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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北捷屠殺之後

圖/本報系資料照片
圖/本報系資料照片
午夜驚醒,想起兩年前日本東京女留學生命案,當年正義的刀柄亦像現在此起彼落地響起,站在受害者家屬的立場想想、殺人償命、嚇阻總比沒有嚇阻好,將死刑作為必要之惡的懲戒手段,一直是法學上激辯。更何況犯案者說了「我知道會被判死」、「一生中要幹件大事」。

心理學上「想像的觀眾與自我無敵的信念」躍然而上,既然這是他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受害者何辜,處以死刑也不過是反映了叫他執行責任的方式,那麼廢死者所說的「所以死刑並不能遏阻非一般性犯案的產生」就跟反廢死強調的「死刑至少確保了極端事件發生機率比較小」都有著因果推定的謬誤,不論數據是否顯示了彼此相關,仍舊不能完全直接代表死刑與犯罪率沒有關係。但是,當死刑的存在反而成了犯案的動機呢?

2003年,凱文在16歲生日前兩天,帶著弓箭到學校射殺了七人,包括想跟凱文成為朋友的老師,在那之前他已經先在家射殺了父親跟妹妹,殺害者是想死的,他的母親回到家後此情此景近乎崩潰,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她沒錯,一直很有責任地養育、努力工作看著小孩長大,這是美國小說改編電影《凱文怎麼了》(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2007年美國維吉尼亞理工學院校園槍擊事件33人死亡(包括兇手)、2012年康乃狄克州24歲兇手造成27人死亡,這不是小說、是每條真實的性命……。死刑定讞是受害者唯一的出路,卻只能騰出了下一個殺人者的位置。

是的,死刑(或有些人建議的酷刑)看似將是這次的哀悼中多數人最想看到的結果,我不是什麼高尚人權的捍衛者,只是在定讞、執行前、在他為社會付出代價前,請讓我們再問問自己,「你覺得為什麼殺人者要殺人?」。

如果,你覺得「因為社會上有不正常的人、精神錯亂的人傷害他人,我們必須以法治防範」、那麼「為什麼他想傷害他人、為什麼他精神錯亂」、如果我們再對自己說「即使是社會的問題,但社會是長期的,在社會想法完全改善之前我們仍要有一套嚴格的懲戒比例標準,讓犯罪者付出相同代價,也讓潛在犯案者退卻,更何況不只奪走了一條性命。」法學教授Robert Badinter則明白說過了行兇者採取行動前所想:

「罪惡的激情不會比高尚的激情更受阻於對於死亡的恐懼。假如對死亡的恐懼擋得了人,世上既不會有偉大的士兵,也不會有偉大的運動家。我們欽佩這些人,他們在面對死亡時毫不遲疑。其他那些被別種激情所驅使的人也毫不遲疑。所謂處於極度激情中的人會因怕死而被約束,這種想法只是為了死刑而被創造出來的。」

一旦在這裡我們允許了在自己心中的國家殺人,我們其實也同樣地承認了殺人者是合理、卻違法的;一旦我們允許了社會殺人,我們其實也在承認了自己心中那個未嗜血的殺人犯的存在,那個將權力讓渡給國家代為執行正義,而我們內心逃避的最為脆弱的自己,那麼社會想法該如何能在這種環境下改善。試問:「一個內心不允許國家、社會殺人的人,容易去殺人嗎?」

「如果受害者是你母親,你就不會這樣想了」是的,任何人都會非常想殺了他;是的,不論他以什麼樣不人道的方式殺害,任何人都想叫他償命,只是,他也有母親。當媒體塑造出邊緣人的刻板印象,將犯罪者打成跟我們不一樣的「不理性的非正常人」,藉此我們獲得道德上的優越感並撇清責任、人人得以撻伐;當人人甚至如果雙親都想他赴死償命,這正是鄭捷在心裡告訴自己殺死所有人都沒關係的信念。

「我們的同胞已循規蹈矩,就像有人說的,他們已適應了,因為他們別無他法。當然,他們對不幸和痛苦還有自己的態度,但誰也感覺不到最尖銳的痛苦了。……這種情況才是真正的不幸,習慣於絕望比絕望本身還要糟糕。……鼠疫已消滅了人們的價值判斷力。」當每個不致命的致命傷和微小的批評、歧視從我們口中說出,我們總是急於當個勇者、為正義發聲、為我們所親身親眼接觸的悲慘世界疾呼,並在鏡子的另一頭,創造出卡謬口中瘟疫的不斷再現、持續重演。

輕易的把人貶為撒旦,正是造成地獄源源不絕推向悲劇的土壤。願逝者安息,生者堅強:

范碧珠、解青雲、張正翰、李翠雲


陳采蘋、黃淑芬、許雅娟、蕭美華、張麗雅、陳亮志、張圓立、叢日萱、林薇、顏嘉音、陳家惠、詹俊宏、陳柔安、游雅筑、陳少志、林文帥、蔡滿林、黃郁婷、蔡郁潔以及兩名61歲與37歲女子


以及奮勇保護其他人的乘客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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