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做為城市文化：記2017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

創立於1989年的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YIDFF），是亞洲第一個以紀錄片為主的國際影展。創始者之一的傳奇導演小川紳介，當年邀請了來自亞洲各地重要的紀錄片導演共同發表宣言，奠定其走向與重要性。此後，山形影展每兩年舉辦一次，至2017年正式邁入第十五屆，而該影展也早已成為亞洲導演最嚮往的紀錄片聖地。

這是我自2005年起，連續七次參加山形影展。開幕式中的開場小短片，以歷屆影展照片構成並配上音樂，可發現自1989年起每屆影展的日期、舉辦地點、場館都相似，不只勾起參加者的回憶，也足見一個成功的影展，需要長遠的視野和穩定的經驗累積。

緊接著，是日本東北地區第一個交響樂團——山形交響樂團（創立於1972年）的演出。再來的重頭戲開幕片，則是今年逝世的日本電影巨擘松本俊夫的早期實驗電影合集，其中代表作《For My Crushed Right Eye》（1969）以三台16mm膠卷放映機同時播放，與五十年前該片首映時的放映景況一致。投影分別占據大銀幕的左、中、右，膠卷所投射出來的畫面分別獨立，同時並置且有部分重疊，創造出新的敘事和蒙太奇效果，視覺效果令人震撼。

以如此大費周章的放映籌備（膠卷拷貝與膠卷放映機）為影展揭開序幕，體現出影展的價值就在於創造獨一無二的觀影體驗，也像是為此屆影展定下註腳。

電影正是從那個微小的光源開始的

在本屆的國際競賽單元中，難民、殖民、環境公害議題皆有觸及，也有多部動輒三小時以上的鉅作；而亞洲新力單元則展現多樣性，有精良的製作，也有粗糙卻充滿創意，以及極度個人化的潛力之作。

像是曾入選2016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aiwan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 TIDF）的菲律賓作品《貓狗家畜生魚片》與台灣導演陳君典的《紀念中國城》皆入選。此外，趙德胤的《翡翠之城》奪下評審特別賞，香港導演陳梓桓記錄雨傘運動的《亂世備忘》則獲得首獎小川紳介獎，這是繼2013的香港紀錄片《鐵怒沿線》奪得優秀賞後再次得獎，為香港紀錄片寫下新的篇章。

▲ 曾入圍TIDF的菲律賓作品《貓狗家畜生魚片》也入圍了山形影展。

▲ 香港導演陳梓桓記錄雨傘運動的《亂世備忘》則獲得首獎小川紳介獎。

在眾多觀摩單元中，以瑞士導演「Fredi M. Murer回顧展」、「巴勒斯坦與黎巴嫩（Politics and Film: Palestine and Lebanon 70s–80s）」與「非洲視角專題（Africa Views）」三大專題為核心。

Fredi M. Murer早期以節奏明快的前衛風格描繪藝術生活，中期以人類學視角拍攝山居農民，後期則選擇拍攝大量的劇情片，他曾在1980年代與小川紳介在日本有一面之緣，彼此激勵。而「巴勒斯坦與黎巴嫩」及「非洲視角專題」，則選映大量關於歷史與認同的影片，再以政治和歷史分割成子單元，對影片進行論述和重新編排，並出版單元別冊。同時，每屆延續的還有關於311核災後的「Cinema with Us」以及與山形當地有關的「山形與電影（Yamagata and Film）」等等。

整體而言，本屆有許多緩慢、艱澀、長時間的電影，使得「觀賞」並不那麼容易；但相對而言，這些作品也都蘊藏純粹的創作力量，展現了紀錄片的多元形式。再加上琳瑯滿目的出版品，內容滿是扎實的論述，山形影展似乎有意讓「紀錄片」這個電影類型回到更單純、原初的狀態。

最令我難忘的，是日本導演大西健兒的《幽靈Reel 1-6》與村上賢司的《Look Behind》放映，他們兩位皆是著名8mm狂熱者。走進影廳，只見一台8mm放映機高高架起，開場前他們對觀眾說，這台放映機已經35歲了，不確定中途放映是否會有問題，請大家多多擔待。

大西健兒及村上賢司皆囤積了大量的過期8mm膠卷，並利用這些膠卷進行拍攝，而這些過期膠卷是否還能記錄影像及被沖洗出來，誰也說不準。大西健兒的《幽靈Reel 1-6》長時間記錄了祖母從生病到死亡的過程，時延橫跨數年，試圖以膠卷記錄下回憶，回歸家庭電影的本質，在泛黃與充滿雜訊的畫面中，充滿對家人的感情以及對膠卷即將消逝的憂心。

村上賢司的《Look Behind》則更像是一場現場表演，影片從窗外的夕陽開始，隨手拍攝每一天的日常。他們一邊以手指捲動放映片盤，一邊以卡式錄音機融入音樂，電影中的他不時面對鏡頭向觀眾說到：

你現在看的到我嗎？看的到我嗎？我有出現在畫面上嗎？

現在是什麼時候？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

我在拍電影嗎，電影是什麼？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電影是什麼？我只知道，電影就是現在，電影就是當下

往你的後面看，看你的後面，就在你的身後，現在，現在，現在，電影就是從放映機投影出的那一瞬……

坐觀眾席上的我們，也確實回過頭向後看，在放映席上的他們一邊向大家揮手，一邊忙碌地讓放映可以持續。電影正是從那個微小的光源開始的，那個此時此刻成為令人感動的魔幻時刻。所謂的紀錄片，所謂的電影莫過如此。這場難得的現場電影加上討論直至深夜，其秉持的古典精神，與開幕片相互對映。

每屆的山形影展雖然規模相仿，節目架構類似，但仍企圖作出些改變。近年開始的Rough Cut討論會，今年向國際徵案，最後由日本、菲律賓和印尼的案子入選，而前兩屆的影評工作坊，也集結出版學員的影評文章。

今年最費心力的，莫過於放映的籌備，包括8mm、16mm、35mm、卡式錄音機的各式器材、現場的同步翻譯，齊全且大陣仗的放映準備，讓每位觀眾都感受到電影的魔力以及影展的用心。在數位當道的現今，有機會以膠卷放映早已成為極其罕見的體驗。

無論是競賽選片、節目策劃、映後交流、論壇講座、放映展覽，山形影展始終選擇以更純粹的方式來完成，有參與者評論山形影展為：「世界上濃度最純的映畫浴。」

回到橋墩下，致敬佐藤真導演

此外，今年是日本導演佐藤真逝世十周年，影展方也特別策劃紀念回顧展，並安排在「山形與電影」單元之中。但事實上，佐藤真並非山形人，他所拍攝的紀錄片也不是以山形為主題。

佐藤真是青森縣人，出生於1957年，以創新的紀錄方法與人道精神聞名。其代表作為1992年的《阿賀的生活》與2004年的《阿賀的記憶》，後期則於京都造形藝術大學教書。佐藤真曾受邀至南藝大紀錄所放映交流，令人遺憾的是，他在2007年因憂鬱症跳樓身亡，震驚許多人。他的首部作品《阿賀的生活》曾於1991年參加山形影展，並在1993年山形影展國際競賽奪得優秀賞，進而與山形產生密不可分的淵源。

《阿賀的生活》拍攝的是阿賀村水俁症患者的生活，導演和村民共同相處三年，記錄下許多村民靜謐緩慢的日常，當年在未完成定剪的狀態下，就在1991年山形影展中播映，結果引來了許多批評。

之後，導演帶著這些意見回去再剪接，才終於完成，並於隔屆獲獎，因而在某種意義上，這部作品是和山形影展一起完成的。另一個故事則是，當年參展時，劇組團隊和片中主角都來到了山形，但因為經費不足沒有錢住旅館，便在山形市市郊的橋墩下搭帳篷挨冷風住了數天。這些相關故事都成為今年致敬活動的內容。

▲ 佐藤真拍攝阿賀村水俁症患者的紀錄片《阿賀的生活》，1992年。

▲ 2004年的《阿賀的記憶》預告片。

除了正規放映與座談，擔任《阿賀的生活》的攝影師小林茂就特別邀請大家再次回到橋墩下度過一晚。橋墩的牆上放映著1993年山形影展的紀錄影片，年輕的佐藤真、懷斯曼（Frederick Wiseman）、Peter Wintonick、Kidlat Tahimik、吳文光等人的青春模樣在影像中被印記。大家一面吃著山形的著名芋煮，一面講述當年的故事，追憶曾經的美好。小林茂在致詞時說：「看到我們以這種方式向他致敬，相信佐藤真在另一個世界也會感到開心！」

紀念活動也包括一場演劇表演，《臉》由佐藤真的學生擔綱演出，以紀錄劇場的方式真實演出自己，面對一張無人的椅子暢談對這位老師的回憶，在場觀眾皆感動落淚。其中一場論壇也特別由年輕學生或導演輪番暢談，這些講者未必和佐藤真接觸過，但他們從新世代的觀點，自由闡述佐藤真對自己帶來的影響。許多曾被佐藤真教授過的學生，畢業後從事美術設計、劇場導演、社工等等，仍不忘帶著紀錄片的初衷與精神。

致敬佐藤真的活動是由小林茂等人自發性發起的，被安排在「山形與電影」的單元之中，拓展了這個單元以往僅挑選山形導演或以山形為拍攝主題的傳統，賦予山形這個地方更多意義，讓這些故事不斷地被傳誦。

電影做為城市文化

山形影展在2011年之前是政府主辦的活動，2011年後轉型為NPO，每屆總預算約2.5億萬日幣，但仍由地方補助大量經費。正如同佐藤真的故事，山形影展因為穩定的團隊與地方的支持，讓經驗和故事不斷傳承下去，也讓所有與會者體會到這是一個擁有傳統與歷史感的影展。

而對山形來說，今年最重要的消息在影展之後終於公佈：在經過約三年的籌備申請後，山形縣終於成功以「電影」做為主題，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創意城市之列，也是日本繼神戶、名古屋、金澤、札幌、濱松、鶴岡、筱山後，第八個進入UNESCO的城市，第一個以電影為主題的日本代表，也是全球第十三個電影城市。

上屆（2015）影展的最後一天，山形影展便邀請了市民一起參與想像一個電影城市的未來，今年的最後一天也依然如此。在這個只有25萬人口的城市，就有21個電影影廳、東北藝術大學的電影映畫科系、亞洲最古老的紀錄片國際影展，山形影展的電影圖書館更有超過一萬四千部以上的紀錄片可被瀏覽，並在311核災發生後，建立了關於東北大地震的電影資料庫。

記得在2011年時，山形影展曾在日報上憂心地表示「山形：來年再見或已到了盡頭」。主因是政府的財政出現赤字，再也沒辦法提供影展資金預算。如今，走過這段最困難的時期，在成功進入UNESCO之後，官方與影展關係的改善，讓山形影展未來也要更致力於在地的巡演、工作坊、電影教育、圖書館經營等等。

至於像「國際與在地如何共存」、「紀錄片太過艱澀能吸引觀眾嗎」、「影展跟地方的關係是什麼」這些因為在小城市舉辦影展而常被質問的老問題，山形影展以28年一路走來的規律步伐早已說出了他們的答案。

此次以《孤獨存在》入圍國際競賽的中國導演沙青這麼描述他的參展經驗：「像一場夢。那麼純粹、堅定，抵禦著無關電影的所有喧嘩。如同在空中飛翔，真是一生中少有的輕盈、自在啊。……你聽到了嗎，這些由衷的讚美？十幾年來，不止一次地聽到人們這樣談起山形。偶爾也會看到，說話人眼中浮起神往或追憶的光澤……」

對許多觀眾來說，或者說，對像我這樣的忠實觀眾來說，山形之於紀錄片，地方的人情與氛圍，影展的純粹與古典，皆是獨一無二的影響與回憶，也是無可取代的獨特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