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有多難成罪？

法操 FOLLAW 13 Jan, 2017

某地檢署雖自民國100年起，收受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逾百件，但歷年僅起訴其中一件，故而導致檢察官私下埋怨，法條形同具文而無嚇阻力。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先前媒體報導，某地檢署雖自民國100年起，收受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逾百件，但歷年僅起訴其中一件，且該案到了法院卻被無罪結案，因為法官深恐錯殺無辜，在法條構成要件加以嚴格解釋的態度之下，實務上難以成罪，故而導致檢察官私下埋怨：

組織犯罪的案件最後多以事證不足而不起訴，僅能依個人獨立犯罪行為定罪，使得法條形同具文而無嚇阻力。

來自地檢署第一線的怨言：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很難成罪

鳥瞰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下稱：本條例）條文總數不過19條，且自民國85年經立院通過施行後，也僅因應沒收新法而小幅修改。其實，本條例的設計架構，都是圍繞著「犯罪組織」打轉，再進而視被告有無三類情形而定其罪責。

那什麼情形算是「犯罪組織」呢？仔細看本條例第二條規定：

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係指三人以上，有內部管理結構，以犯罪為宗旨或以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具有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或暴力性之組織。

其中「三人以上」、「常習性」（組織具有存續性，非為單一特定犯罪之組合）、「脅迫性或暴力性」等文字並不難理解，且證明上多半也沒有大問題，真正對檢察官舉證上產生困難的是——要提出符合「內部管理結構」的「集團性」要件的證據，即組織內部有主持人或首領與幫眾層級之分，有階級領導，下屬須服從主持人或首領之命令行事的事證。

問題是，台灣雖有四大知名幫會，但各地仍有大小不一的「角頭」、「堂口」¹，有些僅是彼此稱兄道弟的友好關係，單純糾眾吆喝群聚，並無誰指揮或聽命於誰的內部管理結構，有時也不慎擦槍走火。而且，若要證明其與大幫會間真有關係，也非易事，調查到最後的結果，搞不好犯罪的僅是打著大幫會旗幟，卻毫無實際關係的鬆散小團體，一切都是假的、是假大哥唬爛的，搞得檢察官眼睛業障重！

更何況，若是成員來來去去的鬆散小團體，只做打單幫的圍事或特定犯罪，要說是「常習性」也有困難。且縱然檢方依本條例第12條傳喚「秘密證人」，除證人本來就是組織內部人（如窩裡反），否則，法院也常因證述多半僅是「證人自他處聽聞，或臆測被告有泛泛而論從事高利貸、收保護費的行為」，故證言有無法明確證述收取高利貸對象為何人，或如何收取的情形之瑕疵，使法官依法只能依被告的各別行為判決有罪，難以適用本條例加重刑責。此即為該地檢署起訴，最後本條例不被法院接受的原因²。

台灣組織犯罪難以成罪，其他國家也一樣嗎？

相較台灣深陷於「犯罪組織」的定義困境，德國、美國、日本均對於組織犯罪各有不同的處理。

如德國因其法制史之發展，對於棘手的「內部管理結構」概念，另在犯罪結社與共同正犯之欠缺強烈結合關係的灰色地帶間，有徒黨（Bande）式犯罪³的加重規範，其內涵雖該國內部學說、實務自有一套爭論，但結論上並無太大出入。

而美國則係以RICO（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法防止組織犯罪滲入合法的經濟活動，雖與我國規範「暴力性組織」不同，但其緊扣著行為人於十年內有兩次以上的恐嚇詐財行為，且要求行為間須具備關聯性及連續性，而不以法院確定判決為必要⁴。此種以特定行為模式去規範，不失為一明確的處理方式。

比較法上少見且最為有趣的處理方式，莫過於鄰國日本。其於80年代末期所制定之「暴力團對策法」係以行政—刑事二階段模式處理當時興起的寡占暴力團體（如世界知名的山口組），直白承認犯罪學上必然的幫派團體之存在。即代表行政權的公安委員會，先予暴力團體事前之公開意見聽取、事中的確認及事後的公示，依法踐行指定程序後，即得為禁止暴力行為之要求，並得發布中止命令及再發防止命令，如違反前者，有行政制裁，違反後者之命令，始有刑事責任，亦足供台灣參考。

借鑑他國實例，是時候重新修法了！

即使參考前述德、美、日各國的處理方式，但不代表我國現行法必然劣於他國，依「解釋法律的人應比立法者更聰明」之法諺，職司法律審的最高法院其實已在102年台上字第2653號刑事判決提到：

所謂『內部管理結構』，乃指有上下服從關係之謂，亦即其組織內部有主持人或首領與幫派層級之分，有階級領導，下屬須服從主持人或首領之命令行事而言，至其組織成員有無固定服勤時間、是否得以自由離職、有無內部懲處違抗命令之規範或相關義務之幫規、有無踐行入幫儀式、成員間之職務分配或職務名稱等情形，均非所問；再就其組織之形式而觀，亦不以其有一定之組織名稱為必要，亦即無論其組織係以幫派之名稱或假藉公司之名義成立，只須其主持或首領之人依上下階層領導，聚集多眾組織，而以慣行暴力犯罪為宗旨或由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者，即屬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

因此，先前報導曾提及：「還需有明文規定的組織章程、幫規、幫旗、幫徽才算數」，實為誤解。

最後，無論是上屆抑或是本屆立委、行政院，皆曾多次參酌前述各國規定，及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關於組織犯罪的定義，提出修正本條例之草案，擬於第2條增訂第2項「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之明文，或有比照德國法之規範，而有刪除「集團性」之倡議。

又另有擴張處罰範圍至特種行業、圍事、走私、毒品、賭博、非法討債公司、販賣人口、詐騙集團、職棒簽賭、偽造金融資料申辦貸款等非暴力組織犯罪之討論。

無論如何，近20年未予實質修正的本條例，實踐上已有不少問題（如再犯與累犯之雙重評價加重），應是新民意的立院提出討論，並對症下藥、加以翻修的最佳時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