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棫／結論不服，理由不論？太陽花國賠案作為法律意識的試金石
針對太陽花學運期間，群眾佔領行政院，引發警方清場，過程中涉嫌執法過當的國家賠償爭議，2019年10月30日，台灣地方法院作出有利受傷民眾的判決，命應賠償14名學運參與者111萬餘元，這也引發了許多公眾人物的評論。
媒體報導，新北市長侯友宜受質詢時強調「要支持警察在第一線執法，政治不要干預司法」，議長蔣根煌也插話說「法院是民進黨開的，沒法度啦」，侯友宜聞言則哈哈笑了幾聲，表示「議長已經發聲了」。
前台北市長郝龍斌也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太陽花非法衝撞、佔領官署，以暴民之姿破壞公物，警察盡責依法行政、正當執法，將失序、目無法紀者驅離官署，維護社會運作必要的公眾秩序，何錯之有？哪來國家賠償必要？難不成法院真是民進黨開的？
前警大教授葉毓蘭則批評：法官從未檢視警察依法執勤的正當行為，沒有檢視警察被攻擊或激怒的前因後果，尋找對警察有利證據。雖然金額不多，員警看到當然會難過，感到「為誰辛苦為誰忙」，基層灰心喪志，不想再積極執法，主動排除可預見的危害，「跑法院很辛苦，沒必要給自己惹麻煩！」
而朱學恒也補充：這次太陽花驅離國賠的一審結果出來，又讓大家大惑不解了。今天抗爭者強制入侵公署，驅離當然就用強制手段，哪來什麼不符比例原則？這法官是不是覺得應該要用愛的小手摸摸抗爭者的臉，或是乾脆念心經安撫他們讓他們吃太陽餅吃到累？
上述評論，似就本次判決表示反對，而弔詭的是，從字裡行間來看，有多少人是真的在批判之前，詳閱判決甚或新聞稿？又有多少意見實際針對判決理由逐一反駁？抑或只要判決不符合發言者期待，就能逕自幫判決漆上一個喜歡的顏色？
對於重大矚目的社會新聞，先罵再說？
這樣看結論批評的態度，無形中也反映部分人們對法律運作所持的態度，表現出對制度內容的理解還有其社會角色的認知——也就是，法律是當權者的遊戲，誰執政、法院就誰家開的。
在這種法律意識的影響下，裁判的結果，多半被認作是政治權力的產物，是恣意專斷的，是只能無奈接受的；一旦抱持這種想法，就不太可能認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想像，也就習慣對裁判結果丟出直覺式的批判。
在這一部分公民的生命經驗裡，法律經常是當權者的工具性規範，而非由下而上治理人民的調和性規範；而這樣的認知若經擴散，也會逐漸降低其他民眾對法治的支持，未來也可能更不願意關心相關議題，從而使規範的形成與執行愈發神秘，最終讓法律變成少數人把持秩序的槓桿。
我們從小多少學習過法律的核心在於「自由與平等」，但由於許多衍生的基本概念（諸如比例原則、程序正義、多元尊重、無罪推定等），無論受限於政權宰制、教育資源分配抑或媒體左右，在各世代間推廣不易，以致人們對相關概念的認識依感陌生，也讓它的存在經常被斷言式的口水淹沒。
那麼，判決到底說了什麼？
司法的本質不該只是一種滿足人民素樸正義的儀式，它是讓法律的價值合理彰顯的場域，其內容是否真的適當化解爭議、引導問題改善，才是它存在的基本價值，也是我們討論與監督的重點。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同時，《警械使用條例》第11條第2項也規定，當警察人員執行職務「違反」本條例使用警械規定，因而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就要由各級政府支付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
簡單來說，執行職務將群眾驅離行政院是一回事，但絕不能用「違法手段」執法，一旦侵害人民權利時，國家需負起賠償責任。
判決指出，事發當天，固然群眾於禁制區裡非法集會，但是警方在命令解散，甚或強制驅離的時候，如果要使用警械，依照《警械使用條例》第9條等規定，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不可傷人性命，也就是符合比例原則的精神；關鍵在於，現場執行驅離的過程中，有關於警械的使用，是否「過當」而導致「違法」？
換句話說，裁判內文指出，當下雖不可期待只靠柔性勸說，就讓民眾自行解散，警方有使用強制力驅離的必要，如分開手勾手的民眾、將躺卧的民眾抬離等等，但無論如何，都不應基於教訓、洩憤、報復等目的攻擊民眾身體。
考量到現場蒐證不易的問題，判決認為：還可以依照訴訟法的規定，適度調降人民舉證的門檻，就算沒有直接拍攝到被警察攻擊而受傷過程的錄影畫面，還是允許原告提出證人，或出示診斷結果（比如：是否顯示有過重傷勢、受傷部位是否致命或要害部位等），來證明「違法過當使用警械」確屬為真。
而判決用了很多篇幅非常詳細地說明，14名原告已逐一透過證人、錄影畫面或驗傷報告，確實針對事發當時，相關人等遭警察施用不當暴力，逾越比例原則提出證明（如法院認證：極少數員警出於勤務累積疲憊等負面情緒而攻擊民眾），且因該暴力相向，受到財務破毀、身體傷害或精神畏懼等損失，所以也就允許原告們的國賠請求。
國家賠償的意義又在哪裡？
換個角度，先想想為何憲法第24條特別明文規定：當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的自由或權利時，人民得依法向國家請求賠償？
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理由書說得明白：以國賠規範作擔保為前提，可促進行政機關擴大功能，採取各種防止或管理危險的措施，因應高度工業化、過度開發所引發的各種危害，藉此保障國民的生活安全。
也就是說，在法律的世界裡，若想要避免加害行為，除了事前經由法律規範設定界限（公權力哪些該作，哪些不可以作），事後還有法院判其賠償或接受懲罰的機制，監督公務員們在執行公務時，能好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這也是國家賠償的功能——「規範引導」，藉由訴訟，將原告的損害，轉而由失職的公務機關承擔，並透過公務機關趨利避害的預期心理，進而於未來調整自身行為；若不想砸了飯碗，又付出大筆金錢，自然會在執勤之際，好好注意是否有過當的情形。
更何況，在訴訟的過程中，國家即須從崇高的寶位走下，「屈就」自身嘗試與市民水平對話，認真看待原告的主張。雖然街頭運動，同樣可以影響政府的態度，卻也不是唯一解方，司法所擁有「一槌定音」的強制力，是有別於社會運動的巨大特色。
法律意識的品質該如何有效提升？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為什麼人民常常無法認同法律制度與它衍生的裁判？其實這些「印象」，通常透過歷史、文化或日常實踐慢慢地滲入許多人的想法之中。在台灣，開始把「法律意識」變成一個討論議題，大約起源於1980年代，無論是政治解嚴、經濟起飛抑或教育普及，才讓社會上日趨多元的價值觀逐漸有了對話空間。
而這種「法律對我如浮雲」的「熟成意識」既然來自社會長久薰陶，如何開始反向把人民的認知與法律運作慢慢結合在一起，只靠這次單純的「個案審判」可能完全不夠，還需長期塑造「討論與監督」的風氣，讓社會大眾逐漸習慣觀察不同規範的內涵及功用，進而自動自發調為關心模式。
日常生活中，就算媒體不報，人們其實還可以透過網路，還獲取並消化各種法律資訊，所以問題不在配備，而是未能清楚認知到被蒙在鼓裡的可怕；如何讓所有社會成員嚴肅看待法律與其運作機制，才會讓人民開始對自己「額外花時間的努力」產生成就感，甚至有了探索法制的基礎信心。
換言之，比起「藐視法律」認為其無法達到保障自我的目的，長遠來看我們更可以改用「改變法律」的角度切入：當體制運作產生壓迫，就運用法律改變一切不公義的發生，也讓人民慢慢勇於嘗試修正當下，向未來積極地轉換現狀。
透過本文，筆者粗淺認為，只有真切關心制度運作與不斷提出建議，才逐漸能有效為我們年輕又脆弱的法治帶來體質上的改變。單調地互相謾罵跟藐視法律功能，只會放縱不良施政原地踏步，拉近我們與惡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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