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現代性之光：從北門郵局都市更新案說起

向東京看齊：都市更新蓄勢待發

八月下旬中華郵政公司宣布了「北門郵局公辦都更案」，即將以北門郵局參與台北西區門戶計畫更新計畫，以東京車站斜對面的JP Tower為藍圖，築起雙塔。有些人第一時間聽聞十分擔心，以為郵局要「被都更」，倒是誤傳。

北門郵局完工於1930年，由時任總督府土木局營繕課的技師栗山俊一設計，在歷史主義淡去的過程中，充分發揮鋼骨混凝土新構造之嘗試，又保持部分古典裝飾語彙的適當運用，加上重視採光的設計，建築成就備受肯定而被指定為市定古蹟，自然不能任意拆除。

根據郵政公司發言，現有古蹟建築保留做郵政博物館，其他約4000坪郵務空間及停車場，將改建為商辦大樓，並已同意加入台北市政府主導之公辦都更開發計畫，投資金額估計約270億元。

此案受到台北市高度重視，可從林副市長親自說明以及臉書發文窺見。根據市府資料，未來北門郵局後方的其他建築將拆除，更新改建為國家創新創意中心大樓，並連接周邊西區門戶六大城市博物館群（西區門戶城市博物館群包含：鐵道部博物館、攝影文化中心、郵政通訊國家博物館、國立台灣博物館土銀展館、國立台灣博物館、規劃位於市議會舊址的城市願景館等等）。

其中，「國家創新創意大樓」分為教學實驗基地、國際觀光旅館和創意基地。「創意」與「連結國際」顯然是關鍵字，大抵表達此更新案之必要性，能讓台灣創投、創意人才藉此和國際連接，計畫於2020年完成。似乎配合向東京學習的調性，這宣告日期還湊巧碰上了2020東京奧運。

這個案子之所觸及，實在不只都市更新，我嘗試從幾個角度來談談，能如何來理解這案子，以及後續觀察追蹤的意義。

首先，值得思考的是郵局作為文化資產的意義，能不能超越建築特色的價值？北門郵局站在北門旁的這個路口，面向鐵道部、前台北城牆拆除後建設的三線道，一旁就是台北車站，其地緣關係是值得多說的。

這個路口的週邊，相關盡是見證台北城現代化過程的建築。過去有清機器局，日人抵達之後拆牆拓路，建設了鐵道部，見證1908年縱貫線通車後，台北的城市經濟型態，逐漸從河運貿易走向陸上運輸。不論郵電，台北郵政局在此扮演訊息傳送的重要角色，是城市經濟資本主義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這層歷史意義，能不能在兼顧古蹟保存的都市更新中適當展現？

文化資產加更新誰來決定？

再者，誰來決定文化資產加更新的方向？以台灣目前的文化資產處置方向來看，盡以資產處置、優先考量產權人意志為主，目前媒體上呈現的，盡是郵政公司董事長與市府高層的想像共鳴，也不出奇。

那麼郵政工會或市民如何看待？中華郵政工會日前召開了記者會，痛批此決策為「海市蜃塔缺民意」，未經合理程序告知員工，「……員工甚至是透過媒體報導才得知，未來2千多名員工將如何安置也讓大家感到憂心，這項計畫將影響到民眾，卻完全沒有相關配套措施。」中華郵政工會理事長鄭光明表示，「北門郵局和後方函件大樓，和行政大樓有2千名員工，員工都人心惶惶，未來如何安置，絕對不能因此裁員。」

從這些訊息來看，基層勞工被邊緣化的處境，從公司經營、建築更新乃至於文化資產保存，都有相同的情形。

持續被缺席的城市勞動記憶

如果以之對照台北郵便局落成年代，倒有跨越時代的呼應。

這棟古蹟落成之前一年，1929年，殖民學學者矢內原忠雄發表了《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指出日本統治台灣資本主義化發展等成就，是殖民地經營罕有的成功典範。然到了台北郵便局落成隔年，亦即1931年，台灣受到二零年代起世界性的經濟影響，而有工農失業嚴重的問題；該年七月，在台北的印刷廠工人、基隆礦坑及碼頭工人陸續抗爭、聯合要求調整工資。與此同時，台共遭逢檢舉、民眾黨被禁止結社活動等等，也迅速進行著……。

學者的分析對照街頭的行動，呈現了這數年間台灣經濟發展的內部矛盾，而這何嘗不值得今日人們在欣賞古蹟的時刻，做更深層的省思？以城市現代化為名的各種政治經濟安排，持續排處基層勞動者的參與，似乎百年來從未有結構性改變，不管是否為殖民時期。

隱藏在建築物風華下的歷史矛盾，還不只在這一端。北門另一側，搬遷重組在即的三井物產舊倉庫，在去年引起了關注至今，民間有《搶救北北三：北門ｘ北三線ｘ三井物產舊倉庫》持續關注。這一棟倉庫看似不如北門郵局壯麗，所相關的產業拓殖歷史，卻緊密關聯著這個路口所見證的現代化進程。

日人來台後的經濟發展，高度倚賴、扶持特定財閥完成。三井物業即為其一，享有壟斷茶、樟腦、鴉片、糖業等特許經營權。如去年民間議論指出，此類財閥「壟斷」乃植基於國家暴力，造成泰雅族大豹社的傷敗流離，以綿延的高壓電網，換來三井能在水流東（今桃園三民）興建島內最大的茶葉工廠（參考《北市府切勿好心做壞事》（林傳凱）以及《三線路頭的稀微：三井倉庫裡的北市府文資盲點》（洪致文））。其相關暗黑歷史延續至戰後，然而三井倉庫案保存再利用的研商以交通為重，並無太多著墨於此。

該案著重解決東西向交通問題，並營造由北門向南延伸的人行環境，連結郵局及其後博愛路（舊稱北門街）、延平南路（舊稱撫台街）等街區，也正是郵局都市更新案所在。

博愛路在清朝劉銘傳領台時期稱作「北門街」，曾經是城內最早繁盛的街道，為當時仍略荒蕪的城內，設有官府衙門等機構之處。而如今博愛路有相機街一稱，並逐漸由旅館業者進駐，銜接更早旅宿業化的重慶南路商機。北門周邊開放空間再造，側重南向人行環境，在規劃上確實有一定合理性，同時，也映照著北門周邊的城市環境逐漸重視旅人遊客的特點，為二十一世紀的城中寫下新章。

西區門戶計畫／台北車站周邊的土地使用定位?

承上，我們再來複習郵局更新案中堂皇的「國家創新創意大樓」，該大樓分為教學實驗基地、國際觀光旅館和創意基地，由歷史演進的機能來看，或許能稍微明白，為何創新創意大樓之中會設置旅館，表面上雖看似與創意基地和教學無關，但若本著看好城中旅宿市場未來榮景，也就沒那麼奇怪了。然值得再深入思考的是，如果私部門已多所投入旅宿業，難得啟動的公辦都更，為什麼需要再錦上添花？ 這是不得不問的一題。

再仔細看看旅宿業進駐更新地景之前的城中一帶，有城隍廟見證改朝換代香火不斷，有城中市場作為庶民營生消費的地方；到了九零年代，金融中心功能不再，仍有補教業與書街地景構成獨特的車站周邊地方特性。而逐漸空出的舊商辦大樓，在近年因旅遊業發展，逐漸轉為各類型旅館，曾幾何時書街上旅館都比書店多了？

如今旅館分佈繼續往北蔓延，本為市場發展也無需贅言，但公辦都更乃公權力與國家資本強勢支持，又位在如此具有象徵意義的歷史路口，照見整個台北車站特定區以及相關之西區門戶計畫的定位再調整，其創意大旗固然鮮麗，內容是否名實相符，是相當需要民間監督的。畢竟不久之前，在中正紀念堂周邊的華光社區都市更新一案，十年來的規劃由台北華爾街、台北六本木乃至於今日，原定為亞太金融中心顯然偏離現實不可行，相關郵政電信地主也興趣缺缺，規模不斷縮減，目前仍不明朗，唯一具體的規劃內容，也唯有以旅宿使用規劃為主，以及極少部分因歷史建築登錄而留存的舊台北刑務所官舍。

該地如今空蕩蕩的地景使人無言，未來的投資者在哪裡，又圖什麼城市遠景也一概不清。為了炒熱食堂氣氛，抄一個模型是很迅捷便利的，然而究竟是不是有人真吃得下（或需要吃）這碗華麗創意料理，實在是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們，需要多關注的問題。

今日「創意」在這城市成了一塊迷人招牌，哪怕更新後，大樓日後進駐的是補習班或是膠囊飯店（如同城中市場周邊的更新案），或許，這也都算是種「創意」的挪用。難得有西區門戶計畫啟動，若不趁此時刻，以市民與勞動者的身份檢討台北車站周邊、城中一帶的土地使用與地景涵構，難道還要再等一百年嗎？

古蹟保存暨都市更新的公共意義

這個更新單元內有北門郵局作為市定古蹟，未來的都市更新申請中，想當然有建築容積獎勵（根據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六條，全部或部分保留、立面保存、原貌重建或其他經各級主管機關認可之方式，保存、維護、更新單元範圍內具歷史性、紀念性、藝術價值之建築物，得依循一定公式計算獲得獎勵容積，其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十五為上限），這部分也值得大眾關心監督，究竟為主管機關認可的保存方式是否妥善？是否有一定程度的開放予公共接近之文化資產？

依目前有限公開的藍圖，以及標榜複製東京經驗看來，郵局古蹟除了部分作為郵政博物館，有可能如同東京郵局底層部分轉型為高級商場（以KITTE為名），以商業空間面向大眾，這究竟是不是唯一或最好的做法，還有待市民更多參與討論。

二三十年來，一般人或已習慣於私有化的古蹟，透過消費行為走入歷史空間，似乎再尋常不過。然而，作為公司化的國營事業，以及公立大學參與其中的古蹟保存暨都市更新，若未能細心處理文化資產作為公共財的面向，適當琢磨公共空間的形塑，實在可惜。同時，也已有學者憂慮其高度須審慎處理，以回應古蹟周圍都市景觀。

小題可大作：現代性從來不只是關於陽光與真理

自十九世紀中郝斯曼受命改造巴黎開始，「開闢新的道路……我們要讓陽光照射到城市每個角落，正如真理之光啟迪我們的心智一般」，這城市現代性計畫的恢弘宣言¹，百餘年來持續在各地持續重複高唱，持續有不少都市官僚自詡為郝斯曼、大畫藍圖。

然而城市改造從來不只是關乎陽光與真理，其關於資本的流動與定著、勞動力的剝削與勞動者的流離、庶民記憶的移動與拆卸，在在註記著城市變化的各層面代價。北門郵局更新案面向東京學習，其實是不足為奇的事情，重要的是，能不能藉此機會，真實面對郵局所在路口城市歷經之百年滄桑、挪出些空間給城市中的勞動生息？

什麼樣的古蹟保存與更新，就映照著什麼樣的城市。保存與更新從築起台北府城高牆開始的那天，就不曾明朗開放過，向來多是當權者的大計，今日能否有新局，還有待努力。

•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2007，《巴黎，現代性之都》，譯者：國立編譯館、黃煜文，台北：群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