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棫／2019十大民主法治事件（下）：權利保障的突破
上篇：2019十大民主法治事件（上）：法治觀念的變革
中篇：2019十大民主法治事件（中）：民主浪潮的反思
同婚專法通過：同志人權的下一步？
2017年5月24日，大法官用釋字第748號宣告民法不讓同性戀者結婚的規定違憲，命相關機關要在解釋公布日起兩年內修法或立法，才能平等保障同性伴侶的婚姻自由。
2018年初，反同團體為了防止同婚進入民法體系，提出三項公投，多方限制同婚發展。挾著強大的組織動員，這波公投取得了六成以上的得票率，三項公投並全數獲得通過，賦予了行政院提出法律修正案，立法院定期完成審議的種種義務。
既然公投確認了制定專法的方向，立法院趕在立法時限前，在5月17日通過了《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並定於同月24日正式生效。通過之際，立院外3萬多名的同婚支持者爆出如雷掌聲，不少同性伴侶相擁而泣。也許這結局不夠完美，但也意味著從生效日起，年滿18歲的台灣同性伴侶，可以依法前往戶政機構登記結婚。
同一時間，反對同婚的「下一代幸福聯盟」則批評立院罔顧民意，台灣民主已死，並號召民眾在2020年大選，「下架」違背民意的立委與總統。面對風雨欲來，行政院也隨即發布釋字748號懶人包，除了解釋此次立法的主要內容，也對不實謠言進行闢謠。
婚姻平權作為同志運動長期奮鬥的象徵，凸顯出同志人權運動與各方勢力的競逐，將會一直持續下去。而同婚之路的演進，簡單來說，就是把同志進入家庭的訴求，向社會尋求支持，並透過公權力予以承認，走向制度化的一系列過程。
當各國媒體紛紛盛讚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台灣同志權益發展，似乎隨著婚姻平權的達成，跌跌撞撞也來到階段性高峰。同婚對於台灣社會與文化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勢將成為未來各界關心的重要議題。
但如同台灣人權協會早在2001年的《台灣人權報告》指出：「同志社群中結伴生活的並不在少數，但同志們仍處在不友善的大環境中，首當其衝面對的還是整體社會接受的問題，大多同志甚至沒有對其家人、朋友出櫃」，並認為「同志在台灣最基本的權益應是免於歧視的生存和就學、工作，遑論結婚和生子。」
若法律忽略了同志所遭受的種種不合理差別待遇，只在意家庭權益一事，「形同無視台灣社會具體存在的同性戀歧視，彷彿組織家庭與收養子女就是台灣同志人權追求的全部」。同時，是否能將反歧視法制擴展至工作與教育以外的其他領域，使同志在各層面都能享有平等權益，是未來同志人權發展的下一步。
釋字784號：突破特別權力關係的國中生
早期談到校園裡的師生互動，會發現「上命下從」的相處模式非常強烈。這其實可從19世紀的歐洲談起，在當時君主立憲的政府體制下，貴族為了讓君王進一步面對「被法令管制」的現實，於是透過交換，允許君王保留一片可以任意指揮所屬成員，不受任何管制的空間。
台灣民主化後，這理論不僅沒有消失，更在1930年左右由我國司法院引進，並經由行政法院反覆援引類似概念，逐漸深入政府與人心。簡單說，在特定群體之中，像是公務員、學生、受刑人等，人民必須高度服從上位者的權力，就算碰到委屈，也無法輕易得到救濟。
但二戰後，世界各國致力讓「法治國家的陽光」灑向每一個權力所到之處，前述理論的排斥，已是大勢所趨。在台灣，這樣的逆轉，則有賴各方人士不斷聲請大法官解釋，逐一在不同案例突破——只是一路走來，仍呈現大法官說多少，行政法院開放多少的狀態。
2014年1月，一名新竹市的傅姓國中生，因為病假無法參加學期評量，卻在補考時，分數被了打七折計算。在循序提起救濟之後，各級法院又一致搬出釋字第382號解釋，認定學生並不能針對成績評量提起訴訟，也讓傅同學下定決心聲請解釋，主張釋字第382號妨礙訴訟權的行使。
2019年10月25日，大法官作出司法院第784號釋字表示：各級學生的訴訟權都受到憲法第16條保障，因此不管是什麼權利受到侵害，都應該讓其依循法定程序提起訴訟，不因學生身分而有所不同。換句話說，大法官認為，學校對學生所作的各種措施，就算沒有侵害學生受教育的權利，也有侵害其他權利的可能。於是，進一步針對釋字第382解釋限制訴訟的部分，予以修正。
本號釋字出現後，許多教育界評論擔憂：「管教變成侵害權利？」「學生可以告老師？要一直跑法院？」然而，我們可能須注意的是，大法官只是透過這號解釋，把過度限制起訴的解釋，適度修正為符合人權的運作方式而已。
「身為一個法治國家底下的人民，當我們權利受損時，卻沒有一個管道去救濟，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聲請人傅同學在受訪時說道。本號解釋不是老師的敵人，它只是提醒我們該回顧校園內的管理措施，是否有同時顧慮法治的精神？是否仍舉著維持校園秩序的大旗，肆無忌憚地進行管教，忽略了學生也是享有基本權利的主體？
如果校方的管教合乎法治，學生也不致濫訴，法院也會依法防堵。因此，未來的關心重點之一，應該是如何讓第一線的老師習法知法，認知到其管理方式是否會觸犯法律界線，營造友善多元的校園環境，而不是千方百計防堵學生學習擁抱並守護自身權利。
受刑人管教案：當法治陽光照進監獄
2019年3月，綠島監獄謝姓收容人認為監獄軍事化的管理方式違法，進而向台東地院起訴。法院認為，監獄制度並非用於準備作戰，故判謝姓收容人勝訴。這也是針對監獄管理，受刑人方向法院請求救濟的首次獲勝紀錄。
故事要回到台東綠島監獄，獄方作了幾項有爭議的管理措施。其一，明明是規定的運動時間，卻命原告受軍事訓練，如唱軍歌、答數、向後跳、向左右轉等內容。其二則是，禁止原告向其他政府機關陳情監獄內的生活。於是原告憤憤不平，在獄內申訴未果之後，提起了本件行政訴訟。
法院首先認為：獄方禁止謝姓收容人陳情的行為，不當增加了《監獄行刑法》所沒有的限制。因為該法的管理行為，應以「是否妨害監獄紀律」為出發點，若陳情內容本身並無妨害監獄紀律的疑虞，獄方即無任何資格否准其通信。
尤其受刑人寄發陳情的行為，也受到憲法言論自由的保障，受刑人針對機關管教不當所為的陳情書信，是自身法律權利的展現。若無其他法律上的依據，獄方自然不可以維持秩序為由，隨意扣押受刑人的書信。
其次，法院指出：獄方讓原告受軍事訓練，也與監獄管教的預設法定目的有所違背。也就是說，為了讓軍人作戰效率提升，當然有在訓練過程中命軍人統一聽口令動作的必要，以便未來順利執行命令。然而，受刑人進入監所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準備作戰」，相關的軍事訓練，並無助受刑人思考其所觸犯的法律規範，更無助他們思考該如何回歸社會生活，因此軍事訓練與監獄管教的預設目的有所違背。
更何況，當軍事訓練與監獄管教間欠缺關連之際，獄方卻強迫受刑人接受前者，法院認為：這毋寧是出於對受刑人的支配，把受刑人當作是被操控的棋子，不只對他們的心智產生負面影響，更將危害監所的矯正功能。因此，獄方命原告唱軍歌、答數、向後跳、向左右轉等管理措施，還有禁止陳情，都是違法的行為。
也許有些人看到這樣的判決會嗤之以鼻，認為這些曾經為非作歹的人何以繼續享受人權。這個疑慮，許宗力大法官在第755號解釋的協同意見書清楚回答：受刑人自由雖被限制在監獄之中，但並未因此就被憲法放逐而成為不受基本權保障的「棄民」或「化外之民」，他只是穿囚服的國民，而不是「非國民」。意見書接著說道：
試想，若受刑人未能免於國家恣意侵害、無法獲得基本生活所需、甚至時時擔心最起碼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將持續處於恐懼與匱乏之中。而恐懼是人性的腐蝕劑，日復一日蒙受被剝奪感、處於高壓環境並受到無所不在的監視，矯正機構中密集相處的人與人之間將難以存在信任。
受刑人若連僅僅是維持生物性的活存都未必可得，如何期待其發展有意義的生活、學會尊重他人並理解遵守社會規範之道德意義，從而邁向再社會化？
當監所中的生活處境無法符合人道條件，未能落實其基本權保障，使受刑人無法有效復歸社會，最終受害、反噬的不只是矯正人員、受刑人自己與家人，還將包括整個社會。
小結：寫給2020年
《憤怒年代：共感怨憤、共染暴力的人類歷史新紀元》一書提到：人們頹敗在物質至上的巨大不平等之前，各地的傳統也受到西化衝擊，除了喪失外在物質，更包含內在心靈及文化上的世代積累。但在由上而下暴力式西化過程中，人們在物質與文化上皆產生了被排除、傷害的感受。
而一個不屬於西方、不屬於東方、沒有傳統情感、充滿衝突的世代就這樣誕生，並找不到在這世界上安身立命的所在，這些「被剝奪者」成就了今日的憤怒年代。然而，美國民權運動家Diane Nash曾言：
每個人都想要有馬丁路德那樣的領袖……民眾必須了解，想改變現狀，需要每個人都思考策略與投入運動。具有領袖魅力的領導人無法使我們自由，永遠不可能，因為自由本質上就是，體認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
為了安穩生活，我們既受了集體形成的法治秩序，然為確保心靈的自由與創造力，避免秩序的僵化，改變是必要的行動。簡言之，個人主體性的建構，注定在改變與秩序間，永無止境的循環中延續，沒有終點。面臨未來種種人權議題的挑戰，舉凡迫遷、血汗勞動、司法改革或長期照護，我們對於民主價值的追求應長存心中，因為再大規模的抗爭熱度，也只能短暫持續數周。
要如何在萬人空巷的迴音之後，還能維持民主運動的進程，就是你我繫諸於心的那分願力。哲學家沙特曾舉了一把剪紙刀為例子，這把刀的本質和規定，是它的製作材料、製作目的、用途等，在它還未被製造出來前，這些概念規定已經預先存在於製作它的工匠的腦海中。簡而言之，剪紙刀是甚麼，這一早已經被決定好。
但人的情況就不同了，人是「存在先於本質」，所以願力將決定我們的本質將何去何從，我們未來的生活環境就是靠這樣打造。而未來也如同曼威電影中的奇異博士所觀察，有無數種的可能組合，我也多麼希望亡國感是杞人憂天的一件事。1789年的法國人權宣言第16條早就指出：「凡權利無保障和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
期待今年結束時再用這個標準，跟大家一起回顧台灣的進步。對了，記得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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