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藥使用的技術活：台灣茶與越南茶的矛盾

Uncle，一位越南台商，在朋友引介之下來到越南投資茶廠，做了一陣子茶業發現種茶辛苦、難賺，於是改種咖啡。在Uncle的咖啡園與隔壁越南農民自家後院的咖啡園相鄰之處有一道明顯的邊界，我曾經把這張照片上傳到Facebook上面問過很多人，照片中哪一邊是台商Uncle的農場、哪邊是越南農民的農場？

從臉書的回應比較下來，比較少人覺得左邊是Uncle的農場，判斷的理由千奇百怪，有的是看到後面的檳榔樹，覺得台灣人、台商比較會密集地使用土地，或是以檳榔樹標誌地界；大部分則是覺得右邊草除得很乾淨，台灣人比較勤奮，草應該會除得比較乾淨，所以是台灣人的農場，但更多人的反應是台商比較肯下成本，農藥用比較重，下了除草劑，所以地面清潔溜溜。

這些答案或多或少反映了台灣人對進口農作物，當然也包括越南茶的想法。不過正確答案是左邊、地面都是草的農場是台商Uncle的農場。Uncle說：

我的咖啡是要賣回台灣的，根本不敢用除草劑，農藥也只是對症下藥，因為台灣的海關會驗，驗出殘留超標的話就是退櫃或銷毀，損失幾百萬台幣。

在台灣，越南茶幾個根深柢固的負面形象之一是安全問題。幾次重大的越南茶負面事件，以及後續相關的負面報導和評論，都是從驗出農藥殘留超標開始。除了農藥使用，戴奧辛、落葉劑等越戰記憶，也經常被和越南茶勾連在一起，形構出越南茶在台灣的基本印象。第一則關於越南茶的負面報導出現在1995年，那時的報導是這樣說的：

行政院農委會昨天提出「台灣茶葉產銷面臨之問題與展望」報告指出，台茶的最大威脅是大陸茶和越南茶，為了避免台茶受衝擊而萎縮，農委會已建議經貿單位，貫徹大陸茶禁止進口的政策，並且設法蒐集越南茶園農藥施用情形，以加強進口檢驗，來達到減少進口的目的。（民生報，1995.04.29）

1990年代正值李登輝政府推行「南向政策」，試圖減輕對中國逐漸加深的經濟依賴，以及技術、資金的輸出，從而確保台灣「本土」。越南茶的投資，其實就可被理解為台商們對南向政策的響應，回應了當時國內的原料茶需求。

然而「南向作為國策」始終是站在台灣的立場上，可以想見的，一旦當南向茶農威脅到國內茶農乃至台灣本土時，台灣政府絕不會不假以顏色。而農藥使用和落葉劑傳聞，無論是真是假，就是當時、並且一直持續至今，用以重新界定並確保「台灣茶」的差異劃界。

台灣對於越南茶的安全疑慮，很大程度上符合一般對「非傳統出口型作物」（non-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exports，NTAEs）的想像符合。甚麼是NTAEs？就以越南的烏龍茶來說，烏龍茶不僅是晚近引入的作物，也是以出口為主要，即屬非傳統出口型作物。在過去的學術文獻乃至一般大眾的認知中，NTAEs普遍被視為更密集、甚至經常是過量地使用農藥，從而對農民和土地造成更大的危害，並且危害消費者的健康。

但是農藥使用的實際情況遠比上述分類與認知更加複雜。政治生態學者Galt提出農藥矛盾（pesticide paradox）的概念，提醒所謂「非傳統出口型作物」的農藥使用並不一定比較高，甚至可能相反。

Galt舉哥斯大黎加為例，出口到美國的草莓和國內銷售的樹薯相比，物種所需的生長條件完全不同，收益——相對的就是可以負擔的成本多寡——天差地別，由此抨擊前者農藥使用過多似乎有失判准，那麼，到底是哪些因素會影響農藥使用？Galt認為，管制風險、市場價值、物種特性是我們必須要仔細檢視的對象。

回到Uncle的咖啡園裡。對Uncle來說，管制風險顯然影響了他的農藥使用，至少讓他在除草劑的使用上，比起鄰近的其他咖啡農更為保守。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林同省其他台商的茶園裡，考量到管制風險，包括海關，以及自主或盤商要求的農藥殘留檢驗，台商經常選擇以人工割草取代除草劑投入。

除草劑只是農藥的其中一種，此外還有需要對症下藥的殺蟲、殺螨、殺菌劑等，而這些藥劑的使用，往往必須依據物種、甚至更細緻的品種特性進行調整。1990年代在台灣烏龍茶品種、技術引進越南之初，台商們就發現越南當地除了台灣也常見的椿象、紅蜘蛛和小綠葉蟬等，最嚴重的是一種他們稱之為「蛀心蟲」的蟲害。

根據台商們的說法，蛀心蟲會從根部進入茶樹，一路沿著枝幹向上蛀蝕，成蟲之後離開茶樹。屆時，茶樹往往也經不起折騰，直至枯死。但是在諸多台茶品種之中，台商們發現台茶12號、也就是俗稱的金萱、二七仔，在越南適應的比其他品種都好。

金萱一向以長勢、生長力強著稱，但是真正最「接地氣」的是它叢生分枝的枝幹。被蛀心蟲侵入之後，因為各枝幹分岔、獨立生長，金萱的枝幹仍然能夠繼續生產茶葉，而非依賴大量殺蟲劑。這些品種本身的特性，也許不是直接地讓茶樹植株在面對蟲害時更有抵抗力，但是卻讓台商們得以更有彈性地在產量、蟲害與管制風險間進行農藥管控。

儘管農藥使用——殺草、殺蟲、殺螨、殺菌劑——可以在前述各種情境下透過各種方式減少，但是所有慣行農業都無可避免地需要使用農藥。因此對這些越南台商而言，重要的是如何跟上台灣、甚至其他地方的農藥規範？又要如何有效地田間的農藥使用？面對農藥管理的問題，越南林同的台商們發展出了兩種不同的解方，確保茶葉產量，並且能順利通過海關。

林同台商第一種農業管理路線，走的是「大」的路線，也就是越南台商面對自然環境和市場交互作用後衍伸出的生產體制。在台灣，茶葉一年兩到三獲，除了春、冬茶之外，有些茶區還可以有夏茶產出。但是在越南林同省，茶葉一年七季，一次生長季五十天，幾乎等於全年無休。再者，部分台商茶廠規模都極大，小則二三十甲，大則超過一百甲，產季時一天必須採收、處理四五噸茶菁。

全年無休的茶季和大規模生產，讓越南台商不可能延續台灣茶區的勞動力模式，依靠換工或茶班巡迴採茶、製茶，相對的，越南台商得以、也必須維持一個龐大而穩固的勞動力編制。以一間歷史較久、規模龐大的茶廠來說，在逐步機械化之前茶園到茶廠有三百多名茶工，這樣龐大而穩固的勞動力編制，讓越南茶在過去二十年內不斷緊跟著台灣的各種規範。

以農藥來說，茶廠甚至可以聘請專人處理農藥使用的事情，包括台灣乃至幾個潛在出口國的農藥規範更新，以及目前茶園內的農藥管理。這樣看來，越南茶似乎有點財大氣粗，但其實不然，龐大而穩固的勞動力編制只是其中一種經營策略，雖然這種經營策略能維持大規模的生產，但面對危機時卻難以進行體制調整，特別在茶市不佳的時候，維持這麼多雇員就成為茶廠很大的負擔。

因此，越南台商之間的另外一種農藥管理就是走相對較「小」的路線。並不是所有越南台商都會維持前述的大規模生產體制，一些規模小的，主要是和越南茶農契作來取得原料。很多台商同行也會質疑這種經營方式，對越南茶農並不信任，這些契作的茶廠又是怎麼樣確保品質的呢？

這些專攻出口的台商找到了一群非常有力的盟友——農藥經銷商。台商如何與農藥經銷商合作？他們為台商準備發給契作的茶農的表格，上面記載各種農藥在台灣允許的殘留天數和殘留量，契作台商會在契約中和他合作的農戶約定，必須要跟指定的農藥經銷商購買農藥。此後，台商只需和經銷商確認不同時節農藥的配方，包括近期的主要病蟲害、天候，特別是是降雨情形、採收期與殘留天數。

經銷商把藥配好之後，會定期找上這些契作的越南茶農販賣農藥。在這裡，農藥經銷商既是一個中介——在台商與越南茶農之間中介了農藥本身和他的技術；也同時參與了「安全」管理，成為邊界運作的其中一環。

在越南茶的案例中，管制風險、市場價值和品種特色都深刻的影響農藥使用的情形，透過龐大而穩固的勞動力編制，或是與農藥經銷商合作，台商試圖打造和台灣茶一樣安全的越南茶。

食藥署半年前的新聞稿指出，在更高的管制風險下，進口茶的農藥殘留超標大約是2%，相較之下國內農藥殘留超標的比例大概也差不多在3%左右。根據食藥署的數據，農藥使用並非綁定於特定空間或產地，而既有分化且對立的台灣／越南茶分野，卻讓我們很難看見「安全」如何在農業生產的過程中運作：安全的議題，牽涉到生產過程中，由小到大每一個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