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彿若有光——評奉俊昊《寄生上流》

（※ 本文有雷，斟酌閱讀。）

今年坎城影展的最高榮譽金棕櫚獎，頒給了韓國導演奉俊昊的作品《寄生上流》，這是韓國首度獲得這座獎項的肯定。

奉俊昊導演的作品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他以《殺人回憶》、《駭人怪物》與《非常母親》等片奠定風格，也曾受Netflix的邀請拍攝《玉子》。奉俊昊大學時念的是延世大學社會學系，這所學校是韓國三大名校SKY之一（即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兼具批判與自由的風氣，也曾積極參與民主化運動。

奉俊昊始終關注的是底層人物處境，作品常扣緊對全球化與階級議題的疑問，《寄生上流》當然也不例外。這樣的主題果然也跨越文化藩籬，獲得本屆坎城的獎項肯定。

關於「家」的不同樣貌

對於西方人來說，談到東亞社會時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以「家」為主軸的社會結構。

我每學期都會教到不少歐美學生，問到東亞社會有哪些特徵時，他們一定會提到「家」的重要性。想想看最近長榮罷工行動中，資方以「家」為名、以「家父長」自居的上對下姿態，這些在歐美國家的勞資關係中，是幾乎不會出現的。

去年坎城影展金棕櫚獎頒給了日本導演是枝裕和執導的電影《小偷家族》，今年則頒給了奉俊昊的作品《寄生上流》，這二部電影的主題，都與「家」的不同樣貌有關。

是枝裕和的電影《小偷家族》，談的是一群彼此沒有血緣關係的社會邊緣人，一起生活，彼此給予溫度與照顧的故事。雖然電影裡這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家」，後來因為不敵各種現實狀況而被迫分散，不過這樣的「家」的概念，其實很符合日本的社會結構特色。

許多學者曾指出日本社會是一種「家」社會，而這個「家」，不一定要建立在血緣關係上，其更重視的，是一種生活共同體的擬親狀態。像是吉本芭娜娜的小說《廚房》，講的就是這樣一群沒有血緣關係的人，所共同組成的「家」。

然而，在奉俊昊的電影《寄生上流》裡，我們看到了韓國「家」的另一種樣貌。韓國社會也同樣強調「家」，但與日本不同的是，韓國的「家」主要是建立在血緣關係上（所以韓國電視劇裡才有一堆很誇張的認親劇情）。

在《寄生上流》裡，我們看到處於不同社會位置上的「家」——位居上層的、位居下層的、以及那不見天日的。因為處在不同的社會位置，我們因此看到這些「家」裡的家人彼此之間不同的互動與生活情景。

電影裡呈現出兩個作為對照的家庭，一樣是夫妻與一雙子女，卻有著截然不同的互動關係。貧窮人家沒有因為貧窮就失去「家」的樣子，空間的狹迫反而使得家人的互動更為緊密。影片中多次出現貧窮金家家人們一起吃飯聊天的情景。對韓國人來說，一起吃飯，就是親密關係的展現。

相反地，有錢的朴家雖然廚房與餐廳都很寬敞，家裡充滿各種高級食材，卻從未看到家人一起用餐的情境。有關飲食的場景，只有非正餐的水果、蛋糕、或是泡麵等，而且都是一個人獨自享用。看得出來，這是一個關係很疏離的家。

影片中貧窮家人之間的相處，充滿真誠的關懷與尊重；基宇與基婷兄妹之間雖然常鬥嘴，互動卻很親密；親子關係可以說是父慈子孝，以尊重的方式彼此對話；夫妻之間，並沒有因為貧困而失去彼此的尊重與愛；當家裡遇大水時，丈夫優先搶救出來的並不是自己的東西，而是妻子年輕時得到的運動比賽獎牌。

諷刺的是，有錢的人家卻因為寬廣的空間，使得彼此之間隔閡更大。丈夫工作忙碌，家裡的事情與孩子的教養基本上都丟給妻子負責，只有夜深時才有短暫的相處時間；姐弟之間基本上完全沒有互動；親子之間，也感覺似乎有不少隔閡；當二次被問到是否愛自己的妻子時，只看到有錢丈夫冷笑說「也許是吧」，或是對這個問題感到不耐煩。

因為這些具體而微、由許多細節堆砌出來的、關於「家」的真實寫照，使得這部電影得以跨越文化的界限，就像法國《世界報》（Le Monde）所說的，讓西方觀眾能有機會看到不同的「家」的樣貌。

讓人忍不住發笑的「全球化」

全球化所造成的現象，一直是社會學界批判研究的主題，社會學系出身的奉俊昊也不例外，在這部電影裡大力地嘲諷了「全球化」的荒謬。所謂的「全球化」，理論上應該是關乎世界各國的事務，但在《寄生上流》裡，我們只看到狹隘的、每每令人發笑的「國際觀」。

在底層（不管是社會的底層還是住房的底層）生活的貧窮金氏家族，每天想盡辦法努力打零工，為日常生活苦苦掙扎，就像長年失業的爸爸起床後想找東西吃，結果只找到廉價吐司麵包剩下的皮（而且還是發黴的）。而讓他們開始有機會到上流社會朴氏家族寄生的，就是所謂的「全球化」。

敏赫是金基宇好友，因為要去美國留學，而委託基宇接替家教工作。基宇教的是英文，正是國際化的象徵；妹妹基婷謊稱是美國伊利諾大學的留學生，二人各自取了洋名——凱文和潔西卡。

另一邊，富有的IT企業朴社長把自己曾上美國媒體的報導大大表框掛在家裡，作為成功的象徵；朴太太動不動就撂一下英文，展現自己的國際化，還再三強調小孩喜歡的印地安帳篷跟玩具都是從美國直購來的，品質很好。在這個家裡工作的所有人，不管出身如何，也一定要隨口溜出一句英文或單字。

所謂的全球化或國際化，我們在片中好像只看得到美國。把英文當成是神奇力量來崇拜，在韓國（或東亞其他國家）其實是常見的荒謬現象，所以每當電影裡某人又蹦出一兩句英語時，只剩下全場發笑的聲音。

彷彿若有光

在《寄生上流》裡，空間的上下，明顯地象徵著階級與社會地位的上下。而穿透其中的，就是光與暗的巨大差別。

下流階級出身的基宇第一次進入上流階級的朴家時，暈眩於灑滿庭院的陽光；進入了豪宅之後，看到的是四面玻璃，採光明亮；第一次見到富有人家的女主人朴太太，她正在院子裡曬著陽光打瞌睡。

當朴家一家人外出時，貧窮金家偷偷入住豪宅，基宇整天躺在院子裡的草坪上，曬著陽光看書、看天空，捨不得進房；就連基婷想著要使壞陷害原來的管家、以便能全家寄生上流家庭時，也難得地灑滿了一身的陽光燦爛；大水雨過天晴後，下流階級被迫擠在不見陽光的體育館，上層階級則忙著在灑滿陽光的院子裡，歡樂開趴。

原來，要有光是這麼奢侈的一個願望。

金家一家人住在半地下房，只有小小的一扇窗。不要說這個半地下房多麼寒酸，因為還有更多的地下房完全沒有窗。我在韓國住過的房子，也差點經歷這個階段。剛開始我住的房子，從窗戶可以遠眺景福宮與青瓦台，那時很享受這樣的「特權」。後來因故必須搬家，尋找房子的過程中，我下定決心一定不能找半地下房以及全地下房，因為無法想像沒有對外窗的日子。

我有能力選擇，可是很多人沒有。有次看一部韓劇，劇裡重考多年的人生魯蛇，對著家世不錯的朋友說，現在可以住在有陽光的房子，就已經很幸福了。以前的房子沒有窗戶，因為要讓房裡有那一小抹陽光，每個月還需要多花上7萬韓元（將近台幣2千元）的房租。

位居上層的、位居下層的、以及那不見天日的人，原來最大的差別，在於生活裡是不是能有陽光。

然而，這也是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屬於首爾的城鄉差距獨特現象。有個調查報告指出，所謂的「半地下房」有98%集中在首爾以及首都圈。這是因為人口向首都高度集中之後，因應首爾丘陵地形而形成的現象。然而，很多在非首都圈的地方貧困人口，其實是居住在比半地下房狀況都不如的地方。

那塊該死的石頭

一切都是那塊該死的石頭所引起的。

基宇好友敏赫在出國前拿了一塊漂亮的山水石給基宇，說能帶來好運。之後，基宇有機會進入上流的朴家，靠著當英文家教，跟有錢人家的女兒談起了戀愛，開始幻想起未來進入上流階層生活的夢想。

基宇之所以有辦法假裝成名門大學的學生，是因為大學重考了很多次，熟悉考試的方式。即使落榜多次，他仍寄望著來年能考上，成為真正的名牌大學生，好翻轉自己的人生。妹妹基婷聰明也有天分，卻因為家裡沒錢，去不了補習班、考不上大學。他們的父親感嘆著要是首爾大學有偽造文書系，女兒一定能考上榜首。劇中另外那住在不見天日處的人，其實應該有著不錯的教育程度，因為即使困在不見天日之處，仍然坐擁不少的書。

那塊石頭，看似帶來了希望，就好像我們以為教育能翻轉我們的階級。然而至終，這仍是個妄想，就像劇中那些底層的人再怎麼努力往上爬，大水依然嘩啦嘩啦往下奔流一樣。

就算很努力，卻依然揮之不去的貧窮

在法國《費加洛報》（Le Figaro）關於《寄生上流》的影評裡，特別提到了在下層階級的金氏家族裡，每個人為了擺脫困境的努力與掙扎。其中最感到無力感、最被現實挫敗的，應該是身為一家之主的父親吧。

在韓國這個家父長制社會裡，這個父親理當負起照顧家人生活的責任，卻做什麼生意都失敗，連代工折個披薩盒子，都還會被比自己年紀小的店長責罵、扣錢。看著自己的兒女為了脫困而說謊、欺騙，還要一本正經地、像個慈父一樣的肯定他們的行為。

差點被拆穿的大雨夜晚，像蟑螂見光就飛奔閃躲、藏在有錢人家角落裡的貧窮父親，聽到有錢的社長夫婦對話，嫌棄他身上難聞的味道。最糟糕的是，他的兒女就在身邊一起聽著這段令人難堪的對話，他卻無能為自己辯白。忍到最後，終於失去了理性，換來的卻只是更糟糕的境遇。

其實，他想要的只是基本的尊重而已。

我想起最近引起騷動與輿論憤怒的社會案件，一樣來自底層的父親，一樣為了家庭生計努力工作，卻賺不到足夠的錢來養活自己的家庭，來支持正在讀大學的兒女。終於在多重的生活壓力下理智斷了線，作出傷害別人、也傷害了自己與家人的事。

「簡而言之，那些人就像你和我，在犯法之前曾經努力掌握自己的人生」¹，只是，他們終歸無能為力。

彷彿若有光，卻仍無能為力地、陷入那無盡的黑暗。

• 娜拉・塞美（Nahlan Saimeh）著，姬健梅譯，《告訴我，你為什麼殺人：司法精神醫學專家眼中暴力犯罪者的內心世界》，台北：臉譜出版，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