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棫／2019十大民主法治事件（上）：法治觀念的變革
甫獲金球獎的漫畫改編電影《小丑》，其中有個情節是這樣的：當同處於底層的人們看到小丑殺害上層階級，心中壓抑的能量彷彿被釋放了。這種想要與他人平等，又渴望勝過他人的微妙心態，使得各方人們迅速凝聚，並以小丑形象作為外包裝，用「正義」為號召，堂而皇之地走上街頭，想要推翻秩序與公權力。
國內外有許多評論擔心《小丑》這部電影，可能會引發相似際遇之人的感同身受，進而帶動模仿效應，破壞社會秩序，連當時部分首映的外國戲院也都戒備森嚴。這樣的共感論不無道理，劇情多少會觸動我們生命經驗的共鳴，但更應注意的是，別忽略了《小丑》這部電影主要想傳達的訊息：
民主法治，是否能承接所有有需要的人？
如果我們錯看這件事，只把電影扣上破壞公安責任的大帽子，只想著對抗所謂的「壞人」，卻不進一步打造任何有利於將來的制度，那這是否表示，我們又走回「不解決問題，只解決被問題困住的人」的老路？
隨著「小丑」的人格升起，主角亞瑟翩然起舞的姿態，令人不禁思考：如果問題本身沒有徹底改善，是否等同於默許不義改用不同形式，在大城市裡繼續蔓延？而我們該如何阻止類似電影裡的悲劇在現實中發生？
以下，本文將針對2019年十個民主法治的重大事件，並分成三大面向——法治觀念的變革、民主浪潮的反思、權利保障的突破——來爬疏相關背景與爭點討論，藉以展望2020年。
肉圓爸家暴事件：私刑正義到底制裁了誰？
2019年1月14日，新北市蘆洲區發生虐打妻兒案件。一名42歲林姓男子因小孩幫忙買的肉圓沒有加辣，而對小孩施暴，妻子阻止也被勒喉拖行。虐打影片於網上瘋傳而引起民眾憤怒，更有人邊在林男家門外煮辣椒鍋直播，聲稱「一次請你（施暴者）吃個夠」。如此行徑與口耳相傳，引發民眾聚眾示威包圍林男住所，甚至要脅私刑制裁。
艾力・賀佛爾（Eric Hoffer）曾在《狂熱份子：群眾運動聖經》中描述類似現象：在所有團結的催化劑中，最容易理解的就是「仇恨」。仇恨可以把人從他的「自我」快速捲走，使他忘記自己的幸福和前途，不去妒忌他人也不會只顧自己，而變成一顆匿名的粒子，渴望與同類匯聚，形成一個發光發熱的群體。
然而，我們既選擇了法治社會，選擇了安穩秩序優先，就表示選擇了相互忍讓與磨合的社會。除非對方當下造成你的具體侵害，且有即時排除的迫切需求，否則我們早已把制裁權讓渡給第三方的公權力，該依照固定的法律標準執行。如果人們不信任法律，認為法律保障不了自己就號召私刑，這種作為無疑如西方俗諺所言：在倒掉骯髒的洗澡水的同時，一併把嬰兒給一起倒掉了。
因此，我們若真心希望不要再有下一個家暴，何不將力氣用在認識現行法律是否足以支持弱勢遠離壓迫？無論是單純發文表示對既有制度的不滿、出錢出力聲援相關友善團體，或進一步草擬未來改善的策略，並將其轉化成法律語言，試著串聯組織與修法機關對話，都是我們在盛怒的「制裁」外，更明智的選項。
太陽花國賠案：結論不服，理由不論？
針對太陽花學運期間，群眾佔領行政院引發警方清場，過程中涉嫌執法過當的國家賠償爭議，2019年10月30日，台灣地方法院作出有利受傷民眾的判決，命國家應賠償14名學運參與者111萬餘元，引發許多公眾人物熱烈評論。
媒體報導，新北市長侯友宜受質詢時強調「要支持警察在第一線執法，政治不要干預司法」，議長蔣根煌也插話說「法院是民進黨開的，沒法度啦」，侯友宜聞言則哈哈笑了幾聲，表示「議長已經發聲了」。
前警大教授葉毓蘭則批評：法官從未檢視警察依法執勤的正當行為，沒有檢視警察被攻擊或激怒的前因後果，尋找對警察有利證據。雖然金額不多，員警看到當然會難過，感到「為誰辛苦為誰忙」，基層灰心喪志，不想再積極執法，主動排除可預見的危害，「跑法院很辛苦，沒必要給自己惹麻煩！」
上述評論，似就本次判決表示反對，而弔詭的是，從字裡行間來看，有多少人在批判之前詳閱判決甚或新聞稿？又有多少意見實際針對判決理由逐一反駁？抑或只要判決不符合發言者期待，就能逕自幫判決漆上一個喜歡的顏色？
這樣看結論批評的態度，無形中也反映部分人們對法律運作所持的態度、對制度內容的理解及其社會角色的認知——法律是當權者的遊戲，誰執政、法院就誰家開的。
在這種法律意識的影響下，裁判的結果，多半被認作是政治權力的產物，是恣意專斷的，是只能無奈接受的。一旦抱持這種想法，就不太可能認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想像，也就習慣對裁判結果丟出直覺式的批判。
然而這樣的批判，完全忽略法律的機能：若要避免加害行為，除了事前經由法律規範設定界限（公權力哪些該作，哪些不該作），事後還有法院判其賠償或接受懲罰的機制，以監督公務員們在執行公務時，能好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這也是本次國家賠償的功能——「規範引導」——藉由訴訟，將原告的損害，轉而由失職的公務機關承擔，並透過公務機關趨利避害的預期心理，進而於未來調整自身行為。若不想砸了飯碗，還得賠償大筆金錢，自然會在執勤之際，好好注意是否有過當的情形。
前述那些「法律對我如浮雲」的「熟成意識」既然來自社會長久薰陶，該如何開始反向把人民的認知與法律運作結合在一起，只靠這次的「個案審判」可能不夠，還需長期塑造「討論與監督」的風氣，讓社會大眾逐漸習慣觀察法律不同規範的內涵及功用。
只有真切關心制度運作與不斷提出建議，才能逐步且有效地為我們年輕又脆弱的「法治」，帶來體質上的改變。互相謾罵及藐視法律功能，只會放縱不良施政原地踏步，拉近我們與惡的距離。
年金改革：反射代際正義的認知需求？
紛擾已久的軍公教年金改革案，大法官於2019年8月23日分別公布釋字第781、782與783號解釋，認為年改涉及的《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與《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等修正條文大部分合憲，並未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信賴保護原則、比例原則等憲法原則。
這個道理是因為，年改系列法規固然變動給付內容，但是並未調降或追繳已領受的年金，它所適用的對象是新法施行後未來的年金給付。這些未來的年金給付本就得依照當時法令核定，由於並未具體發生，所以也就沒有溯及既往的問題。
此外，年金的給付財源如果主要來自「人民提供所形成」（例如說在職提撥），這樣的年金請求權就越受到「財產權」的保障，立法機關設計的空間也就越小。反之，當年金的給付財源越趨向於國家利用預算大量補助，年金請求權就越不受到「財產權」的保障，立法機關設計的自由空間也就越大。而這次被調降的給付內容，如優存利息，其財源多數源自於政府預算，所以調降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也就會採取較為寬鬆的標準。
因此，當人口結構老化，領取退除給與人數與年數增加，政府以預算支應退撫舊制退除給與持續增加，加上少子化結果，繳納費用者人數愈少，確實具備因應處理的重要公共利益，且同時設有適度減緩財務規劃衝擊等措施，故相關調降手段並未逾越必要之程度，也就沒有違反信賴保護原則、比例原則。
不過大法官也指出《軍公教退休再任私校職停領退俸》等規定，雖然是為防止出現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的軍公教，若就任或再任受有政府獎補助私立大學專任教師領取薪酬，發生領受雙薪的現象，並為提供年輕人更多工作機會所設。
可是並非所有就任或再任私立大學的專任教師，都會發生上述從政府實際領受雙薪的問題，因為上開規定並未區分私立大學是否受有政府獎補助，或獎補助金額是否足以支付專任教師薪資等情形。所以，固然像部份反年改人士認為，對公務人員而言，退休就退休，很少人會再到公部門、學校就業，只有這些大法官教授，大多卸任後都會到私立學校任職，質疑如此護航領雙薪，就是量身訂作的解釋。
但大法官進一步指出：若不分青紅皂白，即以防止從政府實際領受雙薪為由，一律停止就任或再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相關分類標準顯然涵蓋過廣，與防止從政府實際領受雙薪的目的之間顯然有具體關聯，這樣的差別待遇確實違反平等原則而違憲。如同學者吳明孝的評論：
回顧年金改革的本質，不是特定群體可以獲得多少金錢給付的分配，而是台灣社會各世代的人民，就整體國家的資源要如何分配與重分配的問題，並矯正和緩和過去黨國威權體制所刻意和遺留的社會矛盾。就我國整體年金制度而言，尚有勞工保險條例之老年給付、國民年金之給付也即刻面臨財務平衡的迫切危機。
換言之，年金制度非常依靠社會團結與世代互助才能永續發展，然而，台灣面對高齡化與少子女化的嚴峻考驗，台灣65歲以上老年人口早已超過14%，正式邁入高齡社會。年輕人一方面面對低薪、高物價的壓力，另一方面還得面對政府將許多的養老重責，丟給個人與家庭去承擔的局面。
政府精算報告也指出，勞保、國保基金預估亦將陸續破產，而政府在軍公教年金改革後，卻尚未宣布如何啟動勞保、國保的年金改革工程，如何讓主要支撐社會運作的勞工階級及其家庭心安？
年輕者會老去，年老者於年輕時對過往年長者亦曾擔負保護的責任，問題是如何經由制度，衡平世代間的給付與責任。於此，代際正義的重點是除了應為後代未雨綢繆，預留生存空間與條件，亦不能加諸後代過重的負擔，讓下一代承擔上一代留下的爛攤子。因此除了年金制度， 當代的消費習慣，像是過度依賴塑膠用品等，都可能造成後代子孫的負擔，必須列入代際正義思考的議題。
而未來的世代之間，除了透過投票或決議機制的改革，確保不同年齡層的參與，並進行代際正義影響評估之外，無論是自發串聯或官方機制，尚須透過更充分多元的對話、更具體的交流，以成為國民彼此攜手向前的基礎。若我們只留下因鬥爭而殘缺破敗的社會，贏得了年金甚或投票那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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