安婦「阿嬤家」合作舉辦。今年4月11日,該特展移師至國立台灣文學館展出,使南部民眾有機會一睹阿嬤們的故事,以及這個在荷蘭參觀人數第三高的世界級博物館。

總稱「阿嬤」的台籍慰安婦,是二戰時期在日軍營地提供性服務的台灣女性。她們被派往中國、南洋等戰區。雖精確被動員的人數有待商榷,不過約有一千多人,平均年齡在20歲左右。阿嬤們因為戰爭的緣故,經歷身心暴力與創傷,令人不捨與心碎。

至於安妮,則是在二戰時期,13歲的德國猶太裔女孩。她與家人逃往荷蘭並由朋友協助躲藏,以躲避納粹的迫害。不過最後仍不幸告密被捕,送往集中營,最後安妮因斑疹傷寒而死亡。安妮的父親是家族的唯一生還者。她在密室裡寫的日記,二戰後被發現,由父親編修出版,翻譯成60多種語言,成為世界發行量最多的圖書之一。

阿嬤們與安妮的遭遇,讓我們再次見證戰爭之邪惡與和平之必要。不過,身在地球兩端、不同戰場與社會背景的阿嬤與安妮,到底有沒有「相遇」?將是此文章欲探討之主題。

同質化「女孩的力量」

誠然,安妮與阿嬤的青春與夢想,都因戰爭烽火被糟蹋剝奪。不過除了年代與性別之外,很難找出她們的共通點;她們彼此痛苦經驗亦無交集。以歷史社會背景而言,她們不大可能「相遇」,甚至假定她們活在同一個島上,亦難以有交集。安妮出身於中產階級的家庭,父親是貿易公司的老闆,她跟姊姊都就讀當地猶太人的學校,且成績很好。

反觀阿嬤們,不管是「自願」或「被迫」,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成為慰安婦的女性幾乎皆來自社會的底層;台灣也不例外。許多人因家庭極貧困而被賣掉,成了藝妓和妓女,之後轉成從軍慰安婦。同時有許多女性是被當地仲介人(台灣人、朝鮮人、日本人皆有)欺騙,成了慰安婦。來自朝鮮半島與台灣的慰安婦,都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受害者,同時也是父權主義(因為貧窮逼家長賣掉的孩子幾乎是女性)的犧牲者。她們幾乎沒上過學、也不識字。

像安妮一樣家庭環境不錯、能夠考上女子學校的台灣女孩,不太可能有機會認識鄉下貧窮家庭的女孩。由於安妮身處的社經環境,她不可能關心陷入性交易的殖民地社會邊緣的女性。例如,安妮在日記裡提及,戰爭、作家與女性解放,並非她感興趣的主題(《安妮日記》,頁87)。換言之,安妮與阿嬤們,嚴格說來是處於截然不同的社會群集,毫無交集。唯有在終戰七十多年後,憑藉著特定意識型態與想像力,才能使她們「相遇」。

再者,安妮在二戰時期被迫害,甚至最後被送到集中營,成了大屠殺(Holocaust)受難者,最大原因來自於她的偤太血統,而非性別。易言之,安妮的受害經驗,乃出自於極權統治下的種族歧視,與性別的關聯極低。在納粹德國的種族優生學論述下,偤太人不過是次人類,政策的終極目標在於剷除與撲滅。

圖/維基共享
圖/維基共享

但是,從國家的治理術來看,日本帝國成立慰安婦的制度,並非意欲撲滅殖民地女性,其中有很大成份是為了確保與振奮日軍之軍情,並控管性傳染病。因此慰安婦的任務,乃是積極地「維繫生命」——只是並非以她們的生命為優先。因此,安妮與阿嬤們的生/身體,反映出截然相反的國家治理術。

此外,阿嬤們所受到的剝削與傷害乃來自多重的邊緣化暴力:帝國、父權、階級、性別。在展覽中,我們一方面與阿嬤們同哀哭,但另一方面,卻不能不指出:阿嬤們的形像被簡化為抗日與控訴日軍的性暴力。

展覽中略而未提的,是台灣當時乃為日本帝國之殖民地;而殖民統治期間,人們對於己身的身份認同之複雜(特別是皇民化運動),絕對有異於終戰七十多年後持抗日民國史觀者之見。因此,在日軍營地提供性服務,到底是出於愛「國」主義的心情?或是被強制進而必須抵抗,或有諸多更幽微的心理轉折,台灣至今尚仍無更細膩與詳盡的論述展覽提供更廣的視野,僅是把所有慰安婦的經驗同質化。

例如,策展中所播放之紀錄片《阿媽的秘密》,並未區分被派遣至南洋戰場的慰安婦,與發生在花蓮日軍強暴原住民婦女之差異。僅僅將女性在戰爭下所經歷的性暴力毫無差別地併置,二分法簡化與強化日軍等於性施暴者,女性等於性奴隸的思維。

從展場所提供的阿嬤們的簡單背景自述,明顯可以看到共同之處即是家庭貧困,並多為養女。誠如前述,阿嬤們皆來自社經底層,而在父權思維下,重男輕女的性別差異,使得阿嬤們必須捨棄就學,協助分擔家中經濟重擔。因此,當她們聽熟人介紹,有更好的賺錢機會,便很難不心動。父權與階級,生命的無依無靠,成了台籍慰安婦的隱形推手。

這段歷史之所以沉寂了五十年後才逐漸為人知曉,從紀錄片中也可略窺端倪,同時也見到社會風氣對女性與性的嚴苛,造成阿嬤們第二次創傷。

阿嬤們幾乎都提到,不敢與旁人訴說這段經歷。若非因社會輿論將「不潔」與「恥感」加諸在女性與性暴力之上,阿嬤們何以必須隱忍這個創傷?甚至在婚後,丈夫得知自己的妻子曾擔任過慰安婦時,都無法接受,而選擇離開。帝國機器介入生命政治的性創傷尚無法透過言說而治癒,五十年來,阿嬤們還要將這個祕密放在心底最深處,就怕被社會鄙視與嫌惡。

因此,帝國統治下的性暴力,與父權思維下對女性與性的箝制,使得阿嬤們的創傷並非一次性的事件,而是綿延積累的傷口,更加使人心痛。

一名台籍慰安婦對日本政發出抗議。 圖/美聯社
一名台籍慰安婦對日本政發出抗議。 圖/美聯社

女性書寫力量下的視與不視

策展高舉女性書寫的力量,試圖在傳統上以男性經驗與角度為主的歷史敘事中,找回被淹沒的女性聲音。若站在解構男性中心的歷史敘述與凝視,女性的書寫確實可視為抵抗或培力女性之工具。不過,將這樣的大框架套用在阿嬤與安妮身上,是否恰當?

就書寫的能動性而言,阿嬤與安妮即處於兩種不同位置上。安妮的受教程度,讓她能夠書寫自己,寫成了《安妮日記》。但未受教不識字的阿嬤卻無法自我書寫,未曾留下擔任慰安婦時的任何文字記錄。我們所讀到有關阿嬤的文字,皆由第三者所代筆;而這些書寫者,有知識分子及政治人物,但幾乎沒有人經歷過阿嬤活過的殖民時代。

替阿嬤發聲,乍看之下乃是追討正義之舉。但我們也要留意,這些代筆者,並非純粹再現阿嬤們的慰安婦經驗;在選擇什麼故事可以被記下來,什麼樣的聲音可以被聽見……篩選與過濾的過程中,就已經摻雜了代筆者的特定意識形態與史觀立場。

韓國學者朴裕河在《帝國的慰安婦》裡曾論及慰安婦的多元經驗——包括快樂的經驗、與日本兵閒聊、甚至談戀愛等「脫軌」故事……她認為,國族主義前提下被塑造出來的慰安婦論述,導致個人經驗被忽略與抹除。在此情況下,當我們為阿嬤們的殤痛經歷而悲憤之際,不能不注意到,這些打磨阿嬤們故事的代筆者,是否意圖將台籍慰安婦的論述,導向偏頗、狹隘、甚至製造仇恨的史觀,使得阿嬤們再一次被「消費」。

此外,阿嬤與安妮在身體與記憶的向度上,也有極大的落差。首先,安妮在日記中的書寫,乃是一名女孩,因為生理的變化、初經的來潮,而開始步入「女人」的青春期身體經驗。性的慾望、女體的變化、與母親的愛與恨……安妮記錄並展現全新的身體經驗,這個身體還很新,還在準備探索,中產階級的青春少女的身體,無須勞動的奴役,一切都充滿朝氣與可能;日記並非以打造特定國族記憶或解放女性的立場出發,很多時刻,它更像是女性的成長敘事。

至於阿嬤的身體與記憶,又與安妮截然不同。首先,帝國社會底層的阿嬤,成為慰安婦時的年紀約為17-20歲左右,無論是社經位階與年紀所帶來的身體經驗,都與安妮有著不可消弭的差異。

誠如前述,阿嬤無法書寫自己,因而距離記憶與經驗被書寫下來,是五十多年後的事。五十年前的記憶,與由代筆人書寫下來的追憶,兩者遠遠地被隔開,永遠不可能是當初的身體經驗。因此,觀者看到的,只能是年紀老邁女性的身體經驗;這個身體,充滿了過去創傷的孔洞,五十年性輿論的箝制、當下與過去層疊錯縱交織,是一具具無法哀悼無法再現的沉默身體。

▍下篇:

安妮與阿嬤的相遇?——再思《ANNE X AMA》特展

2018年,婦女救援基金會等多個人權團體前往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舉行814國際「慰...
2018年,婦女救援基金會等多個人權團體前往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舉行814國際「慰安婦」紀念日抗議行動。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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