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棫／2019十大民主法治事件（中）：民主浪潮的反思
▍上篇：
「韓流」效應：省思民主運作的契機
2019年7月，韓國瑜市長在新竹造勢時出現一名「凍未條姊」，其在受訪時大喊：「因為我是鋼鐵韓粉，我愛韓國瑜，韓國瑜為我們人民服務這麼好，可是後面那個居然…我受不了了，我比他還受不了，韓國瑜做得這麼辛苦，為什麼要抹黑他？喔氣氣氣氣氣！」其浮誇表情加上振臂疾呼的手勢，使得受訪片段在網路瘋傳，引發正反兩極評論。不過凍未條姊很做自己，她說每天都心疼韓國瑜到掉眼淚，不在乎被批評。
這就是從2018年11月地方大選暨公投以來，許多台灣人所共同經歷的「韓流」效應。這也反映出不少人對政治議題的表達方式：很多時候，他們只是真切表達當下的不滿，不管是對年改或能源政策；而眾人的情緒集結，就是當今輿論的主要成分之一。
其特徵就是反執政菁英、反多元主義，只有一股聲音能代表人民。其作法就是視自己為唯一正統，對待政治對手猶如敵人。這也是為什麼身旁的親友，平時起居正常，到了特定政治人物的造勢場合，卻變得格外瘋狂，喪失本來面目，連大雨泥濘也不怕。
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這本書提到：不管每個人的生活方式、職業、品格、智力相不相近，當個體聚在一起形成群眾，他們就獲得某種集體意識，這讓他感受、思考、行為模式，得和個人獨處時的感受、思考、行為模式大不相同，個人的個體性都被削弱了。
我們之所以關心這樣的現象，是因為我們擔心社會的隔閡與日俱增，如果沒有辦法彼此對話、溝通，又該如何在民主政治的種種機制中，撇開有心人士的操弄，一起共同營造美好的未來？
而從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來看，我們對群體又分成親近的內群體，跟欠缺認同感的外群體。因為已建立認同，所以擁有羈絆，於是登高一呼的人，就算措辭誇張（例如粉身碎骨云云），都不會引發在場群眾的反感，反而讓他們備受鼓舞，開始大力呼喊口號或揮舞旗幟。
相對來說，他們對於外群體的族群，因為缺乏其他聯繫因素（血緣、工作場合等），若只是在網路上短兵相接，也只會保持偏見，做出憎惡的反應，吐出「你是不是1450」之類的話。
這是用一種情緒直觀的方式來過濾事實，以保護自己切身相關的事物。因此，在群體極化的當代，比起花時間在某網路平台氣噗噗互相指責彼此不是，落入無止盡的對立循環，不如趁身旁親友與政治團體隔離落單的時候，用親情呼喚，做個別談話，獲取共識的機率說不定還比較高。
換言之，如果覺得對方言論讓自身感到不解，就純粹施以反唇相譏，那麼也形同在他人的不滿傷口上灑鹽，難以更進一步建立對話，遑論取得共識。因為這是人之常情，若我們發現自己對根本不值得的事物投入時間、金錢、心血，通常會下更大的決心，盡心盡力為自己原本的決定辯護。
不管什麼「粉」，其實在那時候，多是為自己而戰。所以，如果這就是「世代／族群」間的對話之所以無法延續，我們是否應該對公共議題的對話方式更加謹慎，從語氣接引開始做起，試著選擇避免開啟不必要的對戰，以免失控的對立，被不肖政治人物在未來其他選舉路上撿去滾動人氣。
像是「勿忘世上苦人多」之類的話語，被特定人士拿去打造「很接地氣」的想像，進一步破壞我們本來對於民主政治多元交流的期待，也增加對於未來生活的不必要憂慮。
公投法修正：民主參與品質的反思
立法院於2019年6月17日三讀修正通過公投法部分條文，最大亮點之一就是明定公投日為8月第四個星期六。有需要的話自民國110年起每兩年舉辦一次，這表示公投不再綁大選，讓公投與大選脫鉤。
《新頭殼》報導：「院會發言階段，國民黨團批評，若公投不與大選綁定，公投通過的機率太低，去年九合一大選綁公投的亂象可靠技術解決，但若公投變得更嚴格，等同把好不容易才爭取開放的鳥籠公投關回鐵籠。」
然而這樣的脫鉤模式，卻也搭配連署書查對時間的拉長（從30天改成60天）；公投案公告期的提早（從投票日的28日前，修正為投票日的90日前）；修正條文更規定相關立法機關或行政機關必須要在45天內提出意見書。
總的來看，就如同陳方隅的文章所言，都是嘗試拉長公投議案的討論期間，並延長檢核時間，以有效查對連署名冊是否真實。這些補強在於維繫良好的公共討論與投票品質，與剝奪直接民權實無相關。
至於去年公投不斷發生的「死人連署」現象，修正草案本來規定未來連署時需附身分證影本，以防偽造。不過，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在協商前已表示，不再堅持公投連署需附身分證影本，並提附帶決議，希望中選會儘速完成資安測試後，實施全國性公投電子連署。
放眼未來，下一次的修法重點，應該是如何在公投前建立真正有效的公民審議，避免讓公投成為特定人士團體或政客的工具。如同公法學者Udo Di Fabio所評價的：直接民主，要說它是激情煽動者的犒賞，不如說是一種帶著副作用的解藥。
也誠如學者林佳和在文中指出：
在審議民主之浪潮下，一個完善的公投制度，應思考如何融入，包括在審議階段的多方聽證，當事人、利害關係人與其他第三人的充分審議，乃至於連署成案後到公投前之宣傳，都應引入審議或至少參考其內涵而導入某些必要措施，例如公共資源支撐之資訊傳遞或辯論。
如同台灣1124公投一般，在極短暫的時間內，在連題目都弄不清楚、讀不懂或不知其利弊得失與影響的情況下，一次性對數量如此之多的提案做出政治決定，加上某些倡議者不斷的製造虛偽、恐嚇、曚騙或誤導式言詞的推波助瀾，只能說天佑台灣，民主懸崖一線間。
在人權團體及環保團體呼籲公投法應謹慎修法的記者會上，學者黃嵩立深切說明到：公投結果就像是個人偏好的加總，偏好加總形成的政策就算代表著許多人的想法，卻也因為二分法的計算方式，無法產生細緻多元的結論。
而許多行為科學都顯示，有限的注意力與先入為主的觀念，還有擁抱同溫層的心理，都讓人們很難開放心胸進行審議，也讓直接民主在這個後真相的年代，更容易受政治操作影響，這都是我們在資訊科技時代下運作直接民主時所必須注意的風險。
打擊假訊息：言論管制與民主失靈的權衡
2019年3月8日，中天新聞《大政治大爆卦》節目播出「文旦丟在水庫超過200萬噸」標題等內容，遭NCC於10日決議以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項第4款規定開罰。NCC發言人翁柏宗表示，該節目傳播錯誤農產訊息，且內容具有直播、採訪、報導等特性，在未經事實查證的前提下，影響農產交易秩序，損及農民收入等公共利益，所以裁罰新台幣100萬元。
虛假訊息方興未艾，年底的三場總統政見發表會上，韓國瑜市長多次稱今年會有4萬家公司倒閉，可能有40萬勞工失業一事，經濟部即於12月2日澄清：今年公司解散數增加，是為了防制洗錢，所以請包括高市府在內的地方政府加強清查後，命令轄內超過6個月以上未營業公司，以及沒有稅籍的「殭屍公司」解散；殭屍公司沒有勞工，因此不會讓任何勞工失業。事實上，今年4月，高雄市經發局也曾針對公司解散數上升說明，是配合中央解散未營業公司的政策。
如果說，言論自由的功能之一，是希望透過意見交流形成輿論，促成公共利益；換言之，公共利益的促成，不僅需在議題上提出論理與證據，有時更植基於不同價值觀的互相交換，才能有機會進一步融合成長。
因此，言論自由並非無敵王牌，在偏頗資訊或分化意識流竄的今日，意見群體極化的問題，愈發強烈，且有正視之必要。換言之，政府根據政局的發展，不排除依照憲法比例原則的精神，取得重新調整言論自由市場的正當性。譬如限制特定爭議言論的主張，或令媒體開放時段（媒體近用），以利不同意見進行對話。
為避免假訊息影響選情，2019年5月，行政院院會即通過兩項有關《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簡稱「選罷法」）的修正草案，明定參選人對不實選舉廣告可申請強制下架，法院須在三天內裁定；若裁定後業者不下架，最高可罰200萬元，且可連續處罰。
然而，如同美國Holmes前大法官所言：當人們堅信自己所說的是正確的，想要鎮壓不同的意見是很合於邏輯的。危機狀態時所衍生的集體恐慌心態，不免放大了人民對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想像。因此為了避免言論受到過度箝制，適度的違憲審查，是不能輕易放棄的。
流轉在兩岸難以切割的歷史，國內派系的分分合合，國際局勢的詭譎多變，國內外經驗都指引了一些方向，讓我們在「避免民主失靈」和「避免過度箝制言論」這兩個載浮載沉的議題之間，持續掙扎求生。
反送中抗爭：台灣人的「亡國感」？
2018年，香港青年陳同佳在台北殺死同行女友並潛逃回港，引發今年2月香港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契機，試圖將移送範圍擴及中國各地。此舉形同打破中、港間的司法區隔，引發港人激烈反抗，故事的發展如同「蝴蝶效應」，一發不可收拾。
若《逃犯條例》修訂獲得通過，意味著中國可以借用香港的司法系統，把香港人送到中國受審。這讓很多香港人感到害怕，因為香港人將不能再享有《基本法》所賦予的各種自由保障。
國際特赦組織、人權觀察和香港人權監察也發表聯合聲明指出，修法將撤除香港原有的司法保障，容許當局將人引渡至可能遭到酷刑、其他形式的虐待以及不公平的審訊，特別是中國。而事件的發酵程度可以從抗議口號窺見，像是從「反送中」，演變成「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之外，也可以看到「香港人加油」等語，隨著政府處理失當，逐漸發展成「香港人反抗報仇」。
回顧反送中事件，其實也暴露出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至中國之後，這22年來所埋下的各種意識差距，時至今日長成對中共政權的徹底不信任。如學者吳叡人接受日本《朝日新聞》專訪表示：
看到天安門事件，香港人感到絕望，看起來中國是不可能民主化。此外，日常生活中也存在與中國的摩擦。來自中國的新移民逾100萬人，占香港人口一成以上，這些人被指控造成公營住宅的分配、公家醫療服務受影響。來自中國的購物客在香港大量搶購日用品、食品，成為問題。這是硬把兩個異質社會湊在一起所產生的反彈。
覆巢之下無完卵，香港長達半年以上的抗爭，也讓隔著海峽的台灣民眾逐漸感受到不安，而慢慢在輿論之間形成所謂「亡國感」的認知。當然，沒有人想要擁抱亡國感，甚至也會有人質疑，香港是中國政府合法的領土之一，與台灣實質獨立的狀態完全不同，何來亡國感的論述？
但這一切並不純然只是因為某國對台灣的敵意，而是香港的抗爭經驗清楚反映「凡事以北京為主、香港為從」的殖民態度。反觀台灣的大家從自己的生命經驗確實知道，我們的生活是建立在有一定尊嚴的自我決定之上，所以所謂的「亡國感」，並不是針對任何一個國號，而是擔心以民為主的生活方式，在無力之中消逝。
當我們選擇了法治社會，也就選擇了定期改選、權力分立、基本權利保障、照顧少數族群等基本價值觀。因此所謂的「亡國感」，精確來說應該是設想前述民主要素消失之後，對於這樣的生活方式的種種憂慮。
因此香港的反送中事件，多少喚起了台灣人對於民主的珍惜，啟發了對未來政治的投入，毋寧是這座島嶼環繞在國際陰影下，一道可貴的天光。
▍下篇：
▲ 喜歡法律白話文的文章嗎？點圖加入法白募資計畫，你的贊助，讓我們在法律白話文的路上不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