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工普篩與大搜捕：馬來西亞新一波疫情襲來前的「防疫不平等」

馬來西亞政府從3月18日開始實施行動管制（Movement Control Order, MCO），直到5月4日進入有條件行動管制（The Conditional Movement Control Order, CMCO），允許企業復工。若無延期，有條件行動行動管制將會在6月9日結束。而從5月開始，馬來西亞政府將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的檢疫對象，從本國人轉向外籍人士，使得近一個月以來，超過七成的確診病例來自外籍人士，尤其是移工與無證件移民。

2月底的穆斯林宗教活動群聚感染，是直接造成馬來西亞施行行動管制的主因。該活動不僅有超過萬人出席，也因難以第一時間追蹤來自各地的出席者，使得疫情在不同地方蔓延。隨後，也陸續出現教堂、婚禮、宗教學校、市場等群聚感染，造成總確診數在4月底時已達2,766例。當時，確診數仍以馬來西亞籍為主，外籍人士只佔全國總確診數的3.8%。4月中，官員否認出現外籍人士群聚感染；直到4月底，衛生部才確認曾出席2月宗教活動的移工，已讓病毒在不同社群蔓延。

截至6月2日，馬來西亞的累積確診數已近8千人。而其實在5月25日以前，馬來西亞已有很長一段時間的確診數維持在雙位數，且大多時候的單日出院數都高於確診數；不過5月25、26連兩日，確診數突然飆升至172例及187例，其中外籍人士感染數為159例、173例。高比例的外籍人士感染，使人們懷疑會否如鄰國新加坡，進入新一輪的大型群聚感染？

馬來西亞移工：「可被肉眼看見」的群體

在馬來西亞，移工一直是一個「可被肉眼看見」的群體。他們不僅從事產業與社福，也包括餐飲服務業。許多日常餐飲往往由本國籍人士註冊營業，為了降低成本，最後轉手交由外籍勞工負責烹煮。隨著這樣的經營模式日漸普及，也曾引起輿論反彈，2014年時，就有州政府以保護地方美食特色為由，計劃禁止外籍勞工烹煮小吃。

在國家政策不明、追求廉價勞動力與提升市場競爭力的情況下，一般民眾首先針對的是被視為競爭者的外籍勞工，而不是難以改變的國家官方態度。其中原因，正好也因為他們是「可見」的明確對象。從事危險、骯髒、困難工作的外籍勞工，也讓他們同時成為危險與骯髒的印象本身，使得移工雖然「可見」，卻不「親近」。

回溯馬來西亞的疫情初期，移工並不在早期的確診感染群裡。最初因武漢遊客入境而開始的前幾筆確診病例，衛生部每日報告裡的「外國人」多指外國遊客。隨著封鎖邊境，只區分境內感染與境外移入。進入5月，隨著移工確診數增加，報告裡的「境內感染」部分，才明確區分本國人（citizens）與外國人（non-citizens）。

4月5日，一名工人出現發燒與咳嗽等症狀，5天後接受檢測，4月12日確診。這起位於不叻士（Pedas）宰雞場的感染案例，直至5月8日才被判定為群聚感染，至今已造成219宗關聯確診，其中206人為外籍移工，也是目前33處仍在持續感染的地點之一。

自從實施行動管制以來，就有不少團體呼籲政府勿忘移工權益，應該一併防疫。由於當時出現多處不同感染群聚，加上檢疫能量有限，使得高感染風險的移工在數據上，反而顯示為低感染率。在這段篩檢的空窗期，究竟有多少仍未被發現的確診案例，或許很快就能知道。由於外籍人士當中有近80%為無症狀感染，因此不見得是故意不篩檢，而是在初期與後續，都沒有得到更多關注。

平常缺乏政策管制，疫情來了才下令普篩移工？

政策裡最為人詬病的，是對移工居住環境缺乏管制。依據法令規定，只有超過20英亩的種植與採礦業才需要為移工準備住宿。直到2019年，通過修改《員工房屋、住宿和設施基本標準法令》（Workers' Minimum Standards of Housing and Amenities Act 1990），才將居住面積要求擴及到所有產業。即便如此，也不過是提供睡眠空間不低於3平方公尺，或居住面積不低於4.5平方公尺的空間。新規定原本預計今年6月1日生效，不過為了讓雇主有更多時間準備，而延遲至9月。

由於長期缺乏法令約束，移工往往居住在衛生水平低或是擁擠的環境，這不僅使移工生活在各種傳染疾病風險下，也讓社會留下「移工都有傳染病」的印象。甚至更進一步，影響社會看待移工來源國（印尼、孟加拉、尼泊爾等）的方式，並產生不必要的誤解和歧視。防疫人員在調查群聚感染時，發現部分確診案例來自15至30人共住的公寓，才讓人們重新注意到移工們的居住環境。

進入有條件行動管制階段後，政府以防疫為由，下令聘用移工的企業必須先讓員工進行病毒檢測才能復工。由於不可能短時間內為數百萬名移工篩檢，最後改讓工地、保全與服務業優先。檢測費用須由雇主承擔，但可申請社會保險（socso）部分津貼。國防部長沙比利（Ismail Sabri）甚至建議可從員工薪水扣款，表示「雇主可從員工薪水中，每月扣取50元馬幣。」

如果移工確實屬於高風險感染群，就應該由國家制定整體檢測方案。不過，考量到截至4月時，外籍人士只佔總確診數的3.8%，似乎馬來西亞人的感染風險更高。移工的居住環境在防疫機制裡顯得脆弱，當平日就將移工排除在外，如今再以避免傳染而要求普篩，也只是有意地將他們與病毒關聯起來。

以防疫之名進行的「無證件移工」大逮捕

馬來西亞外籍勞工約為180萬人，無證件移工推估達126萬人。大量無證件移工，與長期執法不嚴的邊防、追求廉價勞動力的市場，以及貪腐的官僚有關。由於無證件移工人數眾多，在討論「外籍勞工」時，就有必要將他們考慮在內，但這又牽扯到另一層難題，比如防疫期間，應該如何對待無證件移工？馬國政府的回答是：為確診者提供治療，但並不承諾不逮捕他們。

5月1日勞動節，執法人員以防疫之名，對無證件移工執行搜捕與拘留。搜捕舉動引起人權組織嘩然，不僅因為造成移工恐慌與漠視權益，也因執法人員進入疫情紅區（出現大量確診數而暫時嚴格限制行動的區域）搜捕，可能進一步加速傳染。這層憂慮後來得到應驗——數處移民廳拘留所發生群聚感染，數百官員遭隔離。

馬國政府堅持無證件移工的「非法」身分，與長期以來對待移工與無證件移民的政策有關。在馬來西亞的外籍勞工議題上，往往同時由內政部與人力資源部（偶爾包含國防部）負責。這暗示著，移工不僅是人力，也是「成為國家潛在威脅」的國安問題。這與新加坡發生勞工宿舍群聚時，總是由人力資源部發言，非常不同。

馬國政府的態度也加深移工防疫的困難，5月初，在一名移工證實確診後，同一工地工作的145人選擇逃走。類似情況一直零星發生，包括5月30日，一名確診者從醫院逃走，8小時後尋獲。所幸的是，大部分已知的逃逸者都有被尋獲，且最終都確認為陰性。這表示，疫情期間嚴捉無證件移工，反而導致不合作防疫。

面對無證件移民，政府歷來的措施只重複在拘留遣返與重新登記（也稱「特赦」或「漂白」）間兜轉。執法者每隔一段時間聯合搜捕，短時間內即可尋獲千至萬人，間接證實平日更多是不作為，而人數亦不見減緩。2002年，《移民法》增加對無證件移民的懲罰，其中還包括鞭刑，但懲罰後重新回到馬來西亞的例子並不罕見。反而由於近年經濟衰退，才使得部分人選擇轉往其他國家。

無證件移民被拘留後並不意味將即刻獲得遣返。由於人數眾多，以及需要與來源國協商，往往有數千人被迫滯留在拘留所內，馬國政府每年需承擔大約2,500萬馬幣開銷，以支付他們的日常飲食。5月逮捕的無證件移民中，估計將花費430萬馬幣進行病毒測試。首相與國防部長連續幾天表示要將人迅速遣返回國，以切割人口壓力，達致防疫效果。

看似無證件移民在無理地侵蝕著馬國財政開銷，但也不禁令人納悶：這筆金額真的是無可避免的嗎？

提升對所有人的保護，才可能保護所有人

此次疫情凸顯出一個事實：只要有少數人曝露在感染風險，就可能讓大多數人的生活受影響。從學校停課到社區封鎖，或是大至讓國家陷入行動管制或封城，都不是因為大部分人已感染，而是基於少數人未得到良好保護。

以總人口千萬的國家角度來看，1,000人也不過是萬分之一。平日，我們透過成本效率計算，很可能不會為了萬分之一的缺漏，而讓其他人停止日常作息；此次疫情卻向我們顯示，只要少數人沒受到體制的平等對待，就會造成多數人的「不平等」。唯有提升對所有人的保護，才可能保護所有人。換句話說，當我們平日因成本效率等因素，而妥協於對少數或弱勢的不平等；在面對疫情來襲時，即證實了這是最沒有效率的行為。

然而，人們不一定注意到這點，更多時候傾向將少數人視為讓其他人曝露在感染風險的「源頭」、或被視為防疫的「缺口」。不僅在馬來西亞，許多國家都出現將曝露在風險的人視為「病毒源頭」的例子，責怪從疫區國返回的國民，或是譴責早期參加宗教集會的信徒，都是常見狀況。相較於「彌補缺口」，社會更常將高風險者視為「病毒」來切割。

雖然疫情對大家造成影響，但每個人的承受能力不一。顯然，較富有的階層擁有更高的承受能力，而越底下的階層或是無法律保護的一群，則更為脆弱。這些差異也讓人們對疫情威脅有不一樣的感知。無證件移工是更為極端的例子，因為他從一開始，就被視為非常規的存在。建立常規的法律，似乎不應該保護非常規的人們，但在病毒與防疫面前，無證件移工與一般人並無差異。

疫情前對移工居住環境、醫療照護與人權等積蓄已久的不平等待遇，直接導致移工無法在疫情來臨時，遵從社交距離、戴口罩等防疫手段，造成移工的防疫不平等。

小結

馬來西亞的確診率大致落在1.4%，但是外籍人士確診率則有5.6%左右。在移民廳扣留所，確診率最高的一處甚至達到18.3%，而衛生部目前尚不清楚究竟是拘留前或後感染。如今馬來西亞人的R0值已降至0.3，但仍難以預估外籍人士的傳染變化。

新加坡的外籍移工確診數不斷升高，主要在於移工大多居住在容納人數超過1,000人的專門宿舍（依該國《外籍僱員宿舍法》而設），在無法維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難以避免感染威脅。馬來西亞雖無類似的大型移工宿舍，不太可能出現超大規模的感染圈，但依然會視工廠或工地規模，出現數百人的群聚感染。此外，也由於缺乏管理、居住地點分散，導致一旦出現確診病例，就難以迅速追蹤關聯人士。

在諸多針對新加坡移工宿舍的反思例子裡，曾討論是否因為政府將移工與社會分割，才造成移工被長期忽視。相較於新加坡，在台灣或馬來西亞，移工一直是肉眼可以看見的群體，但如果社會沒有培養起道德敏感度，就不易察覺不平等的存在。

在各國感染率數字裡，移工一直是可見的高風險感染群。除了因社會地位的關係，也與確診統計上的區分有關——數字間往往會區別國內與國外人士，而區別是為了「排除」。然而，本國人之間或許有所差異，但弱勢的本國人與弱勢的移工，卻可能有更多相似。

可惜的是，目前各國的死亡率只以年齡和病史等來分析，無法透過數字得知弱勢族群（無論國內或國外人士）的死亡率，因而難以看到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