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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族論」的孕育與時代意義 ── 專訪《學苑》前總編輯梁繼平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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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4日,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年度施政報告上,公開批評香港大學學生刊物《學苑》2014年2月號的專題〈香港民族,命運自決〉,以及同年九月出版的《香港民族論》一書。梁振英稱其為「錯誤主張」,並要求「與學運領袖有密切關係的政界人士勸阻。」一時之間,《學苑》成為媒體熱話,《香港民族論》洛陽紙貴。

我在去年雨傘抗爭期間,專訪到出版《香港民族論》的《學苑》前總編輯梁繼平。本文將透過這場專訪,回顧梁繼平從發行〈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到出版《香港民族論》的動機與過程,並討論該書對雨傘抗爭和香港未來的意義。

從學苑專題到《香港民族論》

「若要數香港近年來最具爭議的詞彙,非『本土意識』、『城邦自治』及『族群身份』莫屬。一言蔽之,其核心就是以香港為本位,發展出獨立而自主的歷史觀、身份認同及政治原則。」

這是梁繼平為《學苑》2014年2月號專題所寫引言的開頭。這期刊物封面用上了2012年香港反國民教育抗爭中,大批湧動的黑衫人潮照片,還打上「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八個白色斗大的字,將「香港人」提升到「民族」層次,十分搶眼。

主修政治與法律的梁繼平在2012年大一時加入《學苑》,於2013年就任總編輯。其在任內推出了四期刊物──前三期主題分別是〈佔領中環,香港革命〉、〈百年港大,為誰而立〉,與〈曾幾何時的香港〉 。發想最後一期的專題時,梁繼平與《學苑》編輯群們意識到,他們任內關注的議題,都聚焦在香港的歷史、政策、身份認同,以及政制發展。

梁繼平提供。
梁繼平提供。

「香港有走向本土化的趨勢,但在理論市場上,似乎只有陳雲的城邦論那一套。只是陳雲似乎越來越走向華夏文化復興的主調,對很多人不很受用。」梁繼平說,「所以那時覺得本土化需要另外發展,開拓一套新理論。」陳雲是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也被視為香港本土思潮的旗手人物;他的《香港城邦論》在2011年末出版,長期高居暢銷書榜首。

不過,將香港人提升到「民族」的層次,他們最初也有猶豫,因而也考慮過諸如「香港未來發展藍圖」之類的題目。「我們當時也覺得這樣很aggressive,或者說很progressive,」梁繼平坦承,「但是後來覺得,任內最後一刊,應該集結成一個有架構的理論。」 關於香港民族的專題內容就這樣拍板定案。

為此專題,他們做足功課,研讀了陳雲的《香港城邦論》、徐承恩的《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羅永生的《殖民無間道》、高馬可的《香港簡史》、以及Benedict Anderson、David Miller、Peter Higgens等人的著作。「寫這個專題對我們來說是一個賭博的心態,我們其實沒什麼自信,純粹想要拋磚引玉。」

「民族」還是「族群」?「自決」、「自主」還是「自立」?下標題時,梁繼平與編輯群有過很大的爭辯。「因為不熟悉這些概念,又不想張冠李戴!」梁繼平笑著談到。「因為內文寫的是民族,最後決定用這鏗鏘的八個字。事後覺得標題下得真好,訊息清晰,神來之筆!」

「香港人究竟是不是一個民族?民族的定義是什麼?我們遇到最難回答的問題是,你說香港人是個民族,那你打算怎麼樣呢?你想進行什麼樣的行動?是要爭取自決公投,還是搞獨立?香港人作為一個民族有什麼social implication?對香港政局有什麼指引?對香港的民主化發展有什麼影響?」梁繼平一口氣連珠砲地說完這段話。

該期《學苑》初期有不錯的回響,但編輯群覺得,有些問題回答的不夠清楚,後續討論動能也不足。慢慢地,另外發行一本特刊的念頭逐漸清晰起來,並很快變成梁繼平口中「正正經經出一本書」的計畫。該年九月,《香港民族論》付梓。

梁繼平在該書出版後數日,在他的Facebook寫下:「人生第一本有份編寫的書《香港民族論》終於面世。我期盼此書能在舊世代崩壞之際,引起社會對本土/民族思潮的正視和辯論。我誠邀抱持各路政見的朋友,在細閱此書後能撰寫評論及批判,以豐富或校正當中的論述。香港若要踏上長期抗爭,需要更多思想的辯證和變革。」

他們當時並不知道,《香港民族論》出版後幾天,香港即將迎接為期79天的「雨傘抗爭」;他們更不會知道,四個月後梁振英的施政報告,會將《香港民族論》送入媒體聚光燈中,使他們需再趕印3000多本,最終銷售12000多本。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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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認同的變遷

「未來香港不會再有年輕人相信『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未來不會再提『民主回歸』;未來提出來的必定是『命運自決』,香港人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要怎麼走下去。」

2014年8月31日,北京的人大常委會作出關於「香港特首普選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議後,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說了這段名言。從周永康的話,以及〈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到《香港民族論》的歷程,可以窺見近年香港青年身份認同的轉變,與本土意識的劇增。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2014年12月的最新調查顯示,香港民眾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比例最高,而認為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中國人」、「中華民族一份子」的比例,跌至2008年以來的新低。其中,18歲到29歲群體中認為自己是「純粹香港人」的百分比,也從2011年12月的42.4%,上升至 59.8%。

《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指出,由於大陸人來港置產,推高了本已處在世界前列的地產價格,也擠佔了一些稀缺資源。他們改變了香港的經濟、社會面貌,與語言構成,讓香港年輕人越益感到,這座城市正被「大陸化」。路透社〈中國大陸對香港經濟的殖民〉一文則表示,大量自由行陸客湧入香港,雖對香港零售業者有助益,卻造成與香港居民的嚴重摩擦。2014年一宗小童街頭便溺所引發的衝突,堪稱代表。許多香港年輕人,目睹中國大陸對香港文化、政治價值、經濟狀況和日常生活的影響,已逐漸把中國大陸視為「殖民者」,並強化「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梁繼平也曾經歷本土意識的萌芽,與身份認同的轉變。這個過程,折射出香港複雜分歧的意識形態,以及世代身份認同的差異。

2012年剛考完升大學考試的夏天, 梁繼平去了六四紀念集會,無意間將他推向本土化的道路。香港六四集會的主辦者「支聯會」,全名為「香港市民支持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被視為傳統民主派。其成員大多屬於香港嬰兒潮世代,主張港人在北京容許的限度下,推行溫和漸進的民主改革。其一貫論述為「建設民主香港,為了建設民主中國」。

「『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釋放民運人士』這些口號我都喊得出來,」梁繼平說到,「唯獨『建設民主中國』這句我真的沒辦法。」當時他發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並沒有延伸到中國。「當香港民主都還沒解決的時候,為什麼要將自己的未來,捆綁在中國之上?」這讓他覺得自己的優先任務,是爭取香港的民主,而對六四的關注,僅出於對人權、民主化的關懷。

幾個月後,香港爆發了「反國教」示威,再次促使梁繼平思考身份認同的問題。「當時我沒辦法解釋,為什麼我不想要國民教育;但我沒有強烈地覺得自己有義務,要去學中國的那些東西,」梁繼平回憶到。「當時我還沒上升到『我不要做中國人』這個層次,只是單純認為,應將國民教育稱為公民教育,並改進課程內容。」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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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無法言語,映射出「香港人」這個身份的尷尬與模糊。主流學術論述談到港人身份的,不外乎是「夾縫中間的掙扎」,或在「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空間」中。其著墨的,是港人在英帝國與中國的夾縫中求存,帶著一種漂泊、沒有故鄉的情緒,以及一種難以決定自身命運的無奈。這或許也是為什麼,港劇《天與地》的片尾曲〈年少無知〉中,那句「如果命運能選擇,十字街口你我踏出的每步更瀟灑」會引起眾多港人共鳴。

「香港人的成長從來都是尷尬、模糊的,」梁繼平說,「成長過程中,每個人都跟我們說,你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人。但在日常生活裡,我們不太感受到作為中國人的感情。」梁繼平仍承認,「知識上了解中國是必要的,畢竟要打交道;不了解他們,就會很弱勢。」不過對他而言,了解中國無涉於民族情感。關心中國,就像關心美國、日本一樣。

「我每一天的政治實踐裡面,關心、珍惜的土地是香港,喜歡的生活方式是香港,想建設民主政治的地方也是在香港──我不是說我不想中國有民主──中國有民主是好事,but it’s not my primary business。」目前大四的梁繼平,如此詮釋他現在的認同。

身份認同的轉變與本土意識的抬頭,除了呈現在在民調統計上,也反映在雨傘抗爭中貼滿寫著「香港加油」、「我係香港人」的連儂牆,以及迴盪在現場的「香港人加油」、「香港人頂住」等口號。此外,去年七一遊行的「自己政府自己揀」,以及雨傘抗爭前浮現的「自己香港自己救」等口號,也凸顯出香港年輕人強烈的自主願望。「過往很少看到這些口號佔據主導位置,」梁繼平說。

「我是一個香港人,我對這個地方有感情,我想實施我自己管理下的政策。我的城市,我的生活,我來管理。這種自治願望,一直受到打壓,那我們年輕一代就很生氣,」梁繼平篤定地說,「我覺得『自己政府自己揀』、『自己香港自己救』這兩句口號,那個『自己』是一個理直氣壯的我;我的權利要自己去爭取與捍衛。這種獨立、自主的意識是很強的。」

雨傘抗爭時,學聯的口號正是「命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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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思想禁區的防衛論述

雨傘抗爭前夕出版《香港民族論》,在運動中發酵而備受矚目。我們又該如何理解它對於香港的意義?

首先、本書打破在香港討論民族主義的禁忌。梁繼平在序言中寫道:「香港亦有不少論者認為,民族主義必然是落後、狹隘及排外…《香港民族論》正正希望打破香港作為民族的思想禁區,將民族論述正式帶入公共辯論與實踐。」

「為什麼是禁區?」梁繼平在訪談中解釋道,「自過去以來,港獨是一個被污名化的詞;講香港本土主義、民族主義,很多人覺得是very narrow and selfish,就像《香港民族論》所寫的,覺得是『落後、狹隘及排外』。還有,不少人覺得香港人是中國人是一個真理,所以對於香港作為民族,或是港獨,如果你要討論,很多人會立刻不談,因此才會說這是一個思想禁區。」

在現實環境掣肘下,香港仍沒有獨立的條件。對《學苑》編輯而言,《香港民族論》並非鼓吹要立刻港獨,也無意策劃港獨的具體行動;它是一個提早預備好的救生圈,在未來香港要決定自己出路的那一刻,可能會用上的思想資源。

他們認為,當民族論述不再被視為禁忌,而被認真看待時,人的意識也才會逐漸改變。「學聯這次用『命運自主』口號,背後其實是很強烈的自主意識。即使香港不獨立,這個自主意識,也會不斷影響香港人的思想。」

其次,《香港民族論》的主張,是因應北京進逼威脅而興起的防衛性論述。「提出民族論,是為了保衛自己的生活方式與身份認同,」梁繼平說,「正因為 good fence makes good neighbor,所以這是要築起一個防衛牆的原因。」

細究書中內容會發現,他們所主張的防衛牆,並非以血緣為本「人種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而是基於社會契約論、以「香港居民身分」界定邊界、以共有公民價值為核心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用「公民民族主義」畫出香港人與他者的界線,才能保有面對北京的政治主體性。

「香港民族主義必須脫離狹隘的人種民族論,以價值認同取代血緣認同,輔以土地、歷史等客觀條件,尊重個體自由契合的意願,塑造出一種公民民族主義。任何人願意加入香港,不論膚色種族,認同本土價值,忠於香港並以本土利益為先,即可成為香港人。」

最後,對梁繼平而言,《香港民族論》只是一個理論架構;香港知識份子真正的當務之急,是透過 「重新審視、挑選與演繹香港的本土歷史與文化內涵」,豐富理論架構下的實質內涵,用以「建構出一套具主體意識的民族論述」,並繼而將之轉化為下一波「政治運動的理論基礎」。

以雨傘抗爭為例,「現在重要的是,如何看待、敘述、演繹這場運動?譬如每年的六四集會不停地演繹著,中國的民主命運是香港不可推卸的責任,那麼香港的身份認同裡必定有中國這個元素,」梁繼平分析,「如果我們將雨傘運動演繹為一個本土運動,或許是對身份認同最大的感召,那麼以後的局面必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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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精神的重演繹

雨傘抗爭期間,一個烙印在香港人心中的畫面,當屬獅子山上懸掛的「我要真普選」黃幡。根據香港媒體報導,該黃幡由一個名為「香港蜘蛛仔」的攀岩愛好團體懸掛。對梁繼平而言,那就是重新演繹香港人身份認同的作為之一。

「獅子山精神」可概略理解為香港版本的美國夢。其起源於「家庭即工廠」的經濟起飛年代,帶著同舟共濟、迎難而上、刻苦努力的精神,凝煉於歌手羅文的〈獅子山下〉一曲中 。這個由經濟理性主導的獅子山精神,在香港由難民社會轉化為工業社會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成為上一代香港人的認同。

「但我們新一代對獅子山精神沒什麼感覺;出來給人打工累得半死,結果買房買不到,結婚存錢也存不到,哪來的獅子山精神?」梁繼平說,「現在,那些『蜘蛛仔』重新演繹獅子山精神,將之變成香港人『迎難而上,團結一致』的爭取民主。」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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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運動中看到一個希望,就是抗爭者中有很多年輕人,他們的抗爭意識達到前所未有的強烈,」梁繼平說,「那麼,在這個時候推廣民族論,說不定真的可以改變這個世代。」不過即使出版了《香港民族論》,梁繼平仍不斷尋思:「香港年輕人與民族主義有什麼聯繫?民族主義與雨傘運動的發展,以及香港未來的發展是否有關?」

帶著這些疑問,他在今年二月初《學苑》甫推出的〈雨傘世代的未來〉專刊,以〈雨傘世代,民族與民主〉一文,作為回答。「雨傘革命成功填補了過往三十年民主抗爭所缺乏的強烈身份認同,未來香港人必然會繼續透過民主鬥爭,逐步孕育自己的民族身份。『自己政府自己揀』引申的雙重意義──民族與民主,終有一日結合而得到落實。」

今年一月被梁振英點名而掀起的波瀾,隨著新一輪社會議題的到來,已漸消散平息。《香港民族論》風波過後,梁繼平在Facebook寫的一句話,或許能總結他的感受。「就我而言,編寫民族論的最大原因,是要指出做『中國人』或『中華民族』絕對是一個政治選擇,但香港人視它為天然、本質無誤並道德超然的,而它往往比刺耳的『香港民族』更虛妄、脆弱、具壓迫性。」

雨傘抗爭留給香港什麼?「香港民族論」是否會在後佔領時代的香港,更受推廣且認同?可以確定的是,這幾位《學苑》同學,再聽到「如果命運能選擇」這首歌時,會頑強硬頸地相信、等待,港人戮力實踐民族自決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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