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浪費司法資源的VIP（二）：「預知未來」的濫訴人

前文以澎湖四大「院檢之友」的事蹟作為例子，說明這些濫訴VIP們所造成的司法資源浪費。然而，司法機關對於這些幾近瘋狂的行徑一籌莫展，毫無招架之力，只能被動忍受，任由他們偏執的思想與行為癱瘓司法。

面對全國各地VIP們製造各類抹黑司法的流言，大多司法人員也選擇睜一眼閉一眼，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再加上審判實務基於「訴訟自由」而對於誣告罪的限縮解釋，檢方很明白知道誣告罪舉證有多困難，因此大多也只能不起訴處分。

前文所提及的「第四號VIP」，就在長期透過告人達到騷擾仇人、獲取和解金的日子中食髓知味，越來越偏差，終於夜路走多終遇鬼，他的行為讓警方保全證據後、被檢察官自動檢舉誣告、偽證罪，經起訴判刑。由於這件「預知未來會受傷」的誣告事實太過離奇，法院公告的判決內容經媒體披載，成為地方知名的誣告經典案例。

對「狗」聲請保護令

D為警察，從警期間即是澎湖地區各警察單位的頭痛人物，似乎將投訴、檢舉、告人當成休閒活動。曾因工作表現不佳遭到上級處分後，埋伏在單位門口攝影、抓自己同事的小辮子；也曾因不滿檢察官承辦他的案件的處置方式，埋伏在司法機關附近拍攝機關首長座車出勤時間。

正因其種種乖張的行為，導致各單位警職人員對其充滿畏懼，連單位長官都害怕。據說其在澎湖本島各單位服務期間，各單位所長紛紛建議上級：「表現不佳，宜調離島服務」；調往離島服務期間，離島各所長紛紛建議上級：「表現良好，樂於助人，宜調本島。」

除了告人和檢舉，還有找學校、醫院、公務機關、鄰居麻煩的生活樂趣。其對於鄰居家養的狗很有意見，時常因為鄰居家的狗在人行道上行走而與鄰居發生爭執。某日，D突然跑去轄區派出所，向派出所內同事報案，訴求是：「要對鄰居家的狗聲請保護令」。

派出所內值勤的員警全體都對於這種於法無據的訴求深感愕然，不知該算是哪種案件，於是輪番上陣，與D講道理，好說歹說，糾纏了十數分鐘後，D仍然堅持要派出所受理「對狗聲請保護令」。此時，派出所值班主管出面大聲強調：「那是狗，不能聲請保護令啦！」

這句話，被駐地監視器錄得清清楚楚，聽在檢察官與督察組等員警耳裡，彷彿是不斷承受D一再濫行報案，撕心裂肺般的無奈吶喊。

在警局嗆聲：預告未來會受傷

然而，D感受不到自己同事們的無奈，於是打電話到警政上級機關檢舉同事「吃案」，警政上級通知督察組巡官前往處理，巡官只好在下班的晚間又回到分局，「受理」D檢舉同事的案件，煞有其事地開錄音進行檢舉紀錄。在錄音前，巡官也充分告知D，這件申訴警察的事件會製作錄音紀錄。

D開始抱怨派出所員警之處理程序以及鄰居佔用道路等事，想當然爾，巡官的法律認知與D不一樣。巡官主張：「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派出所並沒有錯，對狗確實是不能聲請保護令，派出所如果真的幫你向法院聲請保護令，反而才是貽笑大方」，於是不歡而散。

D在離開分局督察組辦公室前，向巡官「嗆聲」：「我現在回去，馬上走路看我會不會受傷，我就走人行道，受傷的話我就叫救護車全部依法處理，看我會不會受傷，我就走人行道，我受傷我就全部依法處理嘛，派出所不處理的話，相關違失我再追究。」

巡官還好心勸導D：「你帶著你的小孩子走路要小心，注意安全嘿！」這些對話，都被巡官完整錄音錄下並保存檔案。

9分鐘後，D帶著他的孩子到達他所說的人行道附近，「不明原因」在路邊跌倒，叫救護車大張旗鼓地到現場急救送醫。送醫後經醫生檢查，頭部完全沒任何明顯外傷，電腦掃瞄檢查結果也沒發現明顯實質損傷。但D自稱頭痛、頭暈，醫生只好開了張「腦震盪」的診斷證明給D。醫生說明：開這張證明是因為病患「主訴」，但診斷時並未發現有實質損傷。

D離開醫院後，翌日前往分局報案，稱自己在某人行道跌倒，是因為被鄰居放在行人道上的鐵架絆倒，堅持要告鄰居「（故意）傷害罪」。儘管受理員警甚感無奈，但還是依照規定受理，並且非常謹慎地製作告訴人筆錄，並「全程錄音錄影」。

製作完筆錄後，該分局偵查隊與督察組員警，立刻整理這一連串事件始末的所有錄音檔案，向當時擔任該署檢察官的筆者報告。

誣告罪的構成要件與舉證

在該案件之前，地檢署已受理D提告的多件莫名其妙案件，例如：走在路上自稱踢到某醫院載送殘障人士的車輛而跌倒，於是對醫院的司機提告；走在路上拿攝影器材對著鄰居不斷拍攝，然後告鄰居公然侮辱自己；跑去公務機關找公務人員麻煩，然後告公務員恐嚇自己。

這些案件，分別經不同的檢察官不起訴處分，幾位檢察官也多次討論誣告罪的成立可能性，但如前文所分析，誣告罪在司法實務上對於構成要件解釋嚴格，舉證困難。

筆者當時受理數件D申告同一人的案件，因此開始注意D的所有申告案件，並交代分局，對於D所有的報案過程都必須完整記錄，並將錄音檔妥善保存。此外，也與一位小隊長與偵查佐討論誣告的構成要件與舉證方式，請他們密切注意。

當時D的行為已讓地方警界頭痛萬分，但卻沒有一個警政高層願意（膽敢）汰除不適任員警。警局局長、刑大大隊長等高階警官得知筆者開始調查D的行為時，還特地到地檢署拜訪，討論有無解決之道。

筆者只能告訴警局局長等警官：「員警的風紀問題、工作表現，是你們警察內部的人事問題，你們身為主管，不能害怕他到處檢舉惹事，反而應該公正的考評，汰除不適任的無效警力。檢察官只能處理刑事犯罪，除非他的行為很明確涉及誣告罪、偽證罪或其他犯罪，否則檢察官無從插手。」

孰料，筆者才向警局警官表示「無能為力」後沒多久，旋即接獲偵查隊與督察組的報告，告知這件「預告未來會受傷」的神奇傷害案件。我告知該分局，由於分局已經受理傷害案件，且D也提出一張腦震盪的診斷證明，因此依照向來規定，縱然很可能是誣告，但也必須將案件函送地檢署，由檢察官審查卷宗資料，調查到底是真有傷害案，抑或根本就是誣告。

記得當時偵查隊與派出所員警忿忿不平地表示：「哪有人在10分鐘前會知道自己會受傷的，這根本就是誣告！」我笑笑地告訴他們：「我能理解你們的推論，我也認為你們的推論很合理，但是請記得，你們是警察，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條規定，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所以你們要做的事情，不只是調查傷害案件，也包含調查對被告（D所提告的對象）有利的事情，也就是釐清被告是不是被誣告的。」

我告訴承辦人，偵辦這件傷害案件，除了調查一般傷害案件的典型證據，也要釐清案發前D的所有言論、錄音檔案、整理案件受理時序表、第一線員警前往現場的密錄器檔案（透過照片與密錄器影片釐清現場究竟有無「障礙物」）等看似與傷害無關的證據。

於是，偵查隊與督察組員警將案發前D對狗聲請保護令錄影檔案、督察組巡官與D的對話內容、第一線員警與救護車前往現場的行車紀錄器、密錄器、相片等所有檔案，全部依照時間順序分析完成，並製作詳細譯文表，甚至丈量人行道路寬、障礙物等距離，將整疊厚厚的「傷害案件」卷宗送到地檢署。

該案在調查中，D以證人身分出庭，具結後仍然堅稱一些非常不合理的內容。而偵查中、審判程序中，具結前後以證人身分對案情重要事項的不實證述，也落入偽證罪範疇。

從卷證資料顯示的事件時序以觀，D於預告受傷後，僅約莫相隔10分鐘，恰恰在其向巡官所述「危險之路段」跌倒受傷，實在有違一般人知道危險後，理應更加注意避免受到傷害之常情。而第一線員警表示，前往現場時並沒有看到人行道上有何鐵架等障礙物，這也是一個疑點。

況且，縱然有「靜止」擺放之低矮鐵架，不論是踩到或是絆到，依照生活經驗，其上半身會往前跌倒，應無全身往後跌倒在地致頭部著地而受傷之可能。更遑論一個人高馬大的人後仰頭部著地，竟然毫無任何紅腫外傷。

依《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而在這件懷疑，正屬於「因其他情事」知有誣告罪犯罪嫌疑，檢察官必須依法簽分偵查，依照卷內證據認定到達誣告罪之起訴門檻而起訴。

由於誣告犯罪情節嚴重，在傷害案中以證人身分到庭時具結後作偽證，經檢察官簽分偵辦誣告罪後，從偵查到審理中始終沒有悔意，又試圖掩飾犯行模糊焦點，因此在公訴論告時具體求刑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該案經法院認定成立誣告罪並判決一年有期徒刑，三審定讞，由執行檢察官依法將D發監執行。在一審判決一年有期徒刑後，D即依法被停職，判決確定後經免職處分，不再有警察身分。

第一線員警宜如何受理疑似濫告與誣告案件

誣告罪難以成罪，但在這案件中，或許因警方早有「防備」，警方一開始的保全證據表現是可圈可點的。在D大亂派出所、向督察組「預告受傷」、還真的製造假傷害案報案，全程都有錄音或錄影檔案紀錄。這種規模的完整保全證據，在大多數案件中並不多見。

筆者在新北地檢署服務期間，也遇到過幾件有誣告可能的案件，然而，告訴人在偵查中當庭否認他提告時的部分筆錄內容，加上警方沒有錄音，承辦員警自己也不確定告訴人提告當時講的詳細內容是什麼，因此難以證明告訴人有誣告的事實。

此外，在D告鄰居傷害案的事件過程中，警方與檢察官充分討論後，員警依照檢察官所指示的「有利不利一律注意」方式進行調查與證據分析，調查的證據不僅侷限於查證鄰居有無傷害行為，也包含查證告訴人D有無誣告可能之證據。這樣的調查模式，才是符合《刑事訴訟法》規範的客觀調查義務。

筆者常常接到很多員警的提問：「這明明就是濫告、誣告，為什麼我們要受理？」其實，這是第一線員警分不清楚「受理」與「調查過程」是兩回事後而產生的誤解。

以地檢署為例，很多VIP客戶進行近乎騷擾的濫訴申告，也有一些超自然的申告案件，例如外星人入侵、食人族攻擊、「國家機器」在身體或住居插座裡安裝監控設備等疑似精神疾患者的申告案件。儘管我們都知道這些告訴案件「很有問題」，甚至純屬無稽之談，但在現在的法制面與受理流程規範中，地檢署仍然必須受理、分案，由專組檢察官依照法規規定調查或直接簽結。

相同的，警察機關也不能不受理民眾的告訴（至於前文「對狗申請保護令」，由於保護令受理類型不包含對狗的保護令，警方無從「受理」，因為根本沒有這種程序。但如果是民眾要對狗主人提刑事告訴，則警方理論上是要受理的），但不等於受理後就非要置被濫告的無辜民眾於死地，僅調查對被告不利證據，然後一邊調查一邊抱怨濫訴。

而是應該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條所規範的客觀義務，調查「對被告有利的證據」後，依照警局規範的上簽呈結案（例如查無嫌疑人、超越科學常識無從查證等），或移送（報告或函送）流程處置。

第一線員警拒絕受理，如若於法無據，往往會遭到民眾的申訴。實務上偶爾會出現的狀況是，有時第一線員警對於法律有誤解，或是聽不懂激動的民眾在講什麼，誤以為是濫訴，「拒絕受理」，其後民眾向地檢署提出告訴，經發交該分局調查後，發現並非濫訴，而是真有其事。

還有很多案件，其實是民眾誤將行政罰事件當成刑事案件，例如為《社會秩序維護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所規定的行政罰事件，被誤以為是刑事案件報案。此時，警方即應本於職權依照正確的處置方式（行政罰之調查程序）來處理。然而實務上卻常見警方完全沒有注意到行政罰規定，竟將全卷移送交給檢察官寫不起訴處分書，自己卻忘記本於職權進行行政裁罰。

以本文所述之D「預知未來」誣告案為例，警方雖然懷疑D是誣告，但仍然依照規定受理，製作告訴筆錄時慎重地全程錄音錄影。在向檢察官報告後，依照檢察官指示調查對無辜被告有利的證據，協助檢察官發現D誣告的事實，成功保全誣告罪的舉證證據並偵查起訴，才是妥適的處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