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信仰是如何幻滅的？評康查洛夫斯基《親愛的同志》

俄羅斯當代最多產的導演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Андрей Кончаловский）今年再度帶著新作《親愛的同志》（Дорогие товарищи!）征戰威尼斯影展，並榮獲評審團特別獎。本片於金馬影展在台首映，也在近日獲俄羅斯奧斯卡委員會選為2021年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的俄國代表。

《親愛的同志》再度將鏡頭對準俄國歷史，透過導演已逾八旬的眼睛，回望祖國與祖國人民最悲涼揪心的掙扎。1962年夏天，蘇聯新切爾卡斯克城爆發一起罷工事件，蘇聯政府下令鎮壓。本片跟著忠貞共產黨員、市政廳員工柳妲的視角，一窺人們對於蘇聯、對於共產主義的信仰，是如何地被動搖，直至崩解。

康查洛夫斯基再度與妻子尤莉亞．維索斯卡雅（Юлия Высоцкая）合作，由她扮演片中女主角柳妲。本片最為高明的安排在於，我們跟著柳妲的步伐，與她一同經歷蘇聯鎮壓的暴行、發現女兒參與抗爭的憤怒與無奈，以及面臨喪女的悲痛，因而理解她的動搖與崩解。同時，導演又以柳妲的父親，及女兒絲薇卡作為對照，帶出三代人的政治信仰，並傳神地濃縮了俄羅斯與俄羅斯人宿命般的歷史進程與失落。

帝俄的光榮遺產

柳妲的父親出生自沙皇時期，甚至曾經擔任帝俄的軍官，他明白羅曼諾夫王朝最後的破敗，卻也因為經歷過1917年至1922年的俄國內戰，而對布爾什維克黨、蘇維埃社會主義有了不同理解。他將是永遠活在俄羅斯帝國的人，即便軍服、徽章都布滿塵土，依舊掩蓋不了他的信仰，以及他的心為誰效忠。

除了政治立場可能讓他在蘇聯統治下喪命，東正教也是蘇聯政府所打擊的；然而，東正教與俄羅斯將近千年的融合與傳布，並非一個政權能輕易擊潰。因此，就如同柳妲的父親將聖像畫藏起來一般，東正教以其他的形式在蘇聯社會流動，並在蘇聯解體後，成為聚攏民心、支撐「喪國」的俄羅斯人的重要力量。柳妲的父親，正是代表著新舊政權交替後，懷戀往日的人們。

抵抗納粹的集體記憶

柳妲則是史達林時期，乃至於今日部分俄國人的經典面貌。二戰時期的蘇聯，不論男女都遠赴沙場，即便最後戰勝納粹，但卻付出超過兩千萬生命的慘痛代價。而後，史達林時期以大量的人力和高壓統治帶來復甦，卻也同時迫害了無數市井小民，讓他直至今日在俄國依舊評價不一。但無庸置疑的是，每當票選蘇聯與俄羅斯聯邦時期最受歡迎的領導人時，史達林總是名列前茅，甚至超越現任總統普丁。

柳妲對於史達林的信仰、對於共產黨的信仰，很大一部分出自於她的生命經驗。也因為如此，當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XX съезд КПСС）批判史達林，更正史達林時代的種種措施，並遣返納粹時被流放的政治犯、少數民族時，便被柳妲視為是對史達林的褻瀆。

然而，當她看見KGB對民眾開槍，政府封鎖消息、掩蓋真相，她對共產黨的信任開始漸漸崩裂。她不斷地唱著1947年蘇聯電影《春天》（Весна）的歌曲《春天進行曲》（本曲作詞人為導演父親謝爾蓋．米哈爾科夫Сергей Михалков），希望能藉由歌詞中的愛國、愛民精神，揪住她早已動搖的信仰。只是，早在她躲在廁所中向上帝祈禱，共產黨已經不再是她心裡奉行的圭臬。

解凍時期帶來的世代衝突

絲薇卡在二戰期間出生，等到她邁入青少年時，史達林早已過世。她信仰那短暫的解凍氛圍（1953年至1958年被稱為「解凍時期」），相信自己活在民主社會，相信憲法所賦予人民的權利，相信政府應以人民的福祉為最終目標。然而，待抗爭結束後，她的信仰也崩解了，或許她尚未到明白一切的年紀，但對於政府的信任，卻不再如新切爾卡斯克事件前堅定。三天過去，人們都已不再天真。

從柳妲的父親至絲薇卡這三代，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改朝換代，或是世界秩序全然地轉變。不論在國內或國外，敵我都如此分明；但當立場不同的人是鄰居、親人、情人時，一切竟變得如此複雜，也讓人停下腳步，省思自己一直以來堅信的是什麼。

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時間，俄羅斯經歷了三個政權，從帝俄、蘇聯，至俄羅斯聯邦。每一代人都相信自己的政府與領導人，不論他是沙皇、總書記，還是總統，而每一代人都經歷了信仰的破滅。

批判是最深沉的愛

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或許便是一個身在其中，卻又想抽離自己並記錄一切的人。他的父親是蘇聯國歌的作者（本片第一幕即是柳妲在蘇聯國歌開始播放時離開情人的床）；康查洛夫斯基在赫魯雪夫時期曾受到迫害遠赴海外，而今日在普丁政權下，他卻又在俄羅斯電影界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在政治上的這些複雜背景與連結，都成了他創作的養分，也是一輩子都無法擺脫的糾纏。

對俄羅斯導演來說，敘述祖國的醜惡，亦是他們愛祖國的方式。對於這個歷史超過千年的國家而言，每一頁故事都值得被書寫，每一段歷史都不該被切割，因為這是他們為什麼擁有如此豐富且複雜的臉孔。悲傷的是，太多俄羅斯導演揭開歷史的瘡疤，想告訴世界何以俄國永遠在歐亞大陸徘徊，何以俄羅斯人信仰的價值與他人不同，是什麼樣的土地與歷史鑿出了今日的俄羅斯面容。

然而，他們得到的回應往往是全世界的人揪著這些作品，告訴他們：「為什麼你們會長成這副德性？」無怪乎康查洛夫斯基如此介紹自己的電影：

對我來說，尤為珍貴的是我的多數在蘇聯時期出生的同事們欣賞了這部電影。這對我來說很重要，這意味著我設法恢復了那個時代的精神，並講述我親愛的同志們的矛盾生活——那些經歷了戰爭、擊敗納粹但劇烈受傷，在最短的時間內重建了國家的那一代蘇聯人民。問題是：外國能多大程度的理解或嘗試理解我這一代人生活中的矛盾……我不確定這是可能的。

如此矛盾在《親愛的同志》中隨處可見，不論是對於信仰的掙扎、軍人和KGB中有正有邪的角色，或是殺戮場景輔以歡快的配樂，以及全片黑白淡化了血腥等等。康查洛夫斯基透過劇中人物的互動，更為深層且廣泛地刻畫了蘇聯一代人們的生活。而「矛盾」二字，不論在過去或今日，都是概括形容俄羅斯時必定也必須提到的詞彙。

理解歷史，才有和解的可能

如同片中三代人對於過去的懷念，與對於今日的失望一般，俄羅斯人在蘇聯解體後，邁入市場機制、邁入民主政體。民主對我們來說，是多元意見的發聲，是生命財產的保障，是如空氣一樣自然的存在；但對俄國人來說，卻是經濟動盪、自殺率、失業率居高不下、道德敗壞、價值迷茫的一段日子。今日俄國再度走回強人領導、威權統治的老路，似乎又是一道必然踏上的宿命輪迴。

《親愛的同志》4：3的畫幅和黑白的畫面，讓人無可避免地想起康查洛夫斯基的前作《罪：米開朗基羅》（Грех）和《尋找天堂的三個人》（Рай），然而導演這次卸下了神秘主義，直視政權與人民之間的關係，引人深省。這部電影跨越了虛構與生活的界線，以幾近報導文學的敘事，重回那個血跡被洗去、被柏油覆蓋的1962年夏天。當人們理解了自身歷史，才有與自己和解、與歷史和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