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了十四年的母親節：從死囚改判無罪，鄭性澤的清白路
二〇一一年二月八日，那是過年後的第一個上班日，我進入羅秉成律師的事務所開始律師實習，才剛踏入新竹北大路的事務所，羅律師就拿了一袋子，裡面裝了一些卷宗，對我說：
「這件張娟芬認為有冤枉，你看一看！」
往後好幾周，我沒有其他工作，就只是看鄭性澤的卷宗，除此之外，還有鄭性澤與張娟芬往返的書信。兩個人都是字寫得非常漂亮的人，而張娟芬的著作《無彩青春》，蘇建和案十四年，則是我帶去德國留學的幾本書之一，常常在德國的深夜，重複翻閱，不知不覺掉下眼淚。
之所以會到羅律師的事務所上班，也是因為那年冬天大女兒出生，太太一人又要上班賺錢，又要照顧小孩，實在太辛苦，於是我一月從德國回到新竹，便開始找工作。這時候，想起張娟芬書裡羅律師為蘇建和案辯護的身影，於是上網查詢了他的電子信箱，然後厚著臉皮寫信，大意是看過張娟芬的書，深受感動，希望能到您的事務所工作。沒想到，看過張娟芬的書就像通關密語一樣，隔天，我已經長蜘蛛網的手機（當時已經離開台灣六、七年，幾乎沒有人會打給我），突然響起鈴聲，還嚇了一跳。
電話那一頭說：「我是羅秉成，你何時可來面試？」
約了當周的周五面試，見面時，羅律師的第一句話是：
「你也是嘉義人？」
「是！」我答道。
「你也是嘉中畢業的？」
「是！」我又答。
「過年後來上班！」羅律師一說完，就飛速離開。
我就這樣，錯愕之下開始了執業律師的生活。
記得回家告訴太太已經找到工作，太太抱著才兩個月大的女兒，聽完之後，說：
「這都要感謝張娟芬，幫你找到工作！」
進入事務所，每天抱著鄭案的卷宗，看著當事人一直喊冤，張娟芬也覺得這案件有問題，但詳細看了判決書，上面記載著被告自白、證人指述被告開槍、承辦的鑑識組長、法醫都認為被告以兩階段、移動開槍打死了被害人蘇姓員警，實在不懂這樣的案件為什麼會冤枉？不久，羅律師號召組成律師團，第一次律師團會議在二〇一一年三月的司改會，來的人有蕭逸民、林欣怡、張娟芬等人。他們都身經百戰，蕭逸民是蘇建和的唯一助理，根據羅律師的說法，他對蘇案的卷宗比律師還熟；林欣怡一九九九年起就任職司改會，後來擔任廢死執行長，鄭性澤案死刑定讞後，鄭寫信向林欣怡求救，林欣怡將求救信給了張娟芬，張娟芬又在蘇案獲判無罪當日，在貴陽街的轉角攔下羅律師，因此才有了後來這個律師團。
第一次面對律師團相當震撼，除了羅律師、林欣怡、張娟芬非常犀利的分析原確定判決的許多錯誤之處，印象最深刻的還有，蕭逸民當場播放本案的兇槍「制式克拉克」影片，這種槍枝是奧地利製警用手槍，特徵是無擊錘、三連發，合理說明了蘇姓員警是在倒下過程連中三槍，真兇是羅武雄，而非鄭性澤。
聽了大家侃侃而談，直覺得相形見絀，這麼多人想得到的點，我竟然都沒想到。更重要的是，感覺到判決書上提到的每個點，都必須進一步仔細檢驗，手槍、血跡、屍體、彈殼、證人的證詞、被告的自白，都可能有疑。
對我來說，這場會議真的是震撼教育。會議結束後，林欣怡拿著一台攝影機，要與會的每個人說一段話，我一向拙於言詞，於是趕緊閃到司改會的廁所旁，不料又被找到，辭不達意勉強說了一段。其實心裡納悶的是，既然認定是冤錯案，鄭性澤又被冤判死刑，只要我們提出非常上訴或再審，一定很快就可以平反，接下來就再去處理其他案件，為什麼需要大費周章記錄大家的話？後來，遇到無數次非常上訴和再審的駁回，才知道自己完全是菜鳥，想法實在太粗淺了。
這次會後，我們便開始著手進行法律戰。首先，因為本案是殺警案，鄭性澤於當晚被捕後隨即被押解到豐原分局，隔日法官裁定羈押，但在進看守所的身體檢查表上，很明顯可以看出身體有受傷，該檢查表上甚至記載著，收容人自述下體遭電擊。
另一名張姓證人，則在一審提出一張傷痕累累的診斷證明書，當庭向法官表示，他在豐原分局被員警痛毆一整晚，離開警局的隔天，馬上到署立台中醫院驗傷，表示確實遭刑求。
由於本案很明顯有刑求的痕跡，法院卻未將刑求被告之下的警詢自白，以及相隔一小時後的檢訊筆錄自白排除，也未將證人被刑求的不實證述排除，我們據此向檢察總長聲請，提出非常上訴，主張原判決未排除被告刑求的自白與證人被刑求的證述，應屬判決違背法令。同時，我們也據此向最高檢察署請求閱卷，於是有了鄭案全卷卷宗，羅律師隨即進入台中看守所探視鄭性澤。
自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最高法院駁回鄭的上訴，死刑定讞後，鄭性澤當時已經在台中看守所「待決」了五年。
羅律師的到來，帶給鄭性澤的無疑如黑夜中的曙光與溫暖。鄭向羅娓娓道來如何冤枉，如何被刑求，如何被電擊，如何在接到最高法院判決定讞的判決書時，將判決書一片一片撕得粉碎。故事很長，長到一次律師接見無法講完，羅律師便請鄭性澤將被刑求的經過書寫下來，寄到事務所。
隔周，我們收到鄭從看守所寄來的信，整整六頁，詳述自己被灌水、被以手搖式發電機電擊下體、被整夜的毆打，最後迫不得已簽下自白書，承認一椿他沒做過的事。
我掃描了這六頁血淚，分寄給律師團的其他成員，並照著羅律師說的，把它當成附件，寫一份補充的陳報狀，送進最高檢察署。我不禁想，看到這六頁，檢察總長心裡會怎麼想呢？ 也不禁期待，檢察總長可以很快的為鄭向最高法院聲請非常上訴。
不料，過了幾個月，收到最高檢的駁回。但我們再次提出第二次聲請。
期間，召開了第二次的律師團會議，會中，羅律師邀請了某位法醫前來講解。法醫播著現場解剖的照片，分析本案應該是由死者前方的射手，以連續開槍的方式發射三槍。死者右眼下方中了第一槍，身體倒下的過程，胸部又中了第二槍，到幾乎與桌面平行的時候，頭部中了第三槍。
這麼一來，無疑推翻了原先確定判決所認定的，由死者右側的鄭性澤開第一槍，之後死者倒在地上後，鄭在槍戰中，繞過身旁的蕭姓、張姓證人以及羅武雄，在羅武雄身旁對死者開兩槍。
為何原確定判決的二階段移動殺人，不可採？「因為桌面上有一攤血跡。如果死者是頭部先中第一槍後倒在地上，絕不可能有這麼大面積的血跡，因為
頭部右眼下方這一槍，幾乎是於臉部垂直打進去，入射口才零點五公分。」
大家聽得入神，現場一片安靜。法醫接著說：「反之，胸部這一槍入射口甚大，打到肝臟，肝臟是人體很多血的器官，解剖後打開胸部、腹部，發現沒有血了。為什麼？ 因為血液已經都流到桌面和地上了。所以一定是胸部這槍被打到，人趴在桌面上，因此有這攤血。不可能是倒在地上才中槍，是倒地之前就中槍。你們看胸部這一槍。」法醫放出胸部這一槍的照片，「這一槍，形成像驚嘆號的兩個傷口，上面這個是子彈擦過皮膚，下面這個是直接射入。為何一槍形成兩個傷口？ 那是因為一個身材微胖的人，身體彎腰向前會產生皺褶。而由這個槍傷就可以判斷，死者是在彎腰向前的時候，被從前面飛來的子彈打中。」
法醫講完，會議上的大家都有恍然大悟的感覺。我自己甚至不禁做了實驗，確實在彎腰向前時，胸部和腹部會形成皺褶。於是，我們更加篤定，鄭性澤並非兇手，兇手是羅武雄。
第二次的非常上訴，我們的主張主要是，原解剖的法醫，和承辦的台中縣警局鑑識組長，這兩位在上訴審與更二審被法院以證人身分傳喚出庭作證，卻都不是現場的目擊證人，根本不具作為證人的資格，要傳他們出庭，也應該是以鑑定人身分傳喚，因為證人和鑑定人的結文，在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上完全不同，也是兩套相異的法定調查證據方法。最高法院一向的見解也認為，證人的結文跟鑑定人的結文不可互換，否則沒有證據能力，證詞沒有作為證據的資格。更何況法院從來也沒有就本案的事實，囑託這兩位專家進行鑑定，所以他們既不是鑑定人，更不是證人。他們的證詞，依照最高法院的見解，證據容許性應該予以排除，原判決用了他們的證詞判被告死刑，應該是違背法令。
然而，滿心的期待再度落空，檢察總長又駁回了。在這之後，死刑案件的救援，顯得越來越緊張。因為停頓了好幾年的死刑執行，在馬政府為了挽救日漸低落的聲望與民調下，又重新開啟。每隔一段時間，就傳出將人押赴刑場的死刑政治。依照法務部標準，死刑冤案必須在聲請非常上訴、再審、大法官解釋等程序中，才可能不被執行。而就在我們正思考著下一步要怎麼做時，羅律師卻於周四下班前接到張娟芬訊息，說台北傳出消息，周五要執行死刑。
我們只好連夜趕緊製作再審狀。直到午夜，終於熬出一份聲請再審狀。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再審要向定讞的最後事實審法院提出，鄭案的最後事實審法院是台中高分院，於是隔天早上，我負責帶著這份書狀出發。
天一亮，我到竹北搭高鐵南下，到了烏日，事先約好的大學同學保源騎著機車來接我，然後我們一路狂飆到五權南路的台中高分院。遞了狀，蓋了戳章，又趕緊狂飆回到烏日站，搭高鐵北上，到台北將蓋著台中高分院戳章的再審狀副本，連同羅律師的信向部長表示，鄭性澤提起再審中，請不要執行死刑。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在法務部收發室遞完狀，離開時已是下午兩點。從重慶南路走到台北車站，準備搭車回新竹，一路上心裡忐忑不安。萬一今天被執行怎麼辦？ 一個被冤枉判死刑的人難道就這麼被殺了？ 應該不會吧？ 我們都已經提出再審，也陳報法務部長了。
五點，媒體公布法務部執行死刑，名單裡沒有鄭性澤。
羅律師的事務所實習期滿後，我決定來到台中自己執業。主要是當時爸爸腦部需要開刀，因此只好提早從嘉農退休，進住嘉義長庚醫院治療。想到自己到德國後已經六、七年不在家，跟太太商量，在台中自己開業，每日從新竹搭高鐵到台中通勤，也可以抽空回嘉義探視爸爸。於是在大學同學保源的協助下，租了他阿嬤在台中地院對面四樓的神明廳，開始執業。其實最興奮的是媽媽，也許是外婆遭飆車少年撞死的案件，媽媽自己跑台中地院、台中高分院好幾年，體會到一般人遭受變故的辛苦，立即拿著我的名片發送給諸親友，拚命幫我宣傳。其實親友大都是農夫，商業活動也不多，幾乎不可能有案件，加上剛執業，所以每天都在事務所看德國小說。
後來想到，鄭性澤不是在台中看守所嗎？ 不如來去找他。三天兩頭便騎著機車，沿著大肚溪河畔，來到台中看守所。
因為鄭並不是兇手，所以說真的，沒有什麼案情可以聊的。加上常常探視，漸漸越來越熟。有一次，我將女兒抱著一隻大熊的照片Po在臉書，居然發現徐自強來按讚，我整個人都愣住了。徐自強是司改會救援多年的死刑冤錯案，跟鄭性澤一樣，雖然知道他已出獄，但是看見他的一個讚，仍覺得好夢幻，深受鼓舞。
我跟鄭性澤說，徐自強來我臉書按讚，不知道什麼時候你也可以來按我一個讚呢？
「什麼是臉書？」鄭疑惑的問。
原來，阿澤在二〇〇二年入獄，當時世界上還沒出現臉書。於是我為他解釋了一番。
幾周後的聖誕節前夕，我收到他從獄中寄出來的明信片，上面寫著，
「顯智，我來幫你按一個讚！！」
我不禁莞爾。這也顯示出他的貼心與幽默。
鄭性澤還很用心的記得救援團隊每一個人的生日，然後在生日當天，細心製作卡片。律見時便常聽他說，羅律師的生日要到了，下周是張娟芬的生日，林欣怡是下個月，蔡晴羽的生日剛過，羅士翔生日千萬別忘記……。弄得我壓力也很大，為了減輕他一點壓力，我自己的生日，都主動到看守所跟他一見。
又有一次問他，「如果能夠出去，想做什麼？」
鄭性澤停了一陣之後，緩緩的說，「不敢想。」
「想一下啦！」我說。
鄭又停了一下，然後哽咽的說，「孝順父母。」
阿澤與我都是農家子弟，我可以體會他深信這樣的傳統價值，言談中也多次聽他談到，因為被冤判死刑無法照顧年老父母的遺憾。
鄭媽媽都會在每個月的第一個周日，來看守所探視鄭性澤。因為鄭性澤的弟弟只有周日才休假，而看守所固定每個月的第一個周日可以面會。鄭弟弟為了哥哥的案件，從偵查中到更二審到最高法院定讞，花了近百萬元的律師費，但他總是默默付出，一點都不抱怨，彷佛這本來就是他應該替哥哥做的事。
有一回面會，鄭性澤告訴弟弟，如果被槍斃掉的話，後事要如何辦理，話才剛起頭，拿著另一支電話的鄭媽媽馬上出言制止。
「賣共這啦！」 不讓阿澤繼續講下去。
鄭媽媽會跟鄭性澤說，想要吃什麼就去買，家裡會寄錢進來。因為大家心知肚明，這次會面可能就是最後一次了。
有一天，接到一位媽媽打來電話，說她兒子在看守所，請媽媽一定要找我為他辯護。「因為看守所傳言，有一位律師常常去，非常勤快，一去都很久，連死刑的也敢辦！所以我兒子一定要找你。」
我不禁愕然，鄭性澤是被判死刑，但他是冤枉的啊！！
於是，我有了第一個看守所案件。律見這位年輕的詐欺犯時，鄭性澤就坐在一邊旁聽。
當時實務經驗很少，卻得面對當事人一連串問題，例如認罪後會判多久？要認罪協商嗎？還是讓法官判呢？ 詐欺犯離開後，鄭性澤立刻跟我說，「剛剛那個，依據我的經驗，以案情來看，大概判兩年六個月。」我嘖嘖稱奇，問道，「你怎麼知道？」「因為我在這裡已經十幾年，看過很多案件，司法實務經驗很多！」他說。該案判下來，果然是兩年六個月。當事人覺得我真是料事如神，其實是坐他旁邊的那位料事如神。從此，我得到一位強而有力的助手，許多刑案，都可以來請教「司法實務經驗很多」的阿澤。
漸漸的又有其他當事人接連找來。有一位是非常資深的某刑大刑警，每次律見，他都說，「律師，我已經認罪，只求判輕一點，趕快救救鄭性澤！」
我問怎麼知道他冤枉，他說，「殺警案被刑求，依照我的經驗是很正常，問題是弄錯了，當時如果等刑事局D槍彈鑑識報告回來就好了，太快做認定！」
另一個台中某酒店老闆，涉及妨害風化罪被羈押，他也說，「鄭性澤百分之百是冤枉的！律師，你去過酒店嗎？依我從事酒店業將近一二十年的經驗，台中像十三姨KTV這種酒店，一定是椅子距離桌子非常近，這是裝潢的時候就這麼設計了。為什麼？ 因為這樣讓客人方便倒酒，店家才有酒錢可以賺，怎麼可能如確定判決所說的，鄭在槍戰中，繞過三個人開槍！根本連走都走不過去！太荒謬了！」
真是又學了一課！
每周至少去看鄭性澤一次，以便讓他保持和外界的聯繫，知道外面很多人在關心他。有時候也會跟鄭聊聊自己的事。有一回，我說：「怎麼辦，太太生了第一個小孩後，很想要有第二個小孩，但是努力了許久，還沒有消息。」
「厚，我來想辦法！」 鄭說。
「你要安怎想辦法？」 我問。
「我念《金剛經》、《心經》，回向給你跟太太。」他說。
說也神奇，不久太太居然就說「有了」！我們都很高興，太太還補了一句，「安呢你叫鄭性澤不要再回向了，以免生第三個，我們養不起！」
來到台中，除了認識鄭性澤，另外就是「魚麗人文主題書店‧魚麗共同廚房」的執行長蘇紋雯。她是我在德國期間噗浪上的噗友，經常看到她寫關於食物的文章，加上也是出身嘉義，因此漸漸就熟悉起來。
魚麗除了經營餐廳跟書店，更參與了家暴婦女、受虐兒的救援工作，「非預期懷孕、性暴力、家庭暴力的受暴婦女和受虐兒」，是魚麗主要的社會工作議題。
許多在魚麗工作的夥伴，同樣有社工的背景，一旦援助個案需要律師協助時，她們就會找我。我向蘇紋雯提出一起參與救援鄭性澤的構想，她二話不說就答應了，只是不知道怎麼幫忙，幾經討論，後來便有了「鄭性澤的魚麗便當」這個計畫。計畫為時三年，風雨無阻，負責固定探視和心理支持，以飲食做為媒介，烹調素菜保溫專送，長期下來總共累積的素菜達兩百道。而當鄭性澤案裁定再審，當事人獲得釋放，更於魚麗中途安置，成為伙伴中的一份子，致力社會適應與生活重建。
「鄭性澤的魚麗便當」計畫和「鄭性澤的夜市人生」活動，善用媒介，靈活運用飲食、剪紙與文字，讓小眾議題突破核心同溫層，產生潮間帶效應，提高冤錯案能見度，擴大社會參與。
魚麗的送餐對鄭性澤心理的穩定，無疑扮演了關鍵性角色。許多愛與關懷，都透過食物傳遞。如果當事人撐不住，倒下了，救援行動終究枉然，唯有透過不斷鼓勵，讓他在絕望之中保有一絲希望，才能堅持到最後。發現鄭案是冤案的張娟芬就說，魚麗夥伴的送餐，讓鄭性澤做為一個人的圖像，他的悲傷、喂嘆，真正的顯現出來。
對鄭性澤來說，魚麗送餐不只是好吃的素食，而是一道一道希望。另外，魚麗的加入，也象徵著除了律師、司法改革團體以外，其他人也相信鄭是無辜的。
不過，這段期間法務部仍不斷執行死刑，通常都是在周五傍晚，也是我每周律見鄭性澤的時刻。猶記得騎機車往台中看守所路上，沿著大肚溪溪畔的菅芒花，迎風搖曳。這時手機每每就會震動，是林欣怡打來，說法務部剛剛又執行了死刑，要我打電話確認鄭性澤的狀況。讓我緊張到手機都要握不住。
張娟芬是羅律師所稱「用生命看卷的人」。除了發現鄭案是冤錯案，她更將整個鄭案卷宗看得滾瓜爛熟。有一次，她更發現受槍擊的蘇姓死者右手肘上還有一處槍傷，卻連當時的法醫都沒察覺。這項發現，後來成為再審的關鍵新證據。
到了二〇一四年，我們仍然一直被駁回。有一天，收到檢察總長黃世銘來函，他不僅駁回我們聲請的非常上訴，並且痛斥我們：
「台端已經聲請非常上訴二十三次，同一事由，不要一直聲請！！」
這樣的檢察總長，實在令人無言。我國的非常上訴制度，將聲請非常上訴的權力分配給檢察總長行使，換句話說，除了他，沒有人可以向最高法院聲請非常上訴。為什麼鄭性澤會聲請二十三次？不正是因為他是被冤枉的，而總長你又不幫他聲請！後來才知道，為什麼他沒空聲請非常上訴？ 因為他都在偷聽別人的電話！
帶著挫敗繼續前進，但由羅秉成律師所領導的台灣冤獄平反協會，近幾年內，在執行長羅士翔律師、專職律師蔡晴羽、辦公室主任黃芷嫻以及多位夥伴的努力下，陳龍綺案、陳燕飛案都開啟了再審、邁向平冤之路，仍為在黑暗牢房裡的鄭性澤帶來希望。（近來，平冤會陸續近成功的幫助林金貴案、張月英案、林進龍案、蘇炳坤案等成功開啟再審。）
到了該年四月二十九日，新任檢察總長顏大和通過國會同意權，鄭案律師團同在這一天向新任的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果然顏檢察總長也認為鄭案確有問題，向最高法院提出非常上訴。這對鄭性澤與律師團來說，無疑是莫大的好消息。無奈這次的檢察總長非常上訴，仍遭最高法院駁回。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八日，台中高分檢陳幸敏檢察官向台中高分院聲請再審。長夜將盡，破天荒的檢察官聲請再審，啟動了這一波的鄭案平反之路。台中高分院法官決定於四月十二日提解鄭性澤開庭。
這一天，我載鄭媽媽到台中高分院。一路上，鄭媽媽說，如果等一下釋放了，要先帶鄭性澤去理頭髮、換新衣服，再回苑裡老家。
台中高分院的車子載鄭性澤離開台中看守所，這可能是第一位活著離開台中看守所的死刑犯。到了法庭，羅秉成律師、李宣毅律師及我，向法官說明原判決認定的違誤之處，檢察官囑託了台大法醫研究所鑑定，鑑定結果也認為確實不是鄭性澤開槍，而是羅武雄。開庭到最後一刻，法官一邊宣布退庭，一邊著手整理卷宗，毫無要放人的意思，彷彿這是一件尋常的案件。檢察官和律師也只好跟著收拾。但，這是一件尋常的案件嗎？不是的，鄭性澤已經在台中看守所被白關了五千多天，隨時還可能被處決。就在這當下，一早帶著小女兒，從花蓮搭火車繞過半個台灣來旁聽的阿澤高中同學，忽然喊了一聲：「阿澤加油！！」劃破了法庭的沉悶，隨即林欣怡和許多關心的民眾也一起跟著喊著：「阿澤加油！！」加油聲讓我們知道，這不是一件尋常的案件，尋常的案件不會有人在後面喊加油。
載著鄭媽媽回家，看得出來她非常難過，卻不知道該怎麼安慰她。到了苑裡，眼前的美麗稻田，以及阿澤那輛十四年沒有主人的貨車，也不知道長夜何時盡，黎明何時來呢？
五月二日中午，我接到鄭性澤寄來的生日卡片，他在上頭畫了一個蛋糕，上面寫著：「顯智，希望明年一起買蛋糕幫你過生日！」讓我愣了許久。不料，到了晚間，台中高分院終於裁定，鄭性澤案開啟再審。阿澤終於有一個可以訴說委屈，重新檢視證據的機會！律師團內部認為，應該隔天就會再開庭，於是羅律師吩咐我隔天一早進入看守所，告知鄭性澤。
五月三日一早，來到看守所，我告訴阿澤，可能下午就會提解出去開羈押庭，決定要不要續羈或交保。鄭性澤聽完，非常嚴肅的說，「如果法官要交保，我是不願意交保喔！」
「為什麼？ 你已經在這裡白關了五千二百三十一天，保證金，羅律師會想辦法，我們今天一定要救你出來！」
「我無罪，為什麼要交保？ 如果要交保，你跟法官說，還是再載我回來！！」
我承諾轉達他的心願給律師團。
但對即將到來的自由，我們還是又期待又興奮，臨走時，他靦腆的問我：
「德文的自由怎麼說？」
「Freiheit.」
只見他很高興的一遍一遍念著：
「Freiheit Freiheit Freiheit︙」
彷佛真的就這樣自由了。
「告訴我媽媽，我今年會回家陪她過母親節！」
我當下回答說好，一轉身眼淚差點掉了下來。
果然，當天下午台中高分院再度提解鄭性澤開庭。
台中資深律師，曾任台中地院法官，始終非常熱血的林志忠律師來了電話，說：
「顯智，我知道你們沒有錢，我已經領了一百多萬現金，放在我事務所，如果等一下法官說交保，趕快請人來拿！」
社會上總是有許多無比溫暖的人。
到了法官諭知，被告及辯護人對羈押的原因跟必要性表示意見的時刻。羅律師向法官表示，並無羈押的原因和必要，因為被告是冤枉的，根本不可能會逃亡，也沒有串證或湮滅證據的問題。我則告訴法官，如果法院裁定交保，當事人會拒絕，因為他認為兇手根本不是他，何來交保？法官諭令休庭十分鐘評議。這十分鐘，無比漫長。
最後， 法官宣布， 無保， 限制出境、出海。鄭性澤終於結束了五千二百三十一天的漫漫長夜，於二〇一六年的五月三日，重獲自由。許多律師團成員、在場旁聽的民眾都哭了。
歷經十四年，鄭性澤活著走出台中看守所，終於可以回家陪媽媽過母親節。（本文摘自《我袂放你一個人》）
《我袂放你一個人》作者：邱顯智出版社：大塊文化出版出版日期：2017/1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