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福爾摩沙之旅》調查筆記，看見俄國人眼中的台灣先民

蘇聯最後一任總書記戈巴契夫於今年8月30日逝世，也讓不少台灣民眾發現，原來戈巴契夫曾經到訪台灣，並與時任總統李登輝會面。

冷戰期間，身處民主陣營的台灣難與蘇聯有什麼交流機會，一直到蘇聯解體之後，台俄關係才邁入全新篇章。1992年，雙方簽署設處協定，1993年駐俄代表處成立，莫斯科駐台北代表處則於1996年設立。三十年來，雖然台灣與俄羅斯的互動不如美日等國頻繁，但在文化、學術、商業上的交流仍有所進展，唯民間依舊普遍對俄羅斯感到陌生，甚至仍停滯在「蘇聯」、「共產國家」的記憶。

事實上，台灣與俄羅斯的相遇並不始於蘇聯解體，早在19世紀，就曾有俄羅斯帝國海軍深入探訪台灣的原住民部落，並留下深具學術價值的調查報告。

俄國海軍踏上福爾摩沙

《1875．福爾摩沙之旅》（Экскурсия на Формозу.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 И. Ибиса）介紹了俄籍海軍保羅．伊比斯（Павел Ибис）的生平事蹟與他的福爾摩沙原住民調查筆記。他參與了「阿斯科爾德號」的環球航行，於1875年獨自來到台灣進行考察，並在期刊上發表了兩篇文章。

這不是第一本在台灣出版的俄羅斯「臺灣研究」史料，在幾年前中研院也曾出版《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俄文史料與研究》，整理俄羅斯官方與民間對台研究。這兩本書所述史料都是由19世紀後半葉開始書寫，不僅因為開港通商以後越來越多外國人造訪台灣，更因為中日、俄日國力此消彼長，亞洲局勢已出現劇烈變化，台灣成為觀察國際情勢極佳的瞭望臺。

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使得台灣躍入全球視野，但在台灣的歷史課本裡面，直到108課綱才自成一節。這不只是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向外擴張、透露殖民台灣野心的第一步，更是大清帝國未完整擁有台灣全島管轄權的證明，引起美國、俄國等遙遠國度的注意。在伊比斯之前來台的俄國軍官捷廉季耶夫（В. А. Терентьев）便是來台蒐集牡丹社事件資料，並完成《福爾摩沙及日本征台之役》。

《1875．福爾摩沙之旅》共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海軍准尉伊比斯紀錄福爾摩沙的兩篇俄文文章，第二部分是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副所長劉宇衛（Валентин Головачев）的導讀。

閱讀本書的過程如同拆解一套俄羅斯娃娃，首先看到的是一百五十年前一位俄國人如何以不帶太多評價、偏見的態度，詳實地紀錄台灣島上的原住民族群，並且以他對其他地區的理解，推估台灣原住民在根源上與其他地區的連結及相近性。伊比斯的紀錄十分生動，他透過細緻的文字描寫原住民的食衣住行、語言、武器、與漢人、日本人的互動，更以繪畫將當時的台灣原住民面容記錄下來，繪畫技巧十分出色且極為寫實。不僅如此，他也同時描寫了自己深入部落的過程，包括自己如何與原住民互動，如何取得他們的信任，如何利誘他們讓自己得以紀錄想觀察的事物。

了解先民，也了解曾踏上這塊土地的人

讀者隨著伊比斯的腳步從香港前往打狗（高雄），徒步經歷台灣南北的自然風光與人文地景，對於先民的日常生活、當時的政治局勢都能有初步理解。第二部分劉宇衛教授的導讀就像打開俄羅斯娃娃的裡層，他研讀、導讀史料的層次分明，首先介紹俄國社會、媒體對伊比斯這兩篇文章的評價，再透過伊比斯的紀錄，推敲、建構出他的航行、旅程，以及人生的最後一段日子。

伊比斯研究台灣原住民，劉宇衛研究伊比斯，層層建構，堆疊出俄羅斯臺灣研究的百年淵源，讓讀者不僅能透過伊比斯的視角了解自己土地的故事，更可以一窺這位書寫台灣的人的面貌。劉宇衛亦援引民族學、人類學的工作細則、研究方法，分析伊比斯可能是遵循哪些著作的研究指引來觀察台灣原住民，並將這些史料實際比對相關研究要點，論證伊比斯的紀錄的確非常具有系統性，部分內容甚至已經被後世證實為極為可信的論點。

被不斷驗證的地緣重要性

若說隨著21世紀東亞局勢緊張，台灣於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逐漸增加，那麼近一百五十年前的「牡丹社事件」作為東亞國家的一大政治、軍事事件，亦驚動各國。然而，多數國家都將此事放在日本侵台脈絡下觀察與研究，鮮少將台灣放於主角地位，就連台灣教科書也是到了近二十年才開始出現「牡丹社」一詞。這也顯示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台灣手握本地資料，卻以外人的角度在梳理自身歷史。

劉宇衛透過檢視當年史料展現帝俄對此事的重視，俄羅斯媒體對於此次日本的軍事行動有許多報導，包括：俄羅斯海軍船員報導、譯自英文和法文期刊的概論、來自遠東地區的綜述評析，顯見當時不僅是俄國透過自身海軍艦隊出航調查周邊國家局勢，歐美國家也多有關注。

無獨有偶，鑑於現今俄中、俄美，乃至於俄日關係不斷變動，俄羅斯對台灣問題的研究依然存在，過往也不乏在俄國新聞中看見政要回答關於台灣的問題，足見台灣不管被置於亞洲或世界地圖之上，都有一定的重要性。

不帶偏見與評價的凝視

伊比斯並非專業學者，他作為效忠帝國的海軍，參與了環球航行，並詳實考察了所到之處的自然、人文特色；他作為俄國的知識份子，不僅精通外文，更運用民族學的工作細則與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系統性地分析異國人，並大膽推估台灣原住民的遷徙路線，以及未來的命運；他作為一位外來者，不同於許多傳教士或商人，他少了許多偏見與目的性，不以自己的文明價值觀評判他人的生活，而是盡可能客觀地留下他在福爾摩沙的所見所聞。

伊比斯在文章最後寫下這段話，使人深刻感受到，即使他僅短暫旅台兩個月，卻已經與此地建立了深刻羈絆：

倘若這些簡短的札記能夠作為人們未來前往福爾摩沙旅行的參考，或可以補充關於該地的記載，我的努力也就有了極好的回報。

無論我能提供的訊息多麼微不足道，我在兩個月內所順利完成的所有事情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讓具備科學思維的旅人更加認識這個地處東亞，美好卻罕有遊人造訪的地區。

關於伊比斯的資料被塵封了百年，直到1988年才被學者發現，他「重見天日」的時間與台俄再次聯繫起來的日子並沒有相隔太久。長久以來台灣社會對俄國的印象多較為負面，因為意識形態差異、文化隔閡或歷史因素等等因素，兩國的民間交流尚有許多發展空間，而伊比斯的紀錄，提供了我們一個認識自己，也認識他們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