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默中爆發——唱出當代中國社會鴻溝的「新工人」樂隊

林吉洋 18 Nov, 2016

北京作家郝景芳的創作中，北京被嚴密劃分為三個階層社會，底層的人們永遠只能為中上層社會處理基礎的生活服務工作，這讓人想到真正的北京...... 圖／新華社

今年八月，32歲的北京女作家郝景芳創作《北京摺疊》，獲得第74屆的雨果科幻小說獎的中短篇小說。《北京摺疊》描述北京被嚴密劃分為三個階層社會，城市運作的時間也分割成三個時間；晝夜接替，不同階層的人輪流甦醒、使用分配得到的時間，而底層的人們只能使用到永夜的時間，為中上層社會處理保潔、營造以及垃圾、資源回收等基礎的生活服務工作。

這讓我想起我自己親身體驗的北京和那裏的社會階層經驗。

2012年深秋，我剛在北京朝陽區管庄建材大院安頓好住所，當時6號線地鐵尚未開通，1號線擁擠出了名，剛到之初日日都得飽受通勤之苦。

一日清晨，我見著一個中年男子帶著可能是他父親的老頭在月台上等候列車，兩個人背著大包家當，身著破舊的軍大衣，一見就知道是從外省農村來的打工者。

早晨通勤人數眾多，中年男子好不容易擠上了列車，地鐵門卻關上了，而老頭人還在車廂外面。著急的中年男子在車廂裡面大聲呼喊「司機員、司機員，開門啊，有人沒上車！」當然地鐵車廂裡面沒有司機，惹來乘客一片訕笑。

我擠在人群裡心裡並不好過，一來沒有人在當下立即伸出援手，而我又擔心台灣口音會被認出來，只得繼續沉默。中年男子硬是從如潮水般湧入車廂的人群中擠了出去，他的背影倉皇消失在茫茫人海，擔心能否找到他的父親。

當代中國農村像一大池水，流動的人群、流動的兒童、流動的社會，東西南北四處漂流。圖／新華社

大工地

有人比喻當代中國像個大工地、四處都是正在拆遷的村落瓦房，四處也是拚蓋樓探高的樓盤。

我則想像當代中國農村像一大池水，流動的人群、流動的兒童、流動的社會，東西南北四處漂流。走得動的叫流動，走不動的稱留守。考上重點大學進城的叫鳳凰，考不上的也得進城四處漂流去打工，留在鄉下種地只怕討不到老婆。

即便像賈樟柯電影中魔幻寫實的悲喜人物，迷失在深圳東莞的消費社會、徘徊在北京、上海巨大都會邊緣，打工者卻也有一股不可輕視的、生命頑強的韌性存在。

馬克思將農民失去土地的過程，稱之為「原始積累」，描述傳統農村小農經濟崩潰，進入雇傭體系關係。

離開故鄉、失去土地的農民進了城，農村的概念，也跟著進城打工的農民走到了城市邊緣，城市裏的人把那裡喚為城中村或者城邊村。

▲ 離開故鄉、失去土地的農民進了城，農村的概念，跟著進城打工的農民走到城市邊緣，城裏的人把那裡喚為城中村。

城中村

這些在城市邊緣發展、等待拆遷的舊村落，因為租金與生活消費便宜，成為剛抵達北京的打工族群落腳處，俗稱為「城中村」——意思是城裡面、或城市週邊的村子；規模稍大一些的，人口可以多達數萬人，儼然已是小鎮的規模。

新工人藝術團以及它們創辦的「工友之家」所在的皮村是典型的城中村，位在北京東六環的邊上，來來去去的人口從未有準確的數字，根據粗估不會少於五、六萬人口。

村里大部分居民都是來自各省的打工族，他們有的孤身一人揹著全身家當，有的攜家帶眷扶老攜幼，離鄉背井到北京打工掙錢，只圖將來存點錢，回老家買個房子養老，過上像樣的日子。

白天，村子裡的人得費勁地擠上公交車進城，面無表情的在車上坐上一兩個鐘頭，進到城裡幹城市白領階級不願意幹的活，從大樓保安到餐廳裡的服務員、從建築工人到家政婦（類似家庭幫傭）。

這些打工族群，在這個世界矚目的繁華城市裡，擁有的只是沉默的背影。在這個城市的主流視野裡，這一群進京務工的龐大群體，似乎成為了透明人，這對比，讓人感受到在中國高速成長的背後，拉開了兩個社會群體的巨大鴻溝。

傍晚村裡的景象和白天不同，進城打工的人從城裡返回村子，打工族群陸續回到村子，不一樣的是，卸下繁重的勞務，他們各個臉上掛著笑容。村裡的打工族群雖然操著不同地方的語言，卻又同樣懷抱著希望來到北京，他們在當代中國，享受著同樣的命運。

當代中國高速擴張發展的巨大城市邊緣，雖然破落卻又充滿溫情，從這個角度而言，城中村的世界似乎又比城市裡面的浮華虛偽，多了勞動階級的樂天知命，與無窮無盡的生命力。

皮村則是典型的城中村，村里大部分居民都是來自各省的打工族，他們有的孤身一人，有的攜家帶眷扶老攜幼，離鄉背井到北京打工掙錢。攝影／劉子正

在高速擴張發展的巨大城市邊緣，雖然破落卻又充滿溫情，城中村的世界似乎又比城市裡面的浮華虛偽，多了勞動階級的樂天知命，與無窮無盡的生命力。圖／新華社

為沉默者發聲的新工人藝術團

越是壓迫與苦難，文化就越顯的堅韌。當代中國的藝文工作者，用他們自身去詮釋這種反抗。這些反抗劇烈現代化的文化運動，更是一種窺視自身改變的最佳方式。

最近來到台灣演出的「新工人藝術團」就是這樣一支隊伍。

1998年，一個來自中原七朝古都河南開封的中學音樂老師孫恆，辭掉了工作，決定到北京闖一闖。果不其然，迎接他的是理想幻滅後的困頓生活。

1999年，他走過中國十幾個城市，認識了來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結識幾位志同道合的音樂朋友，並在2002年組建了「新工人藝術團」。孫恆跟他的朋友開始在工地裡演出。

通過這些城鄉流動打工者生活文化的調研，以及鄉村建設運動先行者的啟發，這群音樂人認識到，當代中國不只需要為打工者提供音樂文化的精神休閒，更需要一種文化倡議，讓打工者認識到自己所處的社會位置、應該爭取的權益，以及未來要做的事情與方向。

於是乎，這群玩音樂的傢伙，從地下通道的吉他表演開始，用第一張唱片的版稅在北京東五環外的皮村蓋了一所民工子弟學校「同心實驗學校」，提供沒有城市戶籍就學困難的打工子弟，慢慢擴大成為一個一百多的人的組織跟機構「工友之家」。

從樂隊開始，他們搞學校、搞二手品交換的「同心互惠商店」、搞了中國第一個專屬於打工者文化的「打工春晚」，跟專放線上流通的電影院，現在更於北京城外的平谷發展了同心農場。

工友之家成立以來，從工地為打工者公益演出開始，到第一張唱片版稅進帳，接著在一片廢棄工廠裡開辦打工子弟學校，一晃眼已經是13年過去。

▲ 來自開封的音樂老師孫恆，創立「新工人藝術團」，用音樂讓打工者認識自己所處的社會位置、應該爭取的權益。

通過音樂反映當代中國華麗轉身的另一面

2013年我在北京認識了這一群特別有意思的音樂人。在「眾志」的朋友有心大力促成下，克服萬難，讓他們終於有機會到台灣巡迴演出。11月15日星期二晚上，我在中正大學聽了他們的一場演出。

演奏前，孫恆站在台上羞赧地介紹：

或許我們的音樂不是那麼樣的好聽……，我們大部分的人其實都還有其他的工作，練團的機會也不多……但我們是想唱出中國社會裡面被忽略的底層文化與勞動者心聲……

演唱後的交流，我本想多說一點，但苦無機會。我認為這句話要做一點小小的補充與修正，以免台灣的朋友不能理解「新工人」的脈絡——「新工人」所創作的，並不是一種符合市場需要、迎合流行文化的商品音樂。

而他們所經歷的轉型期現象，其實距離台灣也並不遙遠。70、80年代的台灣社會，也經歷過劇烈的現代化過程，進入國際分工產業鏈，開展台灣壓縮式現代化工程，從農業社會劇烈轉移到工業社會。

現代化不只是經濟轉型，更連帶的形成一套社會文化論述，一種壓抑農村、壓抑農民，甚至將其貶抑為次等的，譏諷其保守落後的意識形態。而「新工人藝術團」正是希望開啟一種新的社會文化工程，以新工人的社會與文化身分，打破主流文化的刻板印象與意識形態框架。

在當代中國光鮮亮麗的崛起與自信背後，卻有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人階層，在高速發展的過程中被踩在腳底下，在廣大的中國疆土上漂流移動，為華麗的高樓與現代化工程的受益者服務。新工人藝術團創作的面相，見證了中國在經濟崛起過程中，被遠遠甩到邊緣的底層勞苦大眾。他們有他們的運動性格，也有它們對工人階級在政治及社會、文化上的多重壓抑的見解與抒發。