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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彿若有光——評奉俊昊《寄生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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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有雷,斟酌閱讀。)

今年坎城影展的最高榮譽金棕櫚獎,頒給了韓國導演奉俊昊的作品《寄生上流》,這是韓國首度獲得這座獎項的肯定。

奉俊昊導演的作品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他以《殺人回憶》、《駭人怪物》與《非常母親》等片奠定風格,也曾受Netflix的邀請拍攝《玉子》。奉俊昊大學時念的是延世大學社會學系,這所學校是韓國三大名校SKY之一(即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兼具批判與自由的風氣,也曾積極參與民主化運動。

奉俊昊始終關注的是底層人物處境,作品常扣緊對全球化與階級議題的疑問,《寄生上流》當然也不例外。這樣的主題果然也跨越文化藩籬,獲得本屆坎城的獎項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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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家」的不同樣貌

對於西方人來說,談到東亞社會時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以「家」為主軸的社會結構。

我每學期都會教到不少歐美學生,問到東亞社會有哪些特徵時,他們一定會提到「家」的重要性。想想看最近長榮罷工行動中,資方以「家」為名、以「家父長」自居的上對下姿態,這些在歐美國家的勞資關係中,是幾乎不會出現的。

去年坎城影展金棕櫚獎頒給了日本導演是枝裕和執導的電影《小偷家族》,今年則頒給了奉俊昊的作品《寄生上流》,這二部電影的主題,都與「家」的不同樣貌有關。

是枝裕和的電影《小偷家族》,談的是一群彼此沒有血緣關係的社會邊緣人,一起生活,彼此給予溫度與照顧的故事。雖然電影裡這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家」,後來因為不敵各種現實狀況而被迫分散,不過這樣的「家」的概念,其實很符合日本的社會結構特色。

許多學者曾指出日本社會是一種「家」社會,而這個「家」,不一定要建立在血緣關係上,其更重視的,是一種生活共同體的擬親狀態。像是吉本芭娜娜的小說《廚房》,講的就是這樣一群沒有血緣關係的人,所共同組成的「家」。

然而,在奉俊昊的電影《寄生上流》裡,我們看到了韓國「家」的另一種樣貌。韓國社會也同樣強調「家」,但與日本不同的是,韓國的「家」主要是建立在血緣關係上(所以韓國電視劇裡才有一堆很誇張的認親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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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寄生上流》裡,我們看到處於不同社會位置上的「家」——位居上層的、位居下層的、以及那不見天日的。因為處在不同的社會位置,我們因此看到這些「家」裡的家人彼此之間不同的互動與生活情景。

電影裡呈現出兩個作為對照的家庭,一樣是夫妻與一雙子女,卻有著截然不同的互動關係。貧窮人家沒有因為貧窮就失去「家」的樣子,空間的狹迫反而使得家人的互動更為緊密。影片中多次出現貧窮金家家人們一起吃飯聊天的情景。對韓國人來說,一起吃飯,就是親密關係的展現。

相反地,有錢的朴家雖然廚房與餐廳都很寬敞,家裡充滿各種高級食材,卻從未看到家人一起用餐的情境。有關飲食的場景,只有非正餐的水果、蛋糕、或是泡麵等,而且都是一個人獨自享用。看得出來,這是一個關係很疏離的家。

影片中貧窮家人之間的相處,充滿真誠的關懷與尊重;基宇與基婷兄妹之間雖然常鬥嘴,互動卻很親密;親子關係可以說是父慈子孝,以尊重的方式彼此對話;夫妻之間,並沒有因為貧困而失去彼此的尊重與愛;當家裡遇大水時,丈夫優先搶救出來的並不是自己的東西,而是妻子年輕時得到的運動比賽獎牌。

諷刺的是,有錢的人家卻因為寬廣的空間,使得彼此之間隔閡更大。丈夫工作忙碌,家裡的事情與孩子的教養基本上都丟給妻子負責,只有夜深時才有短暫的相處時間;姐弟之間基本上完全沒有互動;親子之間,也感覺似乎有不少隔閡;當二次被問到是否愛自己的妻子時,只看到有錢丈夫冷笑說「也許是吧」,或是對這個問題感到不耐煩。

因為這些具體而微、由許多細節堆砌出來的、關於「家」的真實寫照,使得這部電影得以跨越文化的界限,就像法國《世界報》(Le Monde)所說的,讓西方觀眾能有機會看到不同的「家」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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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忍不住發笑的「全球化」

全球化所造成的現象,一直是社會學界批判研究的主題,社會學系出身的奉俊昊也不例外,在這部電影裡大力地嘲諷了「全球化」的荒謬。所謂的「全球化」,理論上應該是關乎世界各國的事務,但在《寄生上流》裡,我們只看到狹隘的、每每令人發笑的「國際觀」。

在底層(不管是社會的底層還是住房的底層)生活的貧窮金氏家族,每天想盡辦法努力打零工,為日常生活苦苦掙扎,就像長年失業的爸爸起床後想找東西吃,結果只找到廉價吐司麵包剩下的皮(而且還是發黴的)。而讓他們開始有機會到上流社會朴氏家族寄生的,就是所謂的「全球化」。

敏赫是金基宇好友,因為要去美國留學,而委託基宇接替家教工作。基宇教的是英文,正是國際化的象徵;妹妹基婷謊稱是美國伊利諾大學的留學生,二人各自取了洋名——凱文和潔西卡。

另一邊,富有的IT企業朴社長把自己曾上美國媒體的報導大大表框掛在家裡,作為成功的象徵;朴太太動不動就撂一下英文,展現自己的國際化,還再三強調小孩喜歡的印地安帳篷跟玩具都是從美國直購來的,品質很好。在這個家裡工作的所有人,不管出身如何,也一定要隨口溜出一句英文或單字。

所謂的全球化或國際化,我們在片中好像只看得到美國。把英文當成是神奇力量來崇拜,在韓國(或東亞其他國家)其實是常見的荒謬現象,所以每當電影裡某人又蹦出一兩句英語時,只剩下全場發笑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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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彿若有光

在《寄生上流》裡,空間的上下,明顯地象徵著階級與社會地位的上下。而穿透其中的,就是光與暗的巨大差別。

下流階級出身的基宇第一次進入上流階級的朴家時,暈眩於灑滿庭院的陽光;進入了豪宅之後,看到的是四面玻璃,採光明亮;第一次見到富有人家的女主人朴太太,她正在院子裡曬著陽光打瞌睡。

當朴家一家人外出時,貧窮金家偷偷入住豪宅,基宇整天躺在院子裡的草坪上,曬著陽光看書、看天空,捨不得進房;就連基婷想著要使壞陷害原來的管家、以便能全家寄生上流家庭時,也難得地灑滿了一身的陽光燦爛;大水雨過天晴後,下流階級被迫擠在不見陽光的體育館,上層階級則忙著在灑滿陽光的院子裡,歡樂開趴。

原來,要有光是這麼奢侈的一個願望。

金家一家人住在半地下房,只有小小的一扇窗。不要說這個半地下房多麼寒酸,因為還有更多的地下房完全沒有窗。我在韓國住過的房子,也差點經歷這個階段。剛開始我住的房子,從窗戶可以遠眺景福宮與青瓦台,那時很享受這樣的「特權」。後來因故必須搬家,尋找房子的過程中,我下定決心一定不能找半地下房以及全地下房,因為無法想像沒有對外窗的日子。

我有能力選擇,可是很多人沒有。有次看一部韓劇,劇裡重考多年的人生魯蛇,對著家世不錯的朋友說,現在可以住在有陽光的房子,就已經很幸福了。以前的房子沒有窗戶,因為要讓房裡有那一小抹陽光,每個月還需要多花上7萬韓元(將近台幣2千元)的房租。

位居上層的、位居下層的、以及那不見天日的人,原來最大的差別,在於生活裡是不是能有陽光。

然而,這也是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屬於首爾的城鄉差距獨特現象。有個調查報告指出,所謂的「半地下房」有98%集中在首爾以及首都圈。這是因為人口向首都高度集中之後,因應首爾丘陵地形而形成的現象。然而,很多在非首都圈的地方貧困人口,其實是居住在比半地下房狀況都不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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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塊該死的石頭

一切都是那塊該死的石頭所引起的。

基宇好友敏赫在出國前拿了一塊漂亮的山水石給基宇,說能帶來好運。之後,基宇有機會進入上流的朴家,靠著當英文家教,跟有錢人家的女兒談起了戀愛,開始幻想起未來進入上流階層生活的夢想。

基宇之所以有辦法假裝成名門大學的學生,是因為大學重考了很多次,熟悉考試的方式。即使落榜多次,他仍寄望著來年能考上,成為真正的名牌大學生,好翻轉自己的人生。妹妹基婷聰明也有天分,卻因為家裡沒錢,去不了補習班、考不上大學。他們的父親感嘆著要是首爾大學有偽造文書系,女兒一定能考上榜首。劇中另外那住在不見天日處的人,其實應該有著不錯的教育程度,因為即使困在不見天日之處,仍然坐擁不少的書。

那塊石頭,看似帶來了希望,就好像我們以為教育能翻轉我們的階級。然而至終,這仍是個妄想,就像劇中那些底層的人再怎麼努力往上爬,大水依然嘩啦嘩啦往下奔流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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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很努力,卻依然揮之不去的貧窮

在法國《費加洛報》(Le Figaro)關於《寄生上流》的影評裡,特別提到了在下層階級的金氏家族裡,每個人為了擺脫困境的努力與掙扎。其中最感到無力感、最被現實挫敗的,應該是身為一家之主的父親吧。

在韓國這個家父長制社會裡,這個父親理當負起照顧家人生活的責任,卻做什麼生意都失敗,連代工折個披薩盒子,都還會被比自己年紀小的店長責罵、扣錢。看著自己的兒女為了脫困而說謊、欺騙,還要一本正經地、像個慈父一樣的肯定他們的行為。

差點被拆穿的大雨夜晚,像蟑螂見光就飛奔閃躲、藏在有錢人家角落裡的貧窮父親,聽到有錢的社長夫婦對話,嫌棄他身上難聞的味道。最糟糕的是,他的兒女就在身邊一起聽著這段令人難堪的對話,他卻無能為自己辯白。忍到最後,終於失去了理性,換來的卻只是更糟糕的境遇。

其實,他想要的只是基本的尊重而已。

我想起最近引起騷動與輿論憤怒的社會案件,一樣來自底層的父親,一樣為了家庭生計努力工作,卻賺不到足夠的錢來養活自己的家庭,來支持正在讀大學的兒女。終於在多重的生活壓力下理智斷了線,作出傷害別人、也傷害了自己與家人的事。

「簡而言之,那些人就像你和我,在犯法之前曾經努力掌握自己的人生」1,只是,他們終歸無能為力。

彷彿若有光,卻仍無能為力地、陷入那無盡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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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娜拉・塞美(Nahlan Saimeh)著,姬健梅譯,《告訴我,你為什麼殺人:司法精神醫學專家眼中暴力犯罪者的內心世界》,台北:臉譜出版,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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