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工人的知識生產——讀《做工的人》 | 顧玉玲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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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工人的知識生產——讀《做工的人》

攝影/賴小路
攝影/賴小路

營造工地多半由鐵皮高牆圍住,所有的勞作與髒汙被一舉隔離、遮掩在牆的那一頭,看不見,也不給看。待拆牆亮相時,打地基綁鋼筋砌泥作拉水電鋸木作刷油漆清廢料的勞動者們,恆常是隱身未現的。那些拓寬拔高的反光磚壁、流線手扶梯竟像是變魔術般無中生有,出資者與高官貴賓風光剪綵時,也好似光撒了錢就可以憑空收割工程成果,並理所當然獨占了建物題名的落款處。

總算我們有了立青的工地速寫,破牆而出。灰頭土臉的實作現場,生猛有力的對話與互動,營造業工人的勞動樣貌一一現身,周邊的警察、看板人、更生人、檳榔西施、外籍配偶、性工作者也接連顯影。他的書寫位置擴寬了台灣文學的向度,他的觀察視角折射出階級文化的厚度。

我先是在臉書上零星閱讀立青的系列文章,與我的勞動認識多所呼應,遂特意搜尋了數篇列印給木工師傅競中看。競中快速翻讀後,先下了斷語:「這個作者是工地主任。」為什麼?那麼多工種、工序都接觸得到,有一定的專業理解又不致被捲入特定技術的勞動生態,唯有監工的特殊位置。

監工無非是發包單位外派至工地,負責整合各技術部門,既要協調不同工種施作者之間的困難,也要代替雇主催盯進度。這角色因掌握行政特權而似乎高於現場實作者,但又因無特定專業,也無實權,難免兩面都吃力不討好。我帶著這樣的認識重讀立青的文章,更清晰地看見那個帶著想法進場的年輕菜鳥監工,有一點熱血與世故,有一點理想性與失落傷感,更多的是做為一個人的溫暖與義憤,對工地世界帶著孩童般的好奇,及持續的反思與行動。他遊離在各工地間,接合工人們的勞動程序,保持一些距離,又置身其中,一個懸空又千絲萬履關係纏附的獨特角色,延續到收工後的私下借貸與續攤情誼。

如何在各式工種的本位主義間協商,各留餘裕的可能?還要面對勞雇間的矛盾拉鋸,監工本身必然也有極富張力的故事。不過,立青沒選擇在這個角色多著墨,轉而把焦點放在他所接觸的工人生命樣貌。我猜想,這樣的書寫態度很可能也如實反映了他與工人們的關係:讓監察的角色退一點,讓學習的態度多一點,承認並看重師傅的生命經驗。我們只有在散落的篇章中,浮光掠影地察覺他身為監工的內在矛盾,或是不得不陷入「在施工進度和工人安危下掙扎求生」,或是在法令與人性的擠壓下,終至做出「我永遠不會配合警察辦案抓外勞」的決定。唯有在〈虧檳榔〉一文中,總算看見這名年輕監工在工地裡流轉、虛耗、等待、跑腿的碌碌身形,與同樣年輕的檳榔西施們相濡以沫的安慰、放鬆,看不到盡頭的失落。

立青的工地書寫,以平視的角度進場,觀察工人間性別、年齡、族群的差異,以及權力與關係的交互作用。下工後換裝出遊的年輕打工者、擅作調度的工地大嫂、只有背心數字而無名姓的移工、多次進出監獄的粗工、工地拾荒者……構成工地勞動的主體,來去浮沉。他不評價,但有立場。因著這個貼近被損害者的立場,他看出真正的價值。

《做工的人》首篇從八嘎囧世代入手,他們是被教育體制放棄的少年,群聚到工地自謀生路,酷炫的改裝機車上綁著宮廟求來的平安符。他們與社區生活緊密相連,不關心社會議題,卻建立了獨特的認同,講義氣,為家庭投注心力,「賠錢找宮廟兄弟周轉,賺錢點燭還願加碼普渡」。他們被主流價值遺棄,卻熱情擁抱社群,成為在地文化延續的主力。

這些不受肯認的價值,即便看懂了也無能為力。於是書中多篇工人故事,幾乎都以無奈的嘆息收尾,無法置評又如何可以不作聲:「我不想去回憶。」「我不知道他們的未來會變得怎樣,也最好不要去想。」「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所以我恐懼。」「關鍵時刻不認耶穌,會讓我活得輕鬆一點。」「一如現實,我們什麼也做不了。」「其實我也不大想要去思考。」……立青置身其中,看見結構性的矛盾,看見體制的壓迫與工人的無望,束手無策何其沉重。唯有書寫做為微小的武器,抵擋撲天蓋地的誤解與社會汙名。他的持續記錄,我想是因為珍重不願袖手。

是這樣的珍重之心,帶領我們看見工地勞作的各式知識生產,閃閃發光。〈走水路〉裡吸安成癮的阿欽,工作專注且擁有高超技藝,他的電焊作品「焊道又美又細,如同魚鱗般地堆疊……每一個焊點都乾淨美觀,室內的氬焊更是焊出了淡紫色堆疊而出的弧形。」他使用藥物協助哥哥安樂離世,也預留一支給自己,悲傷的敘事背後是衷心的尊重。我也喜歡工地較勁的小撇步,師傅們帶著工程師東繞西繞以讓他們體會酷熱或天寒的勞動環境,增加協商籌碼;而菜鳥監工也學會了這一套應對技巧,「帶著業主走一圈工地,累死他一頓再說」。更不用說,〈罰單〉裡令人難忘的集體行動,環保局官員以「事業汙水」向外牆砌磚的工人開出六萬元罰單,驚動了街坊鄰居、里長、洗車行女俠紛紛出面仗義直言,最終逼使官員妥協,改開一千二百元的罰單。

這些工人手上的籌碼這麼少,動能這麼強,他們的處境飽受壓迫,但個別與集體反抗的動能無處不在。那些工地磨練出來的專業技藝、協商能耐,以及弱勢者適時伸手的抵抗與互助,都像珍珠般發出瑩光,劃破死寂長夜。

攝影/賴小陸
攝影/賴小陸

營造業向來高居台灣重大職災率首位,一有事故非死即殘。《做工的人》沒有血淋淋的直接傷害,但細筆描繪了那些不被記錄的職業病,日積月累侵蝕勞動者的身體與意志力。電焊工的夜盲、皮膚病變、肺部纖維化;泥作師傅的關節耗損、硬皮無法出汗及足底筋膜炎等,幾乎是營造工人的職業代價。

相對應的,就是工地用藥的常態。一如我所聽聞許多貨運司機、泥水匠的經歷,吸食安非他命以保持工作時的清醒專注,有勇氣從事高危險的艱難勞動。酒、菸、保力達B、咖啡、養肝茶、禁藥,都流傳在重體力行業之間,既是止痛,也為提神,救命與致命反覆搏擊,加倍的耗損與傷害就等在老年,或提早衰老的壯年。

然而這一切分明可以避免。若不是因為趕工、降低安衛成本、勞動環境惡化,職業病都是可以預防的,不該由工人單方面認命吞下。立青進入工地的時機,是台灣繼二○○二年加入WTO後,又於二○○九年簽署加入GPA(政府採購協定)。加速經濟自由化,首當其衝就是公共營造工程的採購,大幅降低國際資本進場承標的門檻;同時間,台灣遂步修法任令勞動條件彈性化、去管制化,對受僱工人更沒有保障。這些外在政策的變化,都構成了立青所描述日益艱難的營造業工作環境。廠商若要保有一定的資本利潤,就是減少勞工安全衛生成本做為替代,趕工或減薪,最終還是壓榨工人的健康與性命,代價轉嫁至全社會承擔。

重重壓迫,無以言說,工人的不滿只能投射在公權力的執行者身上。基層警察首當其衝被推上火線,成為眾人唾棄的「賊頭大人」。最尖銳的衝突於是出現在警察捉拿逃逸移工的情節,連在場的阿嬤都出聲捍衛:「哩嘛乎郎一口飯呷。」本勞更直接嗆聲:「真正歹人不抓,攏欺負外勞仔。」不義的勞動政策,將基層的工人與員警推成矛盾對立面,令人憤怒又心酸。「反正出言嘲諷成本很低,用鼻音和尖酸的語氣諷刺警察,也只是證明我們毫無能力阻止這種政策」。正義的界線模糊不清,爭吵的兩造都是同受擠壓的人。

到了〈阿霞姊的鹼粽〉裡,中年娼妓和基層員警的關係又有了轉換。立青描述阿霞姊的心思,落筆動人:「年老的好處是:發現那些自己以前害怕又討厭的警察們,現在看來都成了年輕而善良的孩子,對她們這種沒有戶口、沒有駕照的老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執法可放水之處,才回歸到人與人之間的善意相待,一點最起碼的,做人的道理。

我與立青初次見面,他利用中午工地休息時間,騎機車橫越大半個台北市來到「秋鬥」例行會議的現場,交給我一本《做工的人》影印草稿。他風塵僕僕,衣鞋都有汙漬,但整個人的模樣清朗、專注,有一種罕見的體貼應對,很本能地寧可多做一些而盡量少麻煩人,但那態度又全然不見委屈。

他從技職專科生就到工地打工,至今已有十年。為何開始寫作?他說四年前寫下第一篇工人進香團的文章,為的是翻轉外界對工人迷信無知的誤解。那麼,正解是什麼?正解沒法子簡化說,於是一篇文章不夠,再一篇,又一篇。

我想立青很早就發現了,唯有把個人選擇與結構處境的關連說清楚,才能理解個別的人在有限的條件下如何做出選擇,包含看似無用耗時的工人進香團。對於退休後的營造業工人來說,那些因長期缺席無暇經營的親子關係,那些無能提供更好的條件給下一代的缺憾,那些未竟的願望與一事無成的挫敗,僅能在他們晚年時四處奔波進香,聊勝於無地彌補。他們帶著子孫生辰八字過爐、祝願,祈得一點庇佑子孫的福澤,「有了這樣一趟旅程加持,笨口拙舌的老人們也都變成了智慧長者」。工人進香團以最少的花費做最大的生命投資,將老工人有限的籌碼做最大效益的發揮。

翻轉從來不容易,書寫也沒有盡頭。本書的最終篇,地點落在窗明几淨的便利商店。許多營造師傅進店前,都會先將自己踩過工地泥濘的雨鞋清理乾淨,甚且寧願脫鞋也不願意踩髒乳白色石英磚的地面,只為了體恤店員的辛勞。於是我們看見那一幕,奧客消費者連連碎嘴責備超商店員,終至惹惱了在後排隊的營造工人。他們八個人腰掛鐵鎚扳手,雨衣雨褲上沾滿乾掉的泥漿,揚言:「不買就滾,別擋我路!」迫奧客識相離去。營造工人相救服務業工人,以具體行動豐富了老師傅「做工的疼惜做工的」箴言,也為這本書留下堪稱振奮人心的結局。

此次出書,出版社請了攝影師到工地拍照,一些相熟的水電師傅也一併入鏡。工人們如何理解他的出書呢?立青想想,笑說他們好像以為我要交學校的報告,或者是要考研究所。總之,出書必然有用,有用就該幫忙,他們捲起袖子擺妥姿勢入鏡,好心幫忙立青完成作業,渾然不覺這工作有什麼值得被認真看待,又或者,不敢奢想社會看重這些勞作。而我認為,這本書確實有用,它記錄了當代營造工人珍貴的知識生產,還要再繼續。

攝影/賴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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